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我是一家大报的记者。1996年，在朋友帮助下来到美国。朋友的帮助只是让我获得签证，但在美国的生活都必须自己料理。原以为美国处处都是黄金，身置其境后，才知道大错特错。为了生存，我从事过很多种职业，经历过无数次下岗，深深体会到异域谋生的艰辛。
钱没赚先丢车
一到美国，我就做好了打工的准备，开始目标集中在餐馆上。每到一处，对方总是问有没有经验，我说没有；会不会讲英语，我说讲不好。结果几天下来，跑了无数地方打了无数个电话，却没有一家餐馆肯雇用我!
后来我碰到一位上海女孩，她对我说，她刚来美国时也这么老实，其实行不通。为了找到工作，你必须说“有经验”，人家就会用你，等发现你没经验时，你已经干了一天了，已经“有经验”了。
她的话使我有了一点信心。可到了餐馆老板面前，我就发怵，这个谎话怎么也出不了口，结果还是没有找到刷盘子洗碗的活儿。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是要招考技术工人，修理电话机和电话录音机。我在大学就学这一门，当记者其实属于“不务正业”。我满怀信心地去考了，技术部的负责人立刻要我第二天就去上班。可是到人事部一填表，发现我没有绿卡，当即表示遗憾，他们不能录用没有“身份”的人。
只好再跑。又看到一则广告，说一定要面谈。这里是一所政府开办的职业训练学校，因为很多移民需要学习技术，没有任何技术，只能干粗活儿，或者无活儿干。但他们只收有绿卡的人入学，也就是说，政府不会白白培养任何一个随时会走掉的外国人。我很失望，感觉上当。那个老板说：“不过你可以留下来帮我招生，每招一个学生给你100美元。”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差事，只要听电话，约人来面谈，带来人去参观学校，很轻松。
谁知第一天上班就碰见麻烦事。我开的那辆旧跑车，停在一个停车场里，车位上写着“保留”的字样，我根本没注意。没想到，那个车位是留给这幢办公楼里一家航空公司经理的。他看到一辆小破车停在他的车位上，立刻打电话叫人把车拖走了。我的老板用了3个小时到各个堆旧车的地方找，又交了70美元的罚款，才把车拉回来。
这叫开门不利。后来，我在这里干了近一个月，却分文未赚，因为我一个学生都拉不进来。让老板赔了70美元的罚款，还赚不到钱，我终于决定辞职，老板说：“再坚持一下，就会有成绩的。”可是，我连汽油钱都没有了，没法上班。
令人尴尬的旅馆
手里的钱只有几百美元，坐吃山空，每月账单一寄到，头皮就发麻。我只好省吃俭用，天天花上25美分买一份报纸看广告。后来听说，到旅馆去打扫房间可以挣到一些钱，并且不必讲英语，也不要工作许可证，于是我就决定试一试。
我找的旅馆实行的是计件制，每打扫一个房间，可以挣2美元，具体工作是换床单、枕套、被套，吸地毯，更换卫生用品。干得快的话，1小时可以打扫两间半到三间，如果一天能打扫20―25间，就可以挣到40―50美元。
一个星期干下来，累是真累，但是好歹有钱赚，也就认了。不久，老板找到我说：“你这么干活太辛苦了!”我说：“为生活嘛，每个人都会有这个阶段的。”他说：“想不想多挣钱?”我说：“当然想!”他说：“那我给你安排点别的服务项目，可以更容易地挣钱。”
我问他是干什么，他说：“你的条件很好，长得这乏、漂亮，又性感，你应该利用这条件挣钱，而不必去卖力啊!”原来，这家旅馆为顾客提供色情服务。我气得丢下手里的活儿，挥手扇了老板一巴掌就跑出了这家旅馆。
很快我又找到另一家，这是一位菲律宾妇女开的旅店。这个店和原来那家工资情况差不多，但工作程序多了一项：要把换下来的床单、枕套、毛巾分别放到两个大洗衣机里洗净、烘干、叠好，供第二天使用。这活不另外给工钱，白干。
有一对菲律宾夫妇，也在这里做工，有时看我累得汗流浃背还忙不完，就过来帮我。我的英语不太好，所以很少讲话，只说“谢谢”而已，他们也从不计较。有时他们的独生子从学校放学回来，也会在洗衣房帮我做些事。这使我感到人间毕竟不那么冷漠。
可是这里也没干多久，我又辞掉了。有一天，我去打扫一个房间，敲敲门，里面一个女人应声了。我说：“打扫房间。”她说：“请便!”我开了门，一看，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我说：“对不起，我要打扫房间!”她说：“请便!”“可是您……”她点燃一支香烟，看也不看我一眼，自顾走到阳台上，站在那里一丝不挂地面对大街看起了风景。
我只得摇摇头，继续工作，可等我走到床边准备换卧具时，才发现床上还躺着一个男人；我背过脸说：“先生，请起来一下，我要换卧具!”他二话没说，掀开被子就起来了――又是一丝不挂。我没好气地说：“请穿上衣服!”他说：“我不想穿!”我说：“我也是人，请你尊重我!”他说：“哦?这是我的自由!”他双手抱着臂，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说：“请穿上衣服!”“别管我!做你的工作吧，娘们儿!”他突然咆哮如雷。
我丢下手里的东西，狠狠一摔门，走了。我没有去找老板，直接到停车场，开上车就回家了。一路开车，一路掉泪，感到很受侮辱。
几个小时以后，老板娘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我再也不干旅馆的工作了!”
修理汽车为赎身
以前我曾买过一辆达特桑牌小跑车，花了450美元。有一次不小心，撞上了一辆墨西哥人的车，毁坏了人家的车门，自己的车也无法开了。
我做保险推销时认识一个客户，是位医生，后来成了朋友，听说我车坏了，他打来电话说：“我有两部车，可以借你一部。”那是一辆非常大的车，费油极了，很多美国人叫它是“神经病车”，但是马力大，开起来也平稳。有一次警察开车追我，追上后朝驾驶室看了看说：“我以为这车没人开，自己在路上跑呢!以后最好在屁股下放个枕头。”可见这车大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能总开别人的车，但要修我那辆，得花几百美元，不如再买一辆便宜货。一天，到一个朋友家去，她刚结婚，过去当学生时的旧车用不着了。我说：“卖给我吧。”她丈夫说：“别人买贵一点，你买嘛，200美元吧!”
当时有他们的另一个朋友在场，是个修车厂的老板。几天后我凑足了钱去取车时，他却抢先用300美元把车买走了。我去找那人讨说法，他说：“我不是白抢你的车，我免费修你的车。”他真的把我的车拉去修了，修好之后，看上去同新车差不多。自此以后，那老板就经常打电话给我，约我出去玩。由于他的热心和照顾，我一直叫他大哥。有一天他喝醉了酒，拉住我的手说：“你嫁给我吧!我有房子，有绿卡，有产业；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 说：“就凭你那几个臭钱呀!”说完甩手就走了。他看着我的背影，冷森森地说：“我就不信治不服你这个穷妹子!”“大哥”这下变了嘴脸，他要我还那笔修车费，我当然没钱还。他说，不还也可以，和他过日子就成。我再次断然拒绝。他说，那你就赔我的修车钱!于是我咬咬牙，辞了别的工作，上修车厂去给他打工20天还账。
这20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因为他不能征服我而处处刺激我。有一次，一个大陆来的留学生修车，他连蒙带骗，多收了好几百美元，还说：“这些傻瓜，不骗白不骗!”我一听怒火万丈，当即叫回那位学生，戳穿老板伎俩，要回了多给的钱。老板见治不服我，还被我捅了娄子，气得咬牙切齿，向我大吼一声：“别在这儿干了!滚!”我大笑一声，开车就走，头也不回。
不伦不类的“工商记者”
有一天，坐在家里翻报纸，看到一则广告，写得有鼻子有眼的，要招聘编辑、记者，共创一份有分量的《华裔时报》，我马上前去应聘。一谈，立刻觉得投缘，老板说，他也是两手空空闯过来的，最欣赏有才肯干的人，我就留下了。
说起来，所谓“编辑”，只不过是把别的报纸一剪，把消息贴一贴而已。“记者”呢，比如我，是“工商记者”，但却是没有工资的，只有300美元的车马费，其余的就靠赚佣金。所谓“佣金”，就是“广告费提成”，而“工商记者”说白了就是“拉广告”的。
开始，我把文章的字字句句都反复斟酌，总希望满纸华章。后来，我发现老板根本不管文字如何，真实性怎样，只要你的客户高兴，肯来做广告，你的文章就可以过关。所以这里的工商记者实际上只是一帮高级乞丐，你得开车登主顾的门，讲好话，要吹嘘自己的报纸，哪怕只发1000份，你得说成10万份，如此才能让对方同意给他写报道，然后他才会掏钱做广告，你才能有提成。
因为这张报纸又小又新，知名度低读者少，很多“记者”干几天就开溜了。我是无处可溜，但眼看着这300美元是活不下去的，没办法，下了班以后，我就到一家中餐馆包饺子，包100个给1．5美元。最高纪录，1小时能包240个饺子。不过饺子馅不能大，大了就包不快，好在老板对馅大馅小并不计较，反正有馅就行。
有一次外出拉一个家具行的广告，恰好和当地第二大中文报纸《国际日报》的“工商记者”撞了车。过后，《国际日报》的“记者”就给我打电话说：“上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是无党派的报纸，又是大报，广告好拉得很，车马费每月是500美元。”
这使我很有些动摇，便对我的老板说：“你的知遇之恩我很感谢，可是我实在需要钱生活，所以对不起你了。”老板无奈地说：“你去吧，过几天你来，我把你的佣金算给你!”过了几天，我去算佣金，才知道自己一共拉的广告费是2600美元，按照20％提取，我可以拿到520美元。但是会计只给了我120美元，我去找老板，他说：“这是规定！”我说：“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规定呀!”“你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了!忘了吗?”我只得吃一次哑巴亏，一边开车，一边破口大骂：老板不是东西，资本家坑人!
到了《国际日报》后，干的还是“工商记者”。因为当地的华人都知道这张报纸，所以要好干一些。有一次，我给一家餐馆写了一篇很漂亮的报道，广告部的经理带着我的文章去找那家餐馆的老板娘，偷偷把广告抢到了手，结果200美元的佣金就跑到他兜里去了。后来，其他记者发现我的笔好用，便经常拿我的稿子去拉广告。他们一个个发财，我却只拿点小费。
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医生那里碰上了北美卫星电视台的老总，她早听到过我的名气，邀我加盟，于是，我便结束了报人生涯。
气人的电视台
到电视台我就开始给他们写脚本兼配音，常常加班干到半夜。这样干了几个月，只领到了几百美元，而配音费分文未见。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拿着制作部和经理部的批文去找会计。会计小姐说，她已请示过老板，但老板未回音，就是说，没说不给，也没说给。
当初让我写脚本和配音时，经理这样说：“给你一个多赚钱的机会，不要到外面去打工了。”可现在却完全变了卦。
不久，老板召开了一次员工会议，会上他说：“我们是个新公司，正在创业，希望大家同舟共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业，是大家的事业，大家一起在玩电视，过电视瘾。”我不服气，怎么能说大家的事业?你挣了钱，也没给我们一分一文，我没有任何理由给你义务干活。我说，不给钱，我就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反正我没有什么玩电视的瘾，吃饱肚子要紧。从此我就不再加班了。
后来，台里新开了一个《谈情说爱》的栏目。每周半小时，要自己找谈话对象，然后自己配音剪辑。因此，每天干完原来安排的写脚本和配音工作，就接着加5点到8点的晚班，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电视台还办了一个婚姻介绍所，叫“国际之友单身俱乐部”，属于《谈情说爱》的附属物。这里介绍对象一年收费是500美元，可以不停地挑，直到满意为止。这就生出了许多麻烦：有一方满意另一方不满意的，有一方穷追不舍另一方犹豫不决的。所以双方都跑来要求做对方的工作。我的名义是“辅导员”，辅导人们谈恋爱，实际上成了拉皮条的人。这实在是十分吃力又麻烦的工作，加上我的英语水平有限，所以干得十分艰苦。
好景不长，这家电视台原来也是亏本经营，赚得少赔得多。不久，老板就提出减工资；又过不久，老板说，不付工资了。“这也不算白干，我帮你出名，打出你的形象，而且你也可以免费为自己选一个对象结婚。”这就是老板的理论。我不需要“免费找对象”，我要吃饭，于是便拜拜了。
在我准备辞去电视台工作时，老板挽留我说：“你愿意留下来的话，我可以给你换一份工作，改做节目审查。”我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等我干一阵节目审查后，他们文会找理由克扣工资。老板说，那你随时回来，我都欢迎你。我心想：我还会回来吗?!
我结束了一无所获的“电视人”生活。惟一的报偿是许多个月以后，还会有人在路上停下来同我打招呼说：“嘿，我在哪儿见过你?对，在电视上!”――仅此而已。
(林飞、齐平摘自《知音・海外版》200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