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医疗纠纷” 文/李志刚 客观上说，古代医疗纠纷确实有，但闹得太凶的并不多。 古代医生从小就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州县行医者一般毕业于中央卫生院并通过考核有执照，而且古代有“不成良相，便为良医”的优良传统，视医术为“仁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古代交通不便，老百姓看病不像今天，很容易去省城，一般去附近民间诊所，于是，对“口碑差”的医生，老百姓马上能用脚投票，根本无法生存，因此，除了技术原因外，故意乱用药、过度医疗、谋取钱财等违反道德的事，在当时无异于自取灭亡，实在比较少见。
尽管少见，但不等于没有，有了医疗事故，除了“私了”解决外，历朝官方是啥态度呢？
曾担任秦国太医令（卫生部长）者提出：“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意思是每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按照考核结果奖励或克扣其俸禄（以制其食）。这也表明，当时出现医疗事故，除了影响医生待遇外，医师并不承担责任，患者只能怨自己没有碰到“十全”的医师了。
唐朝以前，医疗纠纷大多由民间有声望的人帮助调解解决，责任医生不会受法律处罚（华佗因涉及政治，不在医疗事故之列），但到了唐朝，首次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对责任医生的惩处。唐律规定：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者，处以流放；伤人的，以故意伤害论；虽然不伤人，但只要有过失，也要进行杖责。
明清时期，处理医疗纠纷进一步细化，特别是对于责任认定，法律出台了“由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的制度：“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即对责任事故，不由当事医生自说自话，而是由官府指定其他医生（别医）进行鉴定，如此既可确保公正，受害者也易接受。
清律对于责任医生，不再像以前那样搞“刑法伺候”，而是吊销医疗执照和经济赔偿，比如说清朝规定医生因失误致病人死亡，要赔偿病人家属十二两五钱，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数年的收入。
古代对庸医的处罚，大致经历了“宽—严—宽”的轨迹，这与古代文化密切联系，民间有“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治得了病、救不了命”的说法。历代皇朝也都鼓励仁义、中庸、与人为善的民风，大力制约医闹中的“刁民”、讼棍，这些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民众对待失误医生的态度。
寡妇“律师”写状子一字收百两
文/王尚
在古代，讼师是替打官司的人出主意、写状纸为职业的人，有点像现在的律师。曾六如的笔记《小豆棚》就记载了这样的讼师：清湖州女讼师“疙瘩老娘”。
“疙瘩老娘”是个寡妇，远近闻名的刀笔讼师，文笔十分犀利。许多经年不结的大案子，凭她一纸数笔，就可以力挽狂澜而结案。她靠这个本事发了大财。
湖州一个富家儿媳，丈夫死后想改嫁，而公公不允许，迫她守寡。她便向“疙瘩老娘”求援，“疙瘩老娘”开价是一字百两银子，向她要了一千六百两银子，写了张十六字的状子。
状子是这样的：“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壮而鳏，叔大未娶。”意思是这个媳妇年方十九岁，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儿子；公公正值壮年且鳏居，小叔子长大了也未娶亲。
俗话说：“养儿防老。”寡妇有儿子的话，以后的生活和在家里的地位就有了保障。没有儿子而守寡，未来的生活则没有任何保障。况且，家里的两个至亲都是单身。
按当时的法律，公公与儿媳私通是死罪，弟弟娶寡嫂也是死罪。更重要的是，古时的吏治理念是以德治国，一旦出现这种乱伦的事情，会对官吏的政绩造成恶劣的影响。状子呈上去，县官即判儿媳改嫁。
一次，江北连年歉收，米贩纷纷到江南收购粮食。江南人怕米价高涨，禁止大米出境，结果形成诉讼。米贩求助于“疙瘩老娘”。“疙瘩老娘”索要三千两银子，写了张状子呈上。次日，衙门就下令不得阻止粮食出境。
那张状子写道：“列国纷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对仗工整，说理透彻，令人拍案叫绝。由此可见，讼师们的智慧的确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