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平老是忘不了第一次去女友家的情形。 那条不长的巷子，对他来说简直如同一条不见天日的长隧道。尽管是初夏的傍晚，在小巷里走上几分钟，已让他汗流浃背。女友开门见状惊叫；“谁让你跑着来啊?”他苦笑道：“不是跑，也不是走，是踩高跷来的。”他指了指身后，女友探头一望全明白了，他是被巷子里的邻居们看出了一头汗。
杰平没结婚时就发誓，他以后的家，一定要和这样的小巷划清界限。他不怕每天上下班路途遥远，一定要住到一个绝对安静、邻里不相往来的地方。
结果杰平没来得及寻找理想新居，就来到了美国。不几年，美国生活成全了他的心愿。每天饭后，他都在幽静无人的小区散步，边走边有几分陶醉。杰平的“尊重隐私权”，成了他日日高举的旗帜，也成了他对新来乍到的同胞们的谆谆教导：“美国文化强调‘个人’，和我们一贯的大集体主义不一样。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尊重别人的隐私权。人家的事，他不说你千万不要主动关心。”
这些年，他的确特别尊重别人的隐私，完全不做“包打听”，更不说三道四。谁家出了新闻，不论红的白的，他都不在奔走相告之列。不过他家车库门忘了关、垃圾桶忘了收，甚至炖牛肉忘了关火而烧出了缕缕青烟，也压根儿没有人主动关心一下。杰平对这样的“宁静”，倒是接受得心平气和。他认定这是“个人主义”的原则之一――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人尽量不依赖他人。
有了这份信念，杰平越发对中国同胞的习性看不顺眼。其他州的老同学中转飞机请他接送，小姨的表外侄留学求他关照，以及熟人托他对附近一个几近崩溃的中国家庭做撮合，他听了都愤愤然：“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学得会?美国人会这么做吗?!”
但今年开春，突然一件事让他乱了方寸。
他有个表妹，一家就住在十几里外的邻城。一日杰平接到电话，听说表妹夫年纪轻轻得了癌症，而且已入晚期，不禁深为震惊，晚上入睡后，杰平居然梦见一个怪物，一张巨大的黑翅膀舞啊舞的，吓得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梦醒以后，杰平想到表妹日夜被这样的黑翅膀笼罩着，想到人的生命竟会如此脆弱，凄然得险些落泪。他连续几个星期，又是电话慰问，又是去医院探访，又是设法为表妹夫的病情查询资料、购买药物。
由于种种原因，表妹一家不愿意向老朋友老同学公布病情细节，所以杰平成了表妹的主要帮手，他几乎搭进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表妹轮流守护在病房。
一天表妹夫病情恶化。正当医生打算和表妹谈话时，表妹夫的一帮中国熟人蜂拥而至。杰平本能地挡住他们：“医生要和他太太讲话，咱们还是尊重人家，不要参与……”话没说完，他伸出的胳膊被人按了下来。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大步向前一跨，对他吼道：“都什么时候了，可以这么等着?我们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帮同学，毕竟都是学医学药的博士。大家已经开过几次讨论会了，为他的病，我们都急死了!”杰平有点儿不高兴，心里嘀咕：“中国人就是不知道尊重别人，换上美国人，肯定客气地远远站着，还会说声‘sorry’……”
这件事，杰平本想找个机会和表妹一家议论议论，可是没来得及谈，表妹夫的病情就如泰山崩顶，一瞬间领着表妹夫去了黄泉不归路。表妹夫昏迷之前，竟然不会说讲了十几年的英文，一张嘴就是中文，无论美国护士怎么问，他都只用中文作答。在表妹夫病危的那段日子，杰平悲哀地意识到，在异乡陌土，得了绝症，真像坠人深渊，可以依附的东西是那么少，如同沿着光滑滑的陡壁坠落，什么也抓不住。
后来在医院的过道上，杰平再次遇上那个曾经对他吼叫的中国老乡。一个男子汉，听说老同学不再醒来，当众掩面呜呜哭了起来。杰平此时觉得，还是同胞的那点儿人情暖人心扉。杰平蓦然想到，也许多了几分“距离美”，就必定会少了几分不顾一切的主动关心。远远站着的美国人，大概此时只会客客气气地说“sorry”吧。国人的热情，和平时的近距离，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包装：想要，就得全要啊。
追悼会开完，美国同事向他打听。同事们觉得，中年才移民出国的家庭，把祖上的根都留在国内了，平安时不觉得，遇上这种惨剧，可能会很凄凉无助。
杰平怀着诸多感慨，向美国同事讲述：“亲戚的确就我一个，可是来了近百人参加追悼会，一共有30几个大花圈，每个140美元以上，还有十几个小花圈。有些人是连夜开车从纽约赶来的。”看到美国同事惊愕的目光，他又不无自豪地补充：“两三个星期了，我表妹没有做过饭，每天傍晚，家门口就有一包饭菜，都是附近的中国家庭轮流值班做的……”不料美国人说：“干嘛呢?去快餐店也花不了几个钱。”杰平只觉得一阵愤懑，直想对他吼：“去快餐店，你买得来人情温暖吗?”
(杨宝山摘自《现代家庭》2002年4月下半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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