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表达和自己无关 不阅读,与网络无关

  《越读者》   郝明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   定价:32.00元      这是一本及时的讨论阅读的书,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如何阅读”的建议。怎样躲避不值得付出那么多时间的书?如何阅读小说、诗、历史、哲学?为什么要阅读漫画与影像?诸葛亮、陶渊明、朱熹、苏东坡,是怎么读书的?做笔记的方法;主题阅读没那么深奥;Fashion与经典的分界;一个普通读者越界的时候,需要知道的50件事情……
  
  网络风行之后,给我们新添的一个苦恼是,给“阅读”这件事增添了更多容易讲不清、分辨不清的面貌。
  所以,对于网络,最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网络使得人远离了书。甚至,远离了阅读。
  但,真的是这样吗?
  翻开人类的历史,我们总是拼命想把阅读这件事情变得比较容易、比较便利些。
  文字和图画,从早期刻在石头上、动物甲壳上、竹子上,到写到皮革上、纸张上,到印刷、装订成册,再到转化为电子数字形态,可以用手提电脑、PDA与手机来显示,我们一直希望把阅读这件事变得越方便越好。
  从最早只有和神界可以沟通的祭司才有资格阅读,到王公贵族垄断阅读的权利,再到民间富有之家也可以阅读,再到推广给更普通的人民,终于成为人人皆须接受国民教育,我们一直希望阅读的能力与机会,能推广到越多的人手上越好。
  但是,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想把阅读推广与普及的力量越大,吸引我们不想阅读的力量也就越大。
  在中国,公元11世纪的宋代,印刷术大盛,突破了过去书籍只能用手抄、费时又少量的局限,于是各种书籍的种类和数量都扩大,“莫之不有”。但也就在这时,苏东坡写了《李氏山房藏书记》,感叹过去书籍取得不易的时代,大家愿意千里迢迢追寻一本自己想读的书,但到了什么书都有了的时候,却反而大多不爱读书,只顾得“游谈无根”(爱八卦)。到了清朝,书籍出版得更多了,袁枚写《黄生借书说》,感叹就比苏东坡的时代又多了一层。
  苏东坡感叹他那个时候的人,就因为可以读的书籍太多,取得太方便,反而不爱读书,只爱八卦。不知道他来到今天会怎么说。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带动起“民主”与“国家”的观念,在推动国民的教育与阅读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与影响。同一时间,工业革命所带动的印刷技术的改良,在书籍演进史上也有很关键的影响。然而,也就在那之后不久,火车出现了,于是很多人感叹过去大家愿意守在家里安安静静读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都急于到处去旅行了。
  大约100年后,19世纪末的时候,英国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把出版者与印刷者的角色做了划时代的分工,出版产业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书籍的样貌与形式也有了很大的革新。不过,这时电话出现了。于是,很多像梭罗这样的人又开始感叹,过去大家可以在火车上旅行,安安静静读点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大家只爱在电话上煲电话粥了。
  进入20世纪20年代,西方出现了平装本革命,书籍再次以前所未有的便宜价格与方便携带的形式出现。书籍与大众之间,出现了零距离。但是也就在这之后不久,电视登场了。电视登堂入室的结果,使更多人感叹我们离阅读这件事又远了。
  20世纪末,互联网(internet)――人类自有书籍以来的最关键的一次革命,登场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90年代终于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阅读,突破了书籍时代所面临的空间与时间障碍。但与此同时,网上各种游戏与娱乐的风行,让许多人又感叹,我们从没有如此背离阅读的可能。
  我们一直想把阅读这件事情弄得更普及、更便利。
  然而,阅读越是方便的时候,我们越是不想阅读。
  人性如此。从来如此。和网络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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