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被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晚清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军事现代化。湘军、淮军和甲午战后的新军前后相继，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的统领下，变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代表了晚清军事现代化过程的三个阶段，推动了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封建专制腐朽、经济困境和传统观念的制约，中国军事现代化被延误。
关键词：晚清； 湘军；淮军；新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10-06
晚清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军事早期现代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家的湘军、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淮军和甲午战后崛起的新军，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统领下，开启了晚清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若干年来，单纯研究湘军、淮军和清末新军的学人较多，而综合研究者较少。施渡桥编写的《晚清军事改革研究》介绍了曾国藩等人的治军思想和实践。张瑞安撰有《中日近代军事比较中的审视》、《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历史成败》等文章，肯定了湘、淮军的贡献，分析了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张华腾老师肯定了清末新军的成就，著有《北洋集团崛起研究》一书，认为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已达到了一定的现代化水平。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现代化理论视角，以1912年为时限，以湘军、淮军和清末新军为研究对象，借助比较分析法，梳理、论述晚清军事现代化历程。
一、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历程
（一）启动阶段——湘军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又称湘勇，始建于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八旗兵和绿营军一触即溃，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候发展起来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者，他将湖南各地办的团练整合成湘军。曾国藩崇奉程朱理学，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1]这种提法体现了时代特点，他反对追求空疏无用之学，而把眼光转向经邦治国的“经济”之学。曾国藩在创立湘军之初曾明确表示，他的任务是要练就一支“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的新式武装，以此与勇猛善战的太平军相抗衡。因此，他不仅要按其建军思想和建军模式把湘军组织编制起来，[2]还要考虑如何把那些朴拙耐劳，但又缺乏作战经验的乡间农夫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基于此，曾国藩在战争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和方法：一是以儒家理学为指导，即以“仁”、“礼”为治军之源，“忠”、“信”为行军打仗之本；二是以戚继光治军为榜样，实行“训”与“练”兼施之法；三是以乡土情谊为依托。湘军士兵的来源，早期全是湖南人，且大都是乡野农民，后期出省作战，将士虽有外省人，但仍然是以湖南人为主。在湖南人中，又以湘乡人为主，形成了浓厚的乡土特色。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京城留守奕䜣等统治者痛感洋枪洋炮的厉害，曾国藩也大为震动。1861年7月，奕䜣奏请购买法国枪炮，曾国藩积极支持，认为此举“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3]之后，湘军通过向外国购买武器，用洋人训练军队，迅速攻破了天京。这构成了晚清军事现代化启动的重要契机。
湘军不仅意识到洋务的重要，促使洋务运动发生，而且培养了一批有现代化新思想的人才。除了早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胡林翼等，后期还有丁日昌、丁汝昌和刘铭传等，这些将领在此后抵抗列强侵略的战争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被誉为民族英雄；丁汝昌后任北洋水师提督，甲午中日海战中其部下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撞击敌舰，以身殉国；刘铭传后任台湾巡抚，抗击法国侵略者，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数不胜数。据统计，晚清湘军系统官员共计477人，其中武职及任武职者253人，文职及任文职者224人；按级别看，文职实缺按察使以上125人，武职实缺提督以上58人，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67人。[4]重要将领江忠源、罗泽南、郭嵩焘、杨载福、彭玉麟、刘长佑、李续宾、曾国荃、刘蓉、刘坤一、蒋益沣、刘锦棠以及后来成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等，皆成为封疆大吏。
（二）初步发展——淮军
淮军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兴起，一方面是清政府在以绿营为主的江南、江北大营两次大溃败后对绿营兵完全失望的形势下创建的；另一方面，是曾国藩计划以湘军的制度来创立淮军，并作为继承湘军、以淮代湘的一种步骤。1859年，李鸿章还在湘军幕府之中，曾国藩就令其招募淮南勇500人，操练马队，以做试验。淮军基本上沿袭了湘军营制。李鸿章长期跟随湘军，且以曾国藩的学生与传人自居，对湘军营制及其优势之处很熟悉。同时，淮军初创之时，曾国藩曾调拨包括他自己的亲兵营、曾国荃一部共3000人转归淮军，作为淮军的基础。因此，淮军的营制、营规均承袭湘军。正如罗尔纲所言：“淮军之于湘军，好似儿子之与母亲。”[4]（206）淮军承袭了湘军营制、营规的同时，也沿袭了乡土情谊的特色。根据王尔敏先生《淮军志》所列432名有籍贯可考的淮军将领统计，皖籍者279人，占64%；湘籍41人，占10%；其余为各省及降将或无籍可考者。由此可知，湘军的乡土特色为淮军所保持。从以上内容来看，淮军可以称之为湘军的衍生物。
淮军源于湘军但不同于湘军，存在了三十多年，是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装备西方化。1862年进驻上海不到一年的淮军就“尽改旧制，更仿夷军”，使用洋枪洋炮，聘请洋教练，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洋务运动三十年，李鸿章等洋务派创办了一大批军事工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改变了军队刀枪弓弩、木船土炮的落后装备。
第二，军事政治化。湘军被解散后，淮军成为清政府保家卫国的主力，李鸿章乘着开展洋务运动之机使淮军得以发展，组成了包括军事将领、官员和幕僚的全国性政治集团。
第三，海陆军齐发展。随着淮军的壮大，淮系集团创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海军——北洋舰队。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奋力拼杀，重创敌方旗舰，虽在刘公岛一役中惨败，悲壮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北洋舰队的创立是中国海军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第四，人才军事化。淮系集团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军事学堂，派遣了出国留学生学习西方军事，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数人在北洋舰队或船厂工作，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骨干力量，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为晚清的军事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吴长庆带领的军队是淮军的一支，袁世凯在“庆军”中脱颖而出，颇受李鸿章的赏识，甲午战后，淮系集团衰落，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新军崛起。1901年清政府实施新政，推广到全国编练新军，总称清末新军。
（三）大发展阶段——清末新军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陆军队的败绩，充分暴露了淮军的腐朽，引发了战后中国改革军队的热潮，“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5]作为淮系的一员，且直接参加了辽东战役的袁世凯，对中国军队的弊端更为了解，战后他积极主动地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要求学习西方，改革军制，练兵自强。经过努力，袁世凯取得了新军练兵权。从1895年12月到天津小站练兵始到1899年12月署理山东巡抚，短短几年，袁世凯创建了一支新型陆军。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新政，决定在全国编练新军，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辖区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大大地扩展了小站班底，形成了北洋新军六镇。全国新军总数约为14万人，而北洋六镇约有7.5万人，占总数的一半还多。[6]北洋新军是中国新式军队中最优良的军队，外国人也评论说：“按照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7]
清末军事的现代化水平是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为代表的。清末新军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制度革新。清末新军在军事制度上改变了湘、淮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的建制，而确立起以镇（师）为基本作战单位；将传统的单一兵制改造为步、马、炮、工兵、辎重等多兵种的合成兵制；学习西方的常备兵制，确立起中国常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制等。袁世凯创办的军队，沿袭德国军制，又根据中国实际加以改造，以一万两千人为一分军（即一镇），马、炮、工兵等包括在内。这种多兵种合成军制，各兵种协同作战，密切配合，能够更好地发挥武器效力。在新军的组织机构上，效仿西法，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各处设总办及职员若干人。还设有教习处（后改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等军部直属机关，具体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医疗等方面的工作，这些新式的军事和参谋机构，不仅首次在中国军队出现，而且体现了专业化、科学化。[8]
第二，人才培养。既重视军事科学、军事技术的教育，又重视思想教育，要求中学西学达到较好的统一。《训将要言》：“盖惟将者，首在植品节而矢忠诚，任国家之事，权当思所以称职，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惟时时以尽瘁为心，事事以奉公为念，艰危弗避，劳怨弗辞，利钝弗计……激发天良，明晓大义，尊尊而亲上，乐事而劝功，上以忠，下应以忠义，理固也。”[9]袁世凯在李鸿章办学堂的基础上，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初步确立了近代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为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奠定了基础。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完全是新型的军官，一批批军官毕业后被充实到北洋各军及其他省新军中，从而促进了整个陆军的早期现代化。
第三，装备先进。近代军队与古代军队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利用了近代的科技成果，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中国军队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武器装备。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就极力发展中国的军火工业，但由于发展军火工业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所以生产出来的武器大都比较落后。袁世凯鉴于淮军主要依靠中国落后的军火工业，甲午战中“子弹每炸裂相半，种种误事，不可枚举”，[10]于是将装备新军的目光移向了国外。新建陆军时期的武器装备来自德奥两国，是当时世界最新最先进的武器。
综观湘军、淮军和清末新军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晚清军事已经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但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确是被延误了。
二、关于晚清现代化的理论分析
随着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也渐次走向深入。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当前海外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权威性著述，该书认为现代化过程的实质是一种国内转变，提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应从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3卷本）将中国现代化历程分为“前提与准备”、“启动与抉择”和“改道与腾飞”三个时期，认为晚清现代化属于第一个时期。晚清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现代化。章开沅先生认为：“外源性的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的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11]尹保云撰写的《现代化通病》一书，认为阻碍晚清现代化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专制。
但在晚清现代化特别是军事现代化中，经济是一个重要因素。军事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经济作为后盾，离开了经济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西方军事学家罗恩·史密斯著的《军事经济学》一书，系统分析了军事和经济的相互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张振龙主编的《国防经济学》，系统论述了军事建设、后勤、战略等与经济的密切关系。
除政治、经济因素外，英格尔斯在其著作《人的现代化》中强调人是现代化的真正主体，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2]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儒家传统阻碍了晚清现代化的步伐。马克斯·韦伯认为儒教提倡的那一套强调内在修养的伦理，是“强烈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3]芮玛丽认为“晚清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14]上述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更为根本的是统治阶级不想放弃在旧制度中的既得利益。 三、阻碍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原因分析
基于以上现代化理论，阻碍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
19世纪后半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加速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向外扩张。而清王朝已是矛盾重重，江河日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变革举措。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受到震动，亲身经历战争的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成为洋务派，要求学习西方，但顽固派依然大有人在。清政府为巩固皇权，解散了有十多年作战经验的湘军，开始了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湘军的解散是晚清军事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损失，不少军事人才弃武从文。
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效仿湘军，以乡土情谊为依托固结，扩建淮军，组建北洋舰队。时人评论：“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始通，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15]李鸿章任人唯亲，编织成一个很大的社会关系网，严重削弱了陆军、海军的战斗力。洋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触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其结果是以失败告终。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却成功进行了明治维新，不仅从制度上进行了变革，而且非常重视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去学习，给官员降薪以发展海军。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改革成果的大比拼，中国海陆军队的败绩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战后袁世凯在致李鸿藻的信中说：“此次军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16]
甲午战后，袁世凯编练新军，新政时期乘势发展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的现代化程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1905年、1906年彰德会操后，清政府为抑制袁世凯势力膨胀而削其兵权，1907年袁世凯被改派至外务部任职。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北洋新军也受到牵连，这使得晚清军事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
（二）晚清经济的困境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征收关税、盐税也屡遭列强破坏，清政府国库越来越空虚。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国家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屡战屡败，为镇压农民起义，清政府急令各地乡绅举办团练，但政府拿不出足够的饷银，要求就地筹饷。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兴起了洋务运动。但要兴办工业“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之财，无力持久。”[17]1865年清政府向英国借款之后，就经常利用各种方式向西方银行借款。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日本两亿两白银。因“言常用则岁入岁出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入输出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则更无以相抵”，[18]清政府遂开始了大规模的举借外债。庚子事变后，《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及利息共九亿八千两白银，中国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面对这种局面清政府被迫从1901年开始推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新政改革，但为解决资金问题外债高筑。甲午战争后，英国贷款给清政府的绝对垄断地位被打破，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美国争相给清政府贷款。英国借款约为3.4亿两，占28%；德国为2.7亿两，占22%；俄国为2.0亿两，占17%；法国为1.6亿两，占13%；日本为0.8亿两，占7%；比利时为0.6亿两，占5%；美国为0.6亿两，占5%。[19]这些外债利息高、折扣大、镑亏重，大多以关税、盐政、厘金作抵押，列强通过清政府为外债作担保和抵押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自主权。到20世纪初，中国陷入了外债的恶性循环之中。
新政时期，编练新军是重要内容之一，但只有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发展较好。因经济竭蹶，全国各地新军编练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非常有限。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又启用袁世凯，但因国库空虚，不能满足各地的饷银要求，南方多个省份纷纷独立，北方也出现乱象，北洋新军在“库储奇绌，借款为难，械不能购，兵不能增”的情况下逼迫清帝退位。[20]
（三）传统观念的制约
晚清主张兴办洋务的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现代化观念非常有限。曾国藩组建湘军，主要沿用戚继光打法，虽用洋枪洋炮，但“曾氏治军，火器虽已参用，而于刀矛仍极重视，每诫部下勿专恃火器”。[21]李鸿章组建淮军，大力发展洋务，但思想守旧，用人以私。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记载：“刘铭传与李鸿章同县，因事至天津，观其所用人，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未几，中东事起，大东沟一战，海军尽毁。”[22]可见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思想理念和做法与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袁世凯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封建意识浓厚，以致当了中华民国总统仍不知共和为何物。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讲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23]袁世凯是从淮军起家的，在其编练的新军中有一部分就是淮军投奔去的，他虽然努力改革军制，采用西式装备，重用留学归来的人才，但始终把封建伦理思想作为治军之本。所以北洋新军实际上是亦新亦旧，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综上所述，晚清军事现代化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经过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积极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缺乏现代化观念，加之晚清经济竭蹶，军事现代化的程度是很有限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政治等方面一样，被延误了，大大落后于当时世界先进国家，也落后于几乎同时实行改革维新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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