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前农业部长何塞・卢林贝格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经济学家。 一次，卢林贝格从瑞士乘飞机回国。当飞机飞越大西洋时，他忽发奇想：如果这时候飞机坠毁，他将得到一笔赔偿金。然后，因为这笔赔偿金，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马上得到相应的攀升。再后来，瑞士的航空公司因此再买进一架新的民航飞机，其国民生产总值将再一次得到攀升。
假设终归是假设，当不了真的。然而，卢林贝格为了给自己创立的“不幸福的经济学”提供令人信服的理据，他还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例：有两位母亲，原来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也充分地享受着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而产生了经济效益，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双方的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不是母亲的抚养。这不是“不幸福的经济学”，又是什么？
同理，为了追求产量，人们向田里倾注大量的农药和化肥。这些化学物质不断地改变土壤的成分，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板结，作物无法生长。遭受损害的不仅是土地，还有人们自身。在尽情享用丰富多彩的四季果蔬之时，他们体内的毒素日积月累，悄悄地吞噬身体。
同样，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对都市人身心健康的损害，就像果蔬的农药残留一样慢慢累积。原本工作是为了生活，但当工作的压力直接威胁到生活的主体――人的身心健康时，那工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们在关注经济的增长速度之时，是不是更应关注“幸福”的增长速度？
（张洋摘自2006年5月31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