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 刘世定著 新星出版社2009.8 定价: 32.00元 《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这本书记述了经历过大风大浪曾经厮杀疆场的刘文辉的晚年生活。作者以一个社会学学者的知识背景、眼界和立场,对家庭中的“寻常往事”进行还原和观照,书中除了讲到一个不平常的家庭,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特殊的经历外,还在记述家庭往事的过程中,以社会学研究者的细致和敏感,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社会信息和细节,并用此角度来表述祖父的思想方法,处事方式,生活习惯,语言特点,对世事的看法及其对子女儿孙的教育和要求等。而作者的表述手法,又是不愠不火,所有事件都是亲历,所有引用都有出处,既有学者的严谨,却也不失生动、丰富、有趣,透过丰邃与睿智的表达,把祖父刘文辉的风貌轮廓,真实、丰满、明晰又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刘文辉的身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成就了他的事业。他的一生几起几落,经历过不少刀光剑影;他的雄心壮志、冒险精神,他的政治谋略、智慧和人生哲学,绝对有不少可取之处。少年得志,中年遇挫,在很多人生的选择关头,稍有差池人头就要落地,但他却从跌宕起伏中杀出一条血路。
1933年四川军阀的内战,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刘文辉与他的侄子刘湘争夺地盘,最后以刘文辉失利而告终。他迫不得已挟二十四军军部西走雅安,一直到1939年西康省成立,文辉任西康省政府主席。
治理西康期间,刘文辉仔细研究历史上各个朝代治理边区的经验,尤其对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得失悉心钻研,从而制定出治理西康的政策方针。他招抚原半独立县,建政府,逐步完善政治治理,同时在西康锐意经营,整顿吏治,开矿山,办农场,兴学校,团结僧俗大众,移风易俗……使西康出现一派欣荣景象。
刘文辉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他深受保定军校第一任校长蒋百里先生的影响,对于知识、对于有知识的人,对于思想、对于有思想的人,非常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出于礼仪或敷衍,而是发自内心。他曾经引述蒋百里先生的话来阐述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蒋百里先生曾说:‘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古人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与‘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四个‘人’字,都可以说是有知识或有理论的‘人’。”
刘文辉倡导读书,但是,作为一个非常讲求现实的政治人物,他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当然不会完全为书本所囿。这一点在他治理西康,面对当时在内地为不少学人接受的学说(其中不少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和西康风俗民情的巨大差距时,表现得特别突出。他提出的概念是“因俗为治”、“因俗制宜”。他对下属说:“我们此次进去建省,施政方面,必须因俗为治,不要拘泥于呆板的道理。不要以为你的道理是进化的,是20世纪的东西,洋政治名著上来的,便可以拿来治理西康。如果不管他能够理会与了解,就积极的去求进步,不顾其他一切,那不唯不适合边情,反会引起边民的反感。我们处理一件事,总要看环境说话,各地的天时、地域、人情是不同的,而我们所决定的办法也就因之而异。”
最有趣的是,对于开发民智,刘文辉有自己独到和深刻的见解。他当时是统治者中的一员,但与那些主张愚民政策的统治者不同,他深感建设西康时人才的缺乏,深刻理解国民素质低下与国家积弱的关系,对根植于中国政治史中的愚民政策深恶痛绝。
刘文辉强调提高民智,是基于对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家、民族竞争的认识,基于对变迁了的时代特征的认识。他认为,“二十世纪是以提高民智争取生存的时代,我们不打破传统的愚民政策,不加紧训练民众,是绝对不足以图生存的。我们只看见美、英、苏、德等国的国家强盛,工业发达,科学发达,而没有看见他们精神的振作和训练民众的认真。我们可以说美、英、苏、德各国之强,其主要原因,是因训练精神而强的。”
晚年的刘文辉,对儿孙的教育,也有自己的特点和原则,他为鼓励孙儿孙女健强体魄,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的一半还多的240元,专门买了一张乒乓球台。他认为:“一个人的学问、事业,与体魄成正比例。精力之大小又与体魄成正比例。有强健之体魄,才有丰富之精力。有丰富之精力,才有高尚之建树,伟大之事功,此就个人而言。若就整个之民族而言,国民体魄之强弱,尤为兴衰成败之关键。”
刘文辉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和一些外宾,如尼克松、赫鲁晓夫等,及一些民主人士的交往和会见的趣事,在书中都有披露。相信这些“寻常”往事,一定会让读者感兴趣。
中国近现代社会异常动荡、复杂,充满了变数。政权更替,军阀混战,匪盗横行,内忧外患。这个期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百天甚至几十天。因此,对这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述说、评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许是作者研究社会学的功力,《寻常往事》中的分寸拿捏,貌似“寻常”其实并不寻常,字里行间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寓意和信息,至于能否看出“寻常”以外的意蕴和内涵,那就完全取决于读者的造化和知识背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