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6年到内华达的。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专业。学生物的，同学们都这样说的：学生物的，除了出国，还能做什么?事实也的确如此。 大三刚开始，就是重复无数师哥师姐做过的事情――背单词、考托、考G、查学校、写读书计划、准备各种证明材料、填写密密麻麻的表格……后来，就去了内华达，一所不算太好的大学和一份相对丰厚的全奖。
不要以为留学有多么幸福，除了永远都写不完的论文、做不完的实验以及读不完的专业资料，还有“工作”――做助教是最好的，其次是在学校打杂，帮忙收集资料甚至打扫卫生，运气最差的就只有打黑工，因为在美国留学生打工是非法的，而雇用你的老板冒了违法的危险，他自然有理由给你低得可怜的报酬。你做不做?不做，有大批第三世界的学生来抢着做。
按理说我应该庆幸，一份12000美元的全奖加几乎全免的学费连美国人都羡慕，可那只是第一年。我还有一个弟弟，他也要念大学，于是我寄回了一些美元，足够他应付两年或者更久的学费以及日常开销。就在父母为我自豪的时候，栽却没能如愿拿到第二年的全奖，甚至连半奖都不够。
庆幸的是我的房东非常友好：一直给我提供相对低廉的房租并且允许我不时拖欠。他和他的太太属于美国常见的中产阶级，每年都会出门旅游一趟，也曾经到过中国，最爱提起的是长城和兵马俑。
“中国人真的很伟大。”他们总这样讲。
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叫吉森・米勒，和我们熟悉的洋娃娃一样好看，只是，医生说他的智商只有70，也就是说，是弱智。起初，我很别扭，因为我不清楚该怎样和这样的儿童相处。后来，我发现上帝其实是公平的，因为我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孩子可以像吉森一样把中国结玩得那么好的。我的外婆祖上是大户人家，对于中国结的各种系法颇有一套心得，后来传给我母亲，然后是我。可惜我天资有限，只怕已不及外婆的五成了。那天晚上回来又没有工可打的时候，我就试着系中国结自己玩，几根普通的绳子，绕来绕去，便成了一个精巧的图案，再缀上中国传统的玉坠一类的物事，吉森在一旁看着，时不时发出惊讶或赞叹的声音，他的眼神愈来愈专注，最后连动画片都不看了，就盯着我手中的绳子。等我准备上楼去睡觉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声音；“阿姨，我也要。”
以后，只要不是太忙，教吉森系中国结便成了我每天的必修功课，他的手非常灵巧，他能够很快地学会我教他的一些在我看来过于复杂的系法，并且熟练地把它们运用到一些更复杂的结中。过了一段日子，我们的位置开始颠倒；他成日琢磨这几根绳子，晚上则骄傲地向我展示他刚刚发明的新式中国结，他把各种各样的花式揉合到一起，新的组合是那样大胆，又摹那样奇妙，他的思维完全突破可我和我的母亲还有外婆所习惯的中国结的样式，它们给了我学业之外最美好的享受。
只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一个5岁的“弱智”孩子的作品。因为吉森只能说一些最简单的单句，对很多常识性的问题搞不清楚，大部分知识需要教好几遍，对同龄人舶嘲笑反应也不太强烈……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和吉森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虽然我们的交谈并不多，但是对于中国结的热爱让我们彼此都有寻到了知音的快乐。异国他乡的求学自然艰难和辛苦，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天真的孩果子，能常常给你惊喜，支撑下去的意念不禁强了许多。
然而。我的学业越来越重，已经不允许我再用那么多时间去洗盘子拖地了，否则我将一无所成。我已经走投无路。那天米勒夫妇走进我房间的时候，我已经在收拾行李了。
米勒夫妇将装有了沓美元的信封交到我手上，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把我以及吉森编的中国结，通过互联网出售的收入，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本来想说，中国结，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它了，那都是吉森做的，那是吉森的报酬，不是我的。但是，米勒夫妇坚定的眼神阻止了我。
“你带给吉森从未有过的快乐，也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了我们的儿子，他有多么聪明，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我已经不能言语了。后来；我找到了―份助教的工作，并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业。在美国的这四年里，我知道我将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米勒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吉森，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弱智”朋友。
(李永刚摘自《女报时尚》200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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