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围绕勃列日涅夫主政18年的历史，揭示了苏联极盛而衰的历史面面观：通过“新经济体制”改革，60年代末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成为战后苏联历史的转折点；从70年代后期苏联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停滞的泥淖；特权阶层是导致苏联社会停滞的罪魁祸首。
勃列日涅夫任期内的第一次健康问题出现在1968年7月底，正在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谈判的勃列目涅夫因激动过度而心脏病发作。8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再度出现健康问题，一度出现了短暂昏厥状况。经医生检查，发现勃列日涅夫是由于月R用过量安眠药造成的。在此之后的几年里，在医生的精心照料下，勃列日涅夫除了有服用安眠药的恶习之外，再没有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勃列日涅夫自己也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他甚至戒掉了饕餮大餐，养成了吃素食的习惯。不过，服用安眠药和自然的生命规律还是使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初期就开始出现了脑血管硬化迹象。1974年11月，勃列目涅夫在前往蒙古的火车上再次出现严重的脑部血循环破坏症状，只是在医生的帮助下他才完成了蒙古之行。这次患病的后遗症十分严重，他的语言能力受到了破坏，从此之后不能读较长的句子，更主要的是他的思维能力受到了限制，经常出现思维中断现象，已经没有能力去严谨地思考问题。
重病之后的勃列日涅夫的举动充分显示了这位作为一国最高领导人的自私、狭隘和对权力的贪婪。如果为国为民考虑的话，即便他没有能力和水平考虑建立领导人的更替机制，也应该考虑为党和国家寻找一位接班人。但是，勃列日涅夫不管这些，他只是在他自己缔造的“第聂伯罗帮”的围绕之下，维持着自己的权力，享受着至高的特权。这样，在苏联就上演了病夫治国的丑剧。
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勃列目涅夫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紧张的工作节奏，不得不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1976年2月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时，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对他来说已经力不从心，不得不进行中间休息，这时工作人员发现他的内衣已经被冷汗浸透。在此之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时间逐渐减少，后来减至每天3至4个小时。他工作的时间安排是：11点左右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午1点用餐，之后一直午休到5点，傍晚7点钟回家。这几年，勃列日涅夫仍然不断地在电视镜头中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逐渐地老去直至死亡。一位不知情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怜悯地说：“他这么老了，又患病，还强迫他工作。”看着他那老态龙钟的身影，这几年苏联人心中已经不是同情和怜悯了，而是愤怒和嘲笑。人人都在问：这样一个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为什么还站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呢?
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参加了红场上的庆祝阅兵仪式，从上午lO点一直到下午，一连几个小时，虽然中间可以到一旁喝一点酒或者和其他领导人谈谈话，但寒风中的几个小时的确是巨大的煎熬，活动结束时，勃列日涅夫甚至已经抬不起手臂向群众招手致意，可他并不在意。晚上，他又参加了大型招待会并发表讲话。此后的连续两天，酷爱打猎的勃列日涅夫都到扎维多沃的措场打猎。当然，这时年迈的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汽车里，看警卫员们举枪打猎，从猎物被击中和挣扎、扑倒的过程中体会兴奋罢了。11月9日，勃列日涅夫还能坚持上班，吃饭时他感到胸部不舒服，但是拒绝警卫给他叫医生。饭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看喜爱的电视节目，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第二天接近9点时，警卫人员进人他的房间去叫醒他，发现躺在床上的他睡姿特别，下巴抵在胸前。急忙去叫醒他，才发现人已经死去。急忙赶来的恰佐夫医生进行了急救，但无济于事。就这样，执政18年的勃列日涅夫离开了人世，而他留下的是一个盛极而衰之后的停滞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