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全党工作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全会明确提出，把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
邓小平不是教条主义地执行这个方针，而是把这个方针的执行视作一个过程、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贯彻中央方针。1949年8月，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在一次军队干部会议上，根据二野和三野在华东地区的接管经验提出：“在城乡关系的问题上，在接收城市阶段，由于城市是反动统治的集中点，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将一切主要力量，包括领导重心、大批较强的干部放在城市，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接着就带来了问题。因为没有乡村支援的城市是孤立的，是不行的。”同年10月，邓小平率军进入武汉、长沙之后，在接管城市的实践中认识到，一些同志片面理解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由此造成严重后果， “产生了封建的农村包围相对发达的城市的现象，农村不与城市合作，有些还封锁城市，粮食困难，影响各种物价飞涨，票子不下乡，……城市孤立，增加了城市建设的困难，以致站不住脚。”因此，邓小平设想了接管城市的三个阶段：第一，首先占领和接管城市。这是第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第二，在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后，迅速将工作重点转入乡村建设。城市中除了留下适当与必要的干部外，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完成土改。这个时期大约要两到三年。这样做，并不是抛弃城市或轻视城市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城市。第三，经过三年或四年，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再将工作与建设重点转入城市。
刘邓大军发起西南战役并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云、贵、川、康广大地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面临着供养大批部队、旧政权人员和恢复经济等种种困难，邓小平决定调整工作思路。1950年3月，邓小平在川东区党委会一次会议上指出：“西南局所决定的西南的新任务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学会管理城市，另一方面是加强农村工作这个基础。……这次西南局会议是把城市与农村两者并提，而且把学会管理城市提到前面。这个任务的提法，与我们刚进入西南时所提的是不是相同的。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全国大陆的统一，改变了整个的形势。过去的办法，是全国大陆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时提出来的，那时城市受交通的影响还孤立着，要靠农村去养活它。……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交通通达了，物资可以交流了，城市收大大增加了。而过去我们的收入以农村为主，城市收入很少。根据实际情况证明，城市只要管理得好，不但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能够上缴后有富裕。”邓小平还以税收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我们在南京时预定西南税收数字是30亿斤大米，城市税收则不到5亿斤大米，但实际上经过这一、二两个月(1950年1月、2月)，我们核定的预算是农村收40亿斤米，城市收25亿斤米。此外再加9亿斤的盐税，8亿斤的其他税，总共是43亿斤要在城市收起来。这还是在城市工作没有基础的时候，比例已是四比四，如果工作做得好，城市收入是要超过农村的。”他在讲话中把城市税收及财经任务作为“政治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基础不稳，就要垮台”。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提出了“面向农村”的口号。他较早地从城乡经济的互动和国家工业化的角度观察农村问题、工农问题和城乡问题。他在195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 “面向农村，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界的任务。一个封建落后的农村是不可能为工业开辟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现在遇到的困难那时也就不会有了。城市为农村服务的道路很多，工业方面应该研究农民的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自己的生产计划；商业方面无论在收购农产品方面或供给农民以工业品方面，都应讲求给农民以便利，并减轻农民的负担。”
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辩证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对于做好二元经济结构特点突出的重庆城乡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政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的精神。从“城市――农村――城市”到“城乡并提，以城市为主，但又面向农村”，这不仅是工作思路的转化，而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熟练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前，直辖后的重庆发展势头良好，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大城市、大农村以及由此带来的二元经济结构突出， “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兼而有之的老工业基地改造，三峡百万大移民以及库区产业“空虚化”，城乡贫困人口的生活及严峻的就业形势，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等等，无一不是事关全局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或者是其他直辖市甚至是西部其他省份没有的，或者是不突出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面对这些特殊市情，亟需创新思维。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找到积极、稳妥、健康发展之路，并不断破解前进途中的诸多难题。
第二，在城乡关系上，要坚持“城市为农村服务”和城乡互动的指导思想。城市的工商业和乡村的农业在产、供、销等方面要密切协作，互为市场，互相促进。邓小平特别强调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对整个城乡经济大局所带来的良性互动。中央最近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为重庆市的发展带来了又一次机遇。重庆城乡差别大，不仅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高，而且还有几十万农村贫困人口和返贫人口。“三农”不稳，基础不牢。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要有实实在在的大动作，要给农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帮助。
第三，要管理好城市。邓小平说：“城市管理不好就没有中心领导。这可以看出城市领导乡村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想慢一点处理这个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抓住了城市经济，就可以促进城乡交流，带动和搞活整个区域经济的运转。中共中央西南局在解放初提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正是基于发挥当时名列全国七大工商城市之一的重庆的带动作用。目前组团化城市发展战略发展势头很快，如何将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使大中小城市都能发展为该区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推动该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组织者，仍然是我们需要十分注意的问题。
第四，要做到实事求是，既需要领导者的胆略和远见卓识，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建国初期，中央对新解放区实行有别于老解放区的政策，特别是对解放较晚、各种政治力量聚集、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西南地区，政策上更是大力扶持。中央派“小平入川”并担负要职。在中央大政方针下，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大刀阔斧，除旧布新，很快开创了西南的新局面并迅速赶上全国工作步伐。他在西南的实践及理论始终得到中央及毛泽东的支持，多次表扬邓小平的工作经验并转发各大区。现在，重庆管辖40个区市县，3100多万人口，且农村人口占到2/3，各地民情社情、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更应强调实事求是，营造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采取“一区一策，一县一策”的策略，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这样，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目标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