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详尽的法律规定，正是因为如此，有些法律规定就显得有些繁琐甚至荒唐。本文作者是一位在北京从事外语教学的青年教师，他向我们讲述的就是自己在美国旅居的时候发生的一件趣事
波尔之争
我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妻子则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所大学教书。她很想让我出国，我却喜欢待在国内，盼望着她能回来。这样，彼此都不能同意对方的意见，就只好做起了假期夫妻。幸好教书的人有寒暑假，我们每年都可以在一起聚三个多月。
今年假期，我又去了田纳西州。我们的房子在郊区，每天需要开车两个小时到市内。我们周围的邻居大概有四十来家，而且还有个小教堂和一家超市，算是个比较成熟的社区。
我们的邻居乔斯先生大约五十来岁，秃顶。妻子告诫我说，他是一个比较古怪的人。我问妻子他古怪在哪里，妻子回答说：“倒也没有什么，就是性格有点执拗，只要他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问为什么，妻子说：“可能因为他是学哲学的吧，学哲学的人都有点隆。”
每天下午，我在街头散步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乔斯先生拄着拐杖，脚步蹒跚地散步。我偶尔跟他打个招呼，他不像其他美国人很热情，只是淡淡地冲我点点头，有时候甚至连头都不点，一副傲慢的样子。时间长了，我索性不跟他打招呼了。
乔斯先生后面跟着的波斯猫却非常引人注目。这只猫叫索非亚，是只母猫，浑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看样子品种非常名贵。乔斯先生深居简出，性格比较孤僻，这只猫就算是他的忠实伴侣了。
这天，教堂门口贴出一张告示，上面说，动物慈善协会有一条无家可归的狗，需要一位有爱心的人士收养。本周五将在教堂举行社区会议，有兴趣的居民可以参加。我给妻子一说，妻子很高兴。一年到头，总是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家里养只宠物，也能排遣情绪。
周五，我们去了教堂，教堂里聚满了人。在美国，收养一只宠物的手续之复杂超出常人想像。首先必须证明有固定良好的收入，再者，还要有足够的闲暇时间陪宠物玩。而且，还要求按月向动物慈善协会汇报宠物的身体情绪状况，等等，十分繁琐。妻子熟悉美国生活，收人证明和书面陈述准备得非常详尽。
在动物慈善协会会员的评选下，最后只剩下了妻子和乔斯先生。最终，他们同意由我妻子收养，他们的结论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善良女士，有着东方神秘文化的心灵，适合承担这一高尚义务。”而对乔斯先生的结论是；“已经有了一只猫，未免会引起爱心的偏重，使其中的一只受到冷落。”乔斯先生很不高兴，散会的时候，来宾都跟妻子握手表示祝贺，乔斯先生却阴沉着脸走开了。妻子也不在意，兴高采烈地抱着那条小狗说：“就叫它波尔吧。”波尔是妻子喜欢的一种法国晶牌的葡萄酒。
天降诉状
接下来的几天里，妻子整天都欢天喜地的。她每天下午都要带波尔去散步，往往和乔斯先生碰见。有一次，乔斯先生对我说：“你要注意啊，波尔的叫声太大了，会影响邻居休息的。”我不以为然地说：“这只是一条5个月的小狗啊，你听听，它叫得多柔和呀。”乔斯先生说：“那你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啊。”
过了两天，投想到真的祸从天降。这天，一位律师敲响了我家的门，说：“我是乔斯先生的委托律师。现在我正式起诉你们家的波尔因为管理不善，叫声影响了我当事人的休息，最近，我当事人因为彻夜睡不着觉而患上了多种病症，准备向你们索赔5000美金。另外，波尔的叫声使我当事人所拥有的猫索非亚经常受到惊吓，造成了它精神伤害，索赔5000美金。”
我一看诉状，顿时勃然大怒。这不明摆着是敲诈吗?妻子说：“什么敲诈不敲诈，有人告你，你就得积极应诉，否则输了官司，是真要赔钱的。在美国，我还没听说过谁没打过官司呢。什么事儿都上法庭，这是习惯。”
好在这是假期，我们也不忙。妻子聘请了一位律师，又请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委派专员来测量波尔叫声的分贝，经过检测，专员认为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口头说符合还不行，必须得出示正式的书面文件。环保部门鉴定认为：“此狗的叫声符合社区噪音限制规定，而且也在一只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然后，我们的律师又调查了乔斯先生的医疗记录。这些证据显示，乔斯先生的听力早就开始下降，别说一条小狗叫，就算是开大会的时候，乔斯也未必能听得清楚。
这些材料收集齐全后，我们的律师接着就去和乔斯先生的律师磋商了。最后，乔斯先生不再提这件事了。但为这一点小事，我们却支付了一千多美金的律师费用。妻子多少有点懊丧。她说：“这分明是乔斯先生没争取到波尔，报那一箭之仇呢。以后你再牵波尔逛街的时候，千万注意，看见他和索非亚就绕着走。”
我有点不服气。但在那段日子里，我还真是发现美国人有打官司的癖好。因此，我也长了个心眼，以后再看见乔斯先生后面跟着猫，就干脆绕开他们。看见我们都躲着他，乔斯先生多少有点得意。有一次，我们在路上碰见，他还开心地撅着大胡子，说：“波尔现在在你们家生活得愉快吗?”我回敬他说；“波尔在我们家过着无限幸福的生活。无论谁打它的主意，都必将失败!”
无理索赔
假期快要结束，我即将回国时，那个律师突然又找上门来了。他说：“乔斯先生认为，你们的狗天天到街上散步，我当事人的猫现在一上街就会精神恐慌。你们的狗造成了索非亚食欲下降、植物神经系统紊乱等症状，我当事人在这种情形下，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为了治疗，共支付了医疗费若干，需要索赔……”
不仅如此，乔斯先生的律师还送来了一大摞厚厚的证明材料。其中有兽医证明、医疗证明、社区证明，等等。虽然这纯粹是无理取闹，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认真对待。最后他们提出的索赔金额是5万美金。我估计乔斯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把这条狗的收养权转让给他。
我跟妻子商量着，要不干脆把狗送给乔斯算了，妻子想了想也同意了。但抱着狗往外走的时候，妻子又眼泪汪汪的舍不得了，她说：“咱们又没犯什么错，凭什么说给他就给他呀?再说，转让收养权还要动物慈善协会同意才行啊，否则就有虐待的嫌疑。”
看着妻子那么伤心的样子，我也没了主意。反正应诉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说，让我再想想吧。
第二天，我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妻子眼睛都哭肿了。原来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今天她带波尔上街的时候，正好和乔斯先生迎面碰上，她心里一慌，狗就从她身边蹿了出去，而且把乔斯先生的索非亚给扑倒了。妻子还不知道索非亚受伤没受伤，但妻子告诉我，我们这次必然输定了。
我也知道，在美国，官司不是什么大事，关键是律师费支付不起。索赔5万美金，就算完全是我们的错，顶多也就是赔偿几千美金，但律师费估计需要四万多美金，这样一出一进，半年多的薪水就没了。那怎么办呢?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我马上就要回国了，总不能眼看着妻子被人欺负呀!
果然，第二天，乔斯先生的律师就兴冲冲地来了。看他那么高兴的样子，他肯定是认为这次索赔必胜无疑了。他提出了更可怕的索赔金额，而且，他还列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动物医院的医疗费用明细单。照这样下去，他是非得让我们倾家荡产不可。
我想了想，对律师说：“好的，明天我们一起去乔斯家里谈索赔的问题。你能否请乔斯先生给我来个传真，约个时间?”律师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临走的时候，律师说：“其实，索赔是小事。你们可以考虑为波尔找一个更适合的爱心人士收养啊。”这话肯定是乔斯教给他的，哼!
兵来将挡
第二天上午，乔斯的传真就来了，他说下午三点半欢迎我们到他家里做客。我把传真仔细收好。
尽管我们搞得不愉快，但必要的社交礼节还是要有的。我和妻子换上正式的礼服，并且约了妻子的律师和社区工作者，一起到乔斯先生家里去。
虽然是冬天，但并不是很冷。乔斯先生家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庭院和草坪。为了给草坪浇水，专门有一条长长的胶皮管子从后院一直通到草坪旁边。胶皮管子有点陈旧，几个地方在漏水，在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看起来，乔斯先生的确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尽管是一层非常薄的冰，他还是撒了一些防滑粉。但撒了防滑粉就能完全避免人摔倒吗?我忽然灵机一动，故意走近那块冰，做好充分的准备，哎哟一声，先吸引大家的注意，然后仰面就栽倒了。
这下不得了了。妻子赶紧上来扶我，我哼哼唧唧地说：“不行了，我站不起来了。本来我就有脊椎炎，现在完了，我估计脊椎骨摔断了。”妻子听我这么一说，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妻子的律师习惯性地马上记录下“某日某时，在乔斯先生家的庭院里，因为冰滑而摔倒，现场证人某某”的字样。
乔斯先生这下坐不住了，他从屋里跑出来，扶我进屋，在沙发上躺了下来。在美国，居民必须打扫自己门口的雪，如果行人在门口摔倒造成伤害，就属于房主的责任。何况是乔斯亲自邀请我来他家，并且在他家里摔倒的呢。有人说：“要不要叫救护车呀?”甚至还有人说：“是不是报警?”乔斯先生赶紧说：“好像不用，我看他先躺一下就会好的。”我痛苦地呻吟道：“你看，乔斯先生，真是对不起。我本来是带妻子来向您道歉的，我们的波尔给您带来这么多的不愉快……”
乔斯赶紧打断丁我的话，说：“我们都是邻居，多么友好亲密的朋友，你们家的波尔也是索非亚的朋友啊，你要知道，现在索非亚每天不听见波尔的叫声，连饭都吃不下呢。”我一听，说：“当真?你确信如此吗?”乔斯肯定地说：“是的，是的，确实如此！”
我说：“既然这样，那么就请乔斯先生写个备忘录之类的东西吧，反正两位律师和邻居都在场。我的意思是，既然我们是这么友好亲密的邻居，我这脊椎摔断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你把这个问题写上去就行了。”
乔斯跑来跑去，又是找笔又是找纸的，过了一会儿，乔斯小心地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高适先生因为我的照顾不周，在我的责任范围内造成身体损害，但因为我们是亲密而友善的朋友，所以高适先生并无索赔的要求。还有，我非常欢迎我的好邻居高先生拥有一条可爱的小狗波尔，并认为他家的狗丝毫没有影响我以及我的猫索非亚的休息或者健康。如果今后波尔对索非亚有某些亲密接触的举动，我将永远放弃诉讼的权利。”
下面是他的签名，还有两位律师作为见证人的签名。我挣扎着站了起来，晃晃悠悠和妻子一起回家了。
过了两天，我要回国了。乔斯听说了，还热情地要送我去机场。他看我身体非常好，走路非常矫健，就问：“高先生，不知道您在中国做什么?”我说：“我是教授。”他好奇地问：“什么专业啊?”我说：“中国古典哲学。”他颇为沮丧地说：“难怪难怪。”
后来，妻子给我打电话时高兴地说道：“从那以后，牵着波尔逛街的时候，遇到带着索非亚的乔斯先生，乔斯先生都会赶紧绕着我们走。”
(桓学然、张健摘自《知音，海外版》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