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奥瑞雅娜・法拉奇是个很不熟悉的名字，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名字却与许多世界领袖人物联系在一起。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法拉奇，是20世纪勇敢地向政治和权力挑战的最有激情和力量的声音之一。她充满道德和个性化的写作，为20世纪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创下了独特且难以复制的风格。
与大人物的交锋
法拉奇被誉为“世界上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会拒绝的记者”。1972年，当时世界政坛的超级明星基辛格，便在她的穷追拷问下，公开承认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在一系列设计精巧的提问后，这位政坛老手按捺不住得意地宣称，他之所以成为风云人物，甚至似乎比总统尼克松还要有名，是因为“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喜欢“那些总是独来独往的牛仔”。“牛仔论”引得美国舆论大哗，尼克松非常生气，一度拒绝见他。这次采访，后来被基辛格称为“我与媒体人士最灾难性的一次谈话”。
她的采访甚至是挑衅式的。1979年她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不得不像伊斯兰妇女一样裹上长袍头巾，这令她感到羞辱。采访中，她“无礼”地问：“如果你也穿着长袍，你怎么游泳?”
霍梅尼回答：“我们的风俗不关你的事。如果你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没人强迫你穿。因为伊斯兰服装是给那些温良端庄的年轻女士们穿的。”
“你真是太好了!”法拉奇叫了起来，“我立刻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的破衣服脱下来。”说完她一把把长袍扯了下来。
霍梅尼被激怒了，撇下她走了。不过很快，他又约见了她，继续被中断的采访。看见她时，他先是微笑，再是大笑。霍梅尼的儿子在采访结束时对法拉奇耳语道：“相信我，我从没见父亲大笑过。”
美国新闻专业的一些教科书中，有“法拉奇式采访”这样的术语。《纽约时报》一位书评专栏作家称法拉奇的采访技巧是“小说家的心理透视与一个机灵孩子的粗鲁无礼的产物。”她总是录下访问中的全部问答，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发表。她以这种方式来表明她的客观公正。
1976年，她将30多位风云人物采访实录结集成一本书――《采访历史》。这本书确立了法拉奇“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
“无论它来自一个专制政权，还是一位民选的总统，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还是可亲可爱的领袖，我都把权力看做是一种无人性的、可恶的现象。”在《采访历史》一书的序言中，法拉奇写道，“那些决定着我们命运的人……不比我们自己强。”在她的笔下，基辛格只是“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卡斯特罗有体味，而阿拉法特“天生的不讨人喜欢”。
采访邓小平
1980年，法拉奇将目光转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她两次采访邓小平，共计约4个小时。
她抛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
法拉奇紧追不放：“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两人对话的一部分，收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据在场的翻译回忆，两人一度就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评价问题发生争论。邓小平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
法拉奇问：“那么你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
“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说。
紧接着，法拉奇提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都紧张起来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不料，邓小平听完翻译后，哈哈大笑起来，他平静地回答：“在西方，他们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直接同他打了10年交道。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采访结束，邓小平与法拉奇握手告别，并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精彩极了!”51岁的女记者回应。
法拉奇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人，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性格造就独特传奇
法拉奇充满攻击性的采访风格源于她对权力的憎恨。这种憎恨遗传自她的父母，又在成长过程中更深地融入她的血液。
法拉奇1929年6月29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细工木匠家里。母亲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反抗墨索里尼的统治，并因此被捕、遭受折磨。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培养了非凡的勇气。法拉奇10岁时就加入抵抗组织，为抵抗组织运送物品，传递情报。她还负责护送越狱的英美战俘到安全地区。
16岁时，法拉奇就读佛罗伦萨大学医学院，17岁时放弃学业，投身新闻业。从1967年开始，她成为战地记者，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战火中。
即使在战火中，她仍旧涂着睫毛膏和指甲油，将眼线画得又黑又重。这个魅力四射的女人，有着高高的颧骨，一双忧郁的蓝灰色的眼睛，时常梳一条辫子，永远夹着一支香烟。越战期间，有时她会在摄影作品上出现。疲惫，头顶钢盔，帆布背包上有她手写的留言：如果出事，请将我的遗体交给意大利大使。
战争期间她出生入死，最危险的经历发生在墨西哥城。1968年在奥运会举办前夕，该城发生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政府派兵镇压，枪杀了几百人。在采访过程中法拉奇身中3枪，被士兵拖着头发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难不死，被人救了过来。
易怒，喜欢说粗口，激烈，富有戏剧性，法拉奇一直直言不讳地表现着这种暴躁的脾气。她从不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却过着一种不受束缚的生活。当妇女们流行蓬松发型、戴小圆筒帽、穿超短裙时，法拉奇穿上低跟鞋、短裤，不化妆就出门。当妇女普遍穿着短裤时，法拉奇又逆流而行，穿起了时装，戴上了帽子。大胆、无所顾忌的言辞，以及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使她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
法拉奇会多种语言，除了意大利语，还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她在16岁时就发现了文字的魔力，并由此爱上了写作。
法拉奇一生出版过9本书，虽然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但她更喜欢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说家。她出版过3本小说，其中两本与一个男人有关。这两本书见证了她短暂但旷世的爱情传奇。
在1973年采访希腊著名反独裁抵抗战士、诗人亚历山德罗斯・帕纳古利斯时，44岁的法拉奇和37岁的帕纳古利斯一见钟情。这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男人曾被控谋杀希腊独裁者。帕纳古利斯是一个法拉奇迷，在监狱中曾以绝食为手段，争取阅读法拉奇著作的权利。
法拉奇一直说帕纳古利斯是堂吉诃德，而她就是他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帕纳古利斯困窘时会埋怨责怪法拉奇，丢下一堆牢骚怨语；需要她时便提出一小时内为他准备好一艘游艇这样的要求，甚至在法拉奇怀孕后要求和她分摊堕胎费用。
在1975年《给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信》一书中，法拉奇与这个永远不可能出世的、唯一的孩子，进行了有关生死、爱恨的对话，展现了她儿女情长、柔情似水的另一面。这本书曾连续几年登上意大利的畅销书榜。
帕纳古利斯1976年死于一场有预谋的车祸，带给法拉奇巨大的悲痛。3年后，法拉奇以14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男子汉》，向她的爱人和英雄表达了永远的敬意。这本书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过数千万册。
法拉奇终身未嫁。晚年定居纽约的法拉奇专心闭门写作，每天早晨起来开始工作，直至下午六七点钟，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她既不见任何人，也不接电话，不去任何社交场合；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她说，因为她写得很慢，不这样用功，她觉得内疚。
2006年9月14日夜，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家私人诊所里，这位“世界第一女记者”死于癌症。
9月17日，法拉奇的遗体被安葬在佛罗伦萨一个公墓。依照她生前愿望，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出席了葬礼。没有任何追悼仪式，也不允许拍摄任何照片和录像。
(李沣摘自中青在线，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