【一颗心能承载的重量】 一颗心的重量

     人在年轻的时候,只言片语的信息就能催生一封书信,而一来一往的两封书信又可以开始许多故事。我与你的故事,大概也是这样开始的吧。   那时候我刚来京城念大学,骄傲得很,一切应接不暇的新鲜,都只能让我更加斗志昂扬,活力四射。我参加了文学社、话剧社和书法协会,并且四处投稿,不久有一篇散文发表在一份青年杂志上。
  这则短文本来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它后面准确无误地登上了我的地址、姓名和邮政编码。不久我收到很多来信,他们中有向我发泄苦闷的高中生,有向我抱怨无聊的大学生,以及向我讲述苦闷和无聊的军人,就是你。
  我并没有打算给任何人回信,但信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似乎应该给其中的某个人回上一封,于是就选择了你。我给你回的第一封信――跟一封信比起来,它更像是一幅书法和文学作品。我用带有香味和花纹的托墨性良好的信纸,用爸爸送我作为升学礼物的金笔,用纯蓝的墨水,用从小到大备受赞赏、又苦练了一夏一秋的飘逸的行楷,用两节军事理论课的时间,给你回了一封信。在信里,我耐心地安慰了你的苦闷和无聊,并极尽我的想象,虚拟地赞美了你的家乡――广西梧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用上了“疏桐掩映”、“水气氤氲”以及许多类似华美的、温婉的、清丽的词。
  很快你写来第二封信,是不是因为我的回信比较赏心悦目?这次你寄来了你的照片。你坐在一片坡地上,阳光灿烂,四周的映山红开得如火如荼,你咧嘴冲我憨笑,一口白亮亮的牙,衬得你的脸黝黑发光;我突然就想起两句诗:“如果能在开满栀子花的山坡上/和你相遇/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我怎么会想起这个呢?映山红不是栀子花,我也绝没想过要和你成就一段军营与校园的佳话。
  可我偏偏就想起来了,并且针对你继续苦闷无聊的话题,给你回了一封更耐心更古道热肠的信,告诉你只要努力生活,生活一定是有希望的。我想不出更好的言语来替换这种空洞,我对军营生活实在是一无所知。我还在信的末尾告诉你我们宿舍的电话号码,说,如果你和你的战友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还首先给你打了一次电话,将我信上的空洞话语颠三倒四地重复了很多遍。
  听起来我似乎可以救苦救难。从那以后你就不再写信了,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间或还有你的战友,向我讲述军营生活一如既往的单调和苦闷。每次你有不重样的烦恼――上次在半夜紧急集合中落后,这次可能在打靶比赛中被对手使坏。虽然它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两样――而我却只有同样的话来回答你,就是只要努力生活,生活一定是有希望的这类屁话。
  我为此非常烦恼,真的,可能比你向我倾诉的烦恼还要烦恼得多。我刚刚念大学,安慰人的语言既不丰富也不有力,我必须搜尽枯肠找些新鲜的招数来。这让我痛苦。更重要的是,我似乎变成了一只任人倾倒烦恼的垃圾桶。我的心被你的烦恼塞满了,我自己的就会溢出来折磨我。
  于是某一次你打电话来,向我讲述一件似乎是有关军服的不如意,并埋怨我为什么始终不给你寄照片,还不时传来你战友的阵阵怪叫,我突然恼怒极了,沮丧极了。我情绪很激动地,几乎是吼着,前言不搭后语地告诉你:“别人的安慰始终是隔靴挠痒,能救一时之急,难解一世之结,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要学会自己替自己排解,我也不会给你寄照片,因为我们根本就素不相识,大可不必如此牵扯。”
  你好像愣住了,很久才“哦”、“哦”了两声,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你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毕业的时候我整理信件,想起你的信和照片,着意找了一找,没找到,就罢了。
  还是前天,区委接待一批南方台风救灾有功人员,我负责签到。一排绿军装从我面前走过,我甜美地微笑,端详每个人的名字。“李仕雄”――3个粗黑的大字,斜斜入鞘的剑一样的字体,刺了我一跳。抬头看写字的人,黝黑的方脸,一脸的认真,写完最后一笔,看了看,又在雄字的一撇上描了一笔,这才满意,咧嘴笑笑,一口白牙晃了我的眼。
  真的是你呀。我当然没喊出声来,明明知你不可能认识我,我也把头埋低,等你走远。你还是那么爱笑,那次没有被我伤了心吧?还是已经学会自己排解苦闷了?
  你大概永远也不知道,之后的几天,给你们做临时导游、细辫子小个子的姑娘就是曾经假模假式地安慰过你,突然又“咕咚”一声将你推开的大一女生。她那时候多么浅薄无知,不负责任,因为她太年轻,不懂得耐心和善良皆有限度。她以为自己的心可以无限深广,其实只有那么一小片空地,能承载的重量极限是自己的疼痛。
  这样的错误,和年龄有关,不过你也早已原谅她了吧?我知道你一定原谅她了。
  
  (李梅摘自《新青年・朋友》2006年第8期,安玉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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