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7篇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体系需要改革,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扩大IMF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但改革不意味着推倒重来式的革命…小编为您整理了《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7篇》,供您学习参考使用。

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

 中国疫苗暂未获欧盟认可,全球疫苗互认说易行难

 

     夏国涵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据德新社17日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式公布欧盟“绿色数字证书”提案,旨在促进欧盟内部成员国人员疫情期间自由且安全地流动。但是在疫苗认证方面,“绿色数字证书”只认可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4款新冠疫苗,这意味着中俄两国的疫苗暂时未被纳入欧盟“绿色数字证书”许可范围。
     中国疫苗缘何未获欧盟“绿色数字证书”认可
     首先,政治原因,即中美对立导致西方世界对中国疫苗存在主观偏见上的不信任。特朗普政府因疫情应对不利,只得向中国泼脏水转移国内矛盾,过去一年间中美对立情绪加之各种媒体政客不断抹黑,导致西方国家在疫情方面普遍对中国存在主观偏见和不信任感,这种情绪深刻影响了欧洲政客。
     其次,疫苗分配和产能原因。欧洲大国本身疫苗产能不足,加之德法等国大量囤积疫苗,导致无法满足欧洲其他国家疫苗接种需求,以至于匈牙利、塞尔维亚等中东欧国家转而求助中俄。而面对中国疫苗,欧盟又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对匈塞等国接种中国疫苗的行为默许,因为自身产能确实无法满足需求,中国疫苗正好解了燃眉之急;
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行为会弱化德法在欧盟的领导力,该心态可类比于去年疫情初期欧洲口罩和医疗器材短缺,中方主动向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却引发欧洲政客舆论大肆攻击,因为德法本来便将抗疫物资分配当作一个巩固其欧盟领导力的机会。
     最后,欧盟“疫苗护照”是一项地区政策而非国际政策。应清醒认识到,欧盟推行所谓“疫苗护照”的目的并不是加速欧洲大门对全世界敞开,而是旨在恢复欧洲申根国内部人员自由流动。所以,可以将之视为一项地区政策,而非国际政策。而其第一波认可的四种疫苗只包含英美疫苗,也有一部分战略考量在其中——即恢复大西洋联盟内部人员流动。
     全球疫苗互认问题的复杂性
     随着人们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和熟悉程度加深,疫苗接种工作在各主要国家都已开始进行。那么,全球疫苗互认这个涉及后疫情时代全球秩序恢复的最关键问题自然成为讨论焦点。但笔者认为,短期世界范围内可能无法采用类似“疫苗护照”的方式解决后疫情时代全球人口自由流动恢复的问题,全球疫苗互认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除了世卫组织有专家认为“疫苗护照”可能导致地域歧视、加剧不平等现象等社会原因外,疫情本身的客观原因也有三条:
     一是,各国当前所面临的疫情灾害状况差异很大。在相当多基建欠缺的发展中国家,新冠疫情的检测和统计手段都严重滞后,根本无法测算真实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数。这导致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疫情数据仅仅是账面数据,真实情况仍是一个黑洞,因此即使某些发达国家已完成半数以上人口的疫苗接种,也不可能实现短期内全球范围的边境开放。
     二是,各国接种疫苗的进度差别很大。当前疫苗本身处于产能严重不足阶段,所以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很多发达经济体抢先囤积疫苗,导致发展中国家“一苗难求”。这种疫苗接种进度的差距导致“疫苗先发国”群体与“疫苗后发国”群体短期内不可能达成大范围的疫苗护照互认。
     三是,全球范围内随气候变化导致的病毒可能回潮时间差异极大。新冠病毒喜寒,所以冬季可能面临疫情回潮,然而由于南北半球的气候变化差异,导致新冠病毒在不同国家可能的回潮时间也大相径庭,所以难以统一标准。
     中欧疫苗互认是必由之路
     根据上文所述,新冠疫苗接种的终极目标应是“全球疫苗互认”,但过程很可能一波三折。笔者认为,全球疫苗互认可能将分为三个阶段:短期是“疫苗区域互认”,可能会以欧洲、北美和东亚为三大核心区;
中期是“疫苗跨区域互认”,即通过某种大型国际多边活动将多种疫苗纳入国际标准,形成跨区域国家间的疫苗互信体系;
长期是“疫苗全球互认”,最后阶段形成的前提是疫苗产能过剩,且G20主要经济体国内已大范围接种疫苗,全球治理有余力在世卫组织的组织协助下将疫苗普及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中国疫苗被国际承认只是时间的问题
     首先,由于中国内部疫情控制得当,且疫苗研发和产量都居于世界前列,所以目前已率先输出大量疫苗援助其他国家,中国疫苗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非常受欢迎。
     其次,中国和欧盟都已加入“2019冠状病毒疫苗实施计划”,该计划旨在向192个加盟国家提供20亿剂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疫苗。可以断言,中国疫苗被世卫组织官方承认并辐射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3月1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将给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者提供从中国采购的疫苗。这意味着中国疫苗已有国际奥委会背书的标准认可,非常有利于后续的世界范围普及。

关键词:疫苗,疫情,中国,欧盟,国家

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

 中国外贸为全球经济增添正能量

 

       欧盟统计局2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重要贸易伙伴,也成为欧盟前十大货物贸易伙伴中唯一实现进出口双增长的国家。同期,欧盟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都出现了双向大幅降低,如对美出口同比下降8.2%,进口同比下降13.2%;
对英贸易情况类似。
       中欧经贸关系长期被视为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截至2019年,欧盟连续1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15年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作为“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双方在市场结构、产业布局、价值链等多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具有内生的长期动力。
       过去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共同挑战,双方在凝聚合作共识、强化制度建设、拓展市场培育等多方面持续展开深入合作。中欧加强了双边协调,在多个方面广泛寻求共识;
双方签订了《地理标志协议》,并于年底顺利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其“高标准、宽领域”的特点,帮助双方进一步夯实了合作基础;
市场培育方面亮点突出,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迅速增长并首次超过千亿美元等。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外贸对中国经济贡献巨大,助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有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外贸新格局,为世界市场注入更多活力动力。
       首先,通过顶层设计不断优化外贸格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提升,带动了产业的升级调整,通过不断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规模效应凸显,出口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也通过推动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不断增加国内市场的国际参与程度、增强中国与国际规则的接轨能力,为国外企业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次,通过拓展新领域、参与新模式不断培育全球贸易增长点。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带动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发展,寻求拓展贸易合作。随着数字和绿色产业的兴起以及中国在数字化应用、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蓬勃发展,中国通过提出“数字丝绸之路”等新的合作方式来加强新领域的密切合作,共同激活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同时,中国也积极加强同新兴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联系,如参与非洲自贸区建设等方式,强化全球贸易纽带,为国际贸易体系添砖加瓦。
       此外,中国积极支持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建设,体现出责任担当。中国长期支持WTO等“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机制以及G20等国际组织倡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并更加积极地推动这些组织改革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在目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趋势下,中国的建设性姿态有利于各方增强互信,凝聚共识。
       中国外贸竞争力的增强,并不会带来国际上“零和式”的结果。在积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创造更大市场、提供增长动能、支持国际贸易秩序等方式,将继续为世界贸易作出正向贡献。

关键词:中欧关系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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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百年全球危机,中国开出五味新药

 

     人类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惨状、伤亡最惨重的生命危机,大国战略不互信也陷入冷战结束以来最糟糕的状态。多数西方媒体已被特朗普带了节奏,充满着抱怨、责骂与推诿,鲜有严肃的思考,更没有可行的全球解决方案。
     从这个角度讲,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G20峰会变得非常重要。全球抗疫进入持久战,各国领导人的讲话,折射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们到底怎么样思考着未来。
     必须向读者推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因为西方媒体又一次全面忽视了中国提出的务实设想。
     第一是倡议以健康码互认、疫苗分享为基本方式的国际抗疫合作。中国建议应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国际通行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这样就能通过方便人员往来,保证货物流通,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转。事实上,中国与新加坡、韩国、印尼等国已开通了跨境人员流动的“快捷通道”,在超过150个国家关闭或半关闭国境的状况下,当务之急是恢复人员流动。
     在此基础上,中国加入并推动“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愿同各国在开展疫苗研发、生产、分配等各环节加强合作,承诺让疫苗成为各国用得起、用得上的公共产品。这是中国作为全球抗疫效果最好的大国的国际责任。
     第二是推动以网上购物、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为主要特征的“非接触经济”。数字经济的潜力在疫情期间被激发出来,但数字化也存在巨大潜藏风险。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适时召开全球人工智能专题会议,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探讨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原则,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同时,还提出要举办数字减贫研讨会。作为数字经济的领衔国家,中国毫无保留地分享后来居上者的数字发展经验。
     第三是通过缓债、增资、减损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这场百年危机中的创伤最大,但鲜有全球大国像中国这样务实为其考虑。中国自身也处在30年来最困难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下,但仍努力缓债超过13亿美元,且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新增融资,还建议召开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与2025年全球妇女峰会,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与女性困难。
     第四是提升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全球疾病大流行防范能力。中国建议应进一步减少非必要一次性塑料制品生产和使用,呼吁全面禁止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落实《生物多杰克性公约》。历史经验证明,大流行病多源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变得非常迫切。这与中国“十四五”规划建议的内容不谋而合。
     第五是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多边贸易体制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架构与经济全球化规则。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体系需要改革,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扩大IMF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但改革不意味着推倒重来式的革命,而是恢复此前的联合国权威与地位,促进长期以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中国从未想过要颠覆当下的国际体系,而是希望朝着更开放、包容、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开放力度超过西方媒体的想象。中国希望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签署后,中国还会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对于当前保护主义、去全球化思潮冲击的今天,中国的开放政策无疑是拯救全球化休克的苏醒剂、推动国际合作的催化剂和提振世界信心的强心剂。
     现在,这场抗疫大战已打了11个月,很惨烈。一些国家的第二波疫情比第一波更凶猛,疫苗研发远远跟不上病毒侵蚀的速度。人类不得不面对与疫情长期共存的威胁。
     对于那些对中国有误解的国际人士而言,听听中国后疫情时代的建议,或许对他们会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王文:拯救百年全球危机,中国开出五味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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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晓雷 确立全球竞争力最强发展坐标

 

     根据经济全球化新态势及我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战略部署,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要按照“五个重要”目标定位,在开放模式、核心功能、规则体系3个方面实现创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开放模式方面,商品和要素流动要在更大力度开放基础上推进制度型开放。现在的国际经贸关系中,与制度型开放相关的国际投资保护和贸易自由化规则包括:削减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外商投资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政府采购非歧视和透明化原则,反对汇率等要素价格非市场导向扭曲等。这些规则、规制及相应的行为审查标准和管理模式不单单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层面的,还涉及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度和法律层面。临港新片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努力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
     核心功能方面,要集聚配置全球高端资源要素。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格局演进的前沿趋势是,国际分工的边界已从产业结构层次转换到价值链层次。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一个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不但表现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更表现为在产业链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对全球货物、资金、信息、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的集聚、配置、增值能力提升上。“五个重要”目标定位所要求的“重要基地”“重要枢纽”“重要跳板”“重要通道”“重要试验田”,正是把握住了国际分工体系演进的前沿趋势。临港新片区要按照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规则体系方面,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临港新片区要根据新片区实现与境外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捷、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的总体要求,精选权威性、适用性国际规则,建立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规则体系,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一方面要参照国际权威的评估体系和指标,另一方面也要主动参与全球自贸区评估国际评价标准的制定,确立全球竞争力最强发展坐标。
     

关键词:赵晓雷:确立全球竞争力最强发展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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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俊杰 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带来权力失衡?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寒流。英国BBC最近展开的一份民调显示,疫情期间全球贫困国家有69%的受访者声称收入下跌,多数国家弱势群体受影响最严重,疫情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7%。可以说,疫情给发达国家都造成巨大损失,更别说给穷国带来的灾难了。因此,很多分析家认为,疫情之下富国与穷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即便没有这场21世纪的全球性巨大挑战,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的畸形发展导致的贫富不均也已严重。2017年全球有40个国家及地区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另有40个穷国人均GDP低于2000美元,贫富国家的人口数相差4倍,收入则相差10倍。全球既有的贫富不均问题因疫情而更加恶化。在灾难面前,就连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发达国家都缺少抵御疫情的硬实力,更别说广大亚非拉欠发达国家。疫情检测水平达到10%的国家全是富国,而发展中国家的检测能力严重不足,印度检测比例仅为1.4%。
     富国与穷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否会让南北关系发生逆转,扩大其权力及影响力的差距?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地就给出答案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
     首先,一方面,以中国及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扩大;
另一方面,不少亚非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相对受限,影响力减弱。正所谓“弱国无外交”,经济发展的全球性链条越深入,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获利润越丰厚,贫困国家就愈加贫困,后者在国际社会就更没有存在感和发言权。
     其次,一方面,美欧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资本操控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样也扩大了美欧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及影响力差距,原因是在美国扩张性印太战略及全球战略中,华盛顿也在打压欧盟及欧洲大国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全球疫情高发的危机时刻,不是站出来勇于承担世界头号国家的重任与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携手抗疫,而是不断退群、自私自利、回避责任。正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灾难面前自顾自,使得国际组织的作用被弱化,才使得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进一步扩大。
     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磨难,但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它又将成为国际秩序大转折的一个关键点。
     旧的国际秩序规则是由美欧国家制定,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由发达国家掌控。当全球化浪潮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时,它们就成为旧的国际秩序“守护神”、“掌门人”。而当新的全球化浪潮不利于或有悖于西方发达国家时,它们中的某些国家则主张改变规则,并通过贸易战、退群、经济制裁及军事威胁等手段,对全球利益再分配,打压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因此,在新冠疫情面前,全球治理能力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严重不协调,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及应对疫情的无能,恰恰说明全球治理体系的缺失和西方强权政治的无助。
     新冠疫情如同一面镜子,在关键时刻能反映出不同类型国家的本来面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赖因哈特指出,这场疫情危机后全球贫穷率将上升,为20年来首见,那些最贫困国家所受危机的影响将比富裕国家更深重。疫情大敌当前,地球村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共渡难关。
     9月11日联大高票通过“应对新冠疫情全面协调方案”,说明国际社会加强多边合作的愿望如此强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强调,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疫情下的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更加失衡,新旧治理规制矛盾突出。在此背景下,人类社会将怎样解困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关键词:赵俊杰: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带来权力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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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燕玲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新型货币战争

 

     新年伊始,人大重阳举办这样一个朴实、严肃、重要的云论坛活动,我不得不感叹时代的进步,人大重阳新型智库催人奋进。我的发言题目是“百年变局下的新征程:金融博弈将更加复杂”。
     拜登上台以后,美国的疫情防治、社会撕裂、经济下滑、外交修补等都是亟待优先处理的事项,而相对于这些优先事项,美国的金融政策空前统一,即欠债上瘾。自去年3月开始,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推出超低利率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FED资产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仍在考虑发行50年期的美债。各国央行是不是买单还是个问号。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超低利率是金融危机爆发根源之一。
     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财富、收入重新分配,加剧社会收入差距。中国则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唯一的亮点,虽然近年来问题银行和金融整顿已经告一段落,P2P也由过去的5000多家到现在清零的状态,但这些监管举措都无法一劳永逸。金融基本面稳定,抗风险能力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金融博弈已经开始。首先,要警惕美联储的政策外部溢出效应,防止资金过度流入,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政策与外部协调必要性下降,针对此,我国应该坚持以我为主,强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这样做的原因则在于美元贬值,其他货币大幅增值,目前英国就提出,要调查美国是否存在货币操纵的行为。受疫情影响,各国都在囤货防疫,出口需求大增。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上升是双刃剑,美国对中国金融资本也已展开非常惨烈的竞争。中美经济脱钩是不现实的,但金融的脱钩行为已经有所展现。虽然在经济领域,美国离不开中国,但在金融方面,中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也就是说,人民币还不可兑换,跨境人民币使用规模还很有限,SDR占比较小,在世界货币储备中仅占不到2%,人民币货币互换也没有在实体经济上使用。而中国的很多出口企业应收账款现在大增。所以,全球新型的货币战争已经打响了。
     相较于现代货币战争,对传统货币战争,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还不能应对自如,被割韭菜吃亏上当非常普遍。传统货币战争常常表现在底层,具体企业还不适应汇率、利率两个市场,两种货币的游戏规则,对做空、量宽、流动性炒作等缺少应对经验,我们应该组织专家进行研究,给出货币战的应对办法。
     新型的货币战争则不同,它最先体现在金融科技、数字货币领域。数字货币的核心技术是区块链。区块链的概念不断丰富,发展非常迅速。过去我们认识的区块链是分布式、可追溯,以及不可篡改的超级账本。但今年初,西方媒体报道,由于仍停留在传统的IT思维,没有进军数字资产,超级账本系统在国外已被市场拒绝。与此同时,还有消息称,IBM减少了90%的区块链员工,这就表明传统的区块链系统将面临着萎缩,而数字金融的区块链系统将有大发展。
     新的区块链的定义应是“区块链+智能合约+预言机”,区块链是控制数据负责采集数据,智能合约是控制流程,预言机是和世界系统的接口。在这个基础上,区块链才能够具备交易性、监管性、安全性、扩展性。2019年7月,Facebook发布了一个Libra白皮书1.0版本,当时受到了很大质疑,特别是在美国听证会上,质疑的声音很大,欧洲甚至不允许Facebook的Libra进入欧盟国家。不到半年时间,去年4月份,Facebook就发布了2.0版本的白皮书。这个2.0的白皮书,主要是“弃币保链”。不再追求Libra稳定币,想用区块链塑造美国数字货币。扎克伯格在国会上说,如果我们不快一点开发数字货币,中国就要超越我们,美国国会因此很快通过了数字货币。随后,一系列政策性的机构都发布了不同的规则。由此可以看出,数字货币区块链保护的不仅是经济收益,更主要的是保护了美元作为世界交易的霸权地位。
     货币战争的引爆还与英国央行行长的一个建议有关。该行长提出,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现在要使用一揽子央行的法币来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当时,英国代表凯恩斯提出了凯恩斯方案,结果没有被采纳,而是采用了美国的怀特计划,原因是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马克希勒曾说现在时代变了,美元和黄金都脱钩半个世纪了。过去凯恩斯提出的法币到现在应该改成数字货币。同时他引用普林斯顿大学2019年7月发布的新型货币理论证明了这一观点。
     马克龙在最近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旨演讲说,我们并不是说必须和美元做斗争,而是要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欧元主权,而且在建立数字货币主权上,欧洲也需要重新思量,因为数字货币也必将影响未来的经济主权。所以,金融战就开始了。
     首先,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1月5日发布了“允许美国银行使用公共区块链和美元稳定币,作为美国金融系统中的结算基础设施”。这项方案获得通过,在美国的银行都可以使用公共的区块链来和美元的稳定币等来作为美国金融系统中的结算基础设施,脸书的目的达到了,美元的霸权也保住了。
     现在全球都在创建有关数字货币的金融基础设施。BIS国际清算银行、瑞士央行SNB、SIX是金融基础设施运营商,是数字货币交易所,去年12月,这三家机构宣布批发型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实验成功了,即他们联合进行的连接数字资产和央行货币的概念验证实验圆满成功。这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这标志着打通了数字资产和央行数字货币的连通。具体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分布式数字资产平台上直接发央行数字货币,这样在结算数字资产时具有潜在的优势,同时也会增加很多政策和治理挑战;
第二种方式是把现有的批发型支付系统连接到新的分布式数字资产平台上,这将避免很多前面的问题。这个项目的实验是基于银行和金融机构场景的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而零售型和通用型的不在此范围,则另有政策规定。
     数字货币的经济时代要抓住全球金融领域的协作、开放、共识是首要任务。鉴于货币必须流通,在金融体系打通,在数字资产虚拟层面打通,最后是在大宗贸易或者零售交易的商业化层面打通,将有助于形成一种圈层递进的生态体系。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新加坡的,特点:多币种、用于跨境转账,三方合作。新加坡和相关机构建立了银行间网络,用摩根大通的币来支付。这项计划开始于2016年11月,首先他们打造国内支付网络技术的能力,然后建立相互操作能力,来支持券款的兑付和同步支付,最后增加多币种的结算。
     第二个例子是泰国央行的批发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项计划于2018年8月启动。第一阶段围绕着现金管理、债券和流通性准备金数字化建立POC,第二阶段是债券生命周期的管理、银行间的回购和交易、数据合规和隐私建设。
     最后想聚焦一下金融实务。我有如下建议:第一,提升所有涉外企业外汇知识,我们要抓住大好形势,改变我们以往的做法。不要放账,如果放账,账龄不能太长,每笔业务中不能留外汇敞口,建议多使用跨境人民币结算。
     第二,利用“一带一路”和跨境电商的优势,尽快启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研讨数字货币的使用规则和基础设施及平台建设。西方国家的货币体系都是在跨境支付结算的数字化基础上来进行合作探索实验的,这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路程来说,既是一种参考,也是一种挑战,正所谓机不可失。
     第三,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放眼全球结算。我国是贸易大国,是投资大国,这是我国的优势。马克龙说,欧洲要主权,对于中国,则需要份额,即每做一笔贸易,进口、出口不要都去给美国交铸币税,我们要我们的份额。马克龙在讲话中也提到,欧洲危机后,世界将迎来两极,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马克龙已经把中国放在了制高点上,但中国真正准备好了吗?鉴于我国在“一带一路”上有许多朋友,如果我们在“一带一路”五通环境下,再把数字货币连通做大做好,才能真正收获一个稳定的“一带一路”压舱石。
     2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组织召开的“百年变局下的新征程”暨人大重阳迎春论坛2021在京圆满召开。此次论坛是春节前人大重阳公开活动的收官之战,30位覆盖到了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部分全职研究人员与过往同事的老中青人才团队集体亮相,并公开发布了《后疫情时代全球“蝶形”风险及防范》研究报告。此次论坛在小鹅通、百度、B站、微博、知乎、长安街知事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近30万人次在线观看。
     

关键词: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新型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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