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整合与系统建构的任何一项理论成果，都旨在把它的基本原理体系与中国改革实际结合起来，因而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这一命题本身就内在蕴涵了其实践转向的政治立场和中国方向，也内在规定了它步入后原理时代文化产能和思想营建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定位：只有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对之做出具有当代中国水平的原理层级上的拓展，才能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科学价值源源不断地开掘出来，并從文本一理性的逻辑建构阶段逐步走向社会一实践的历史建构阶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文化产能；原理层级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2-0001-07
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问题研究的现状描述与价值指认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及其实践整合问题的理论研究，学界有人认为，在后现代境遇中，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各种挑战和质疑，仿佛它的经典思想在当代实践中已然难以复制，似乎在时过境迁的后现代阶段全面失灵，于是具有低端文化产能性质的各种“化”的方案纷纷出笼。这些品质趋下的诱导机制很难营造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态体系。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以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化”没有实现实践整合，没有弄清“三化合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实践基础上的整合，是步入后原理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的逻辑层级和问题领域，致使以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去“化”，只能“化”出一些无关紧要的理性杂草，從而重结论轻方法、重理论轻实践、重形式轻实质，导致其形聚神离、魂如飘絮。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合一”方案心存疑虑，认为根本不能只在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化”，在视域狭隘又缺乏争锋的情况下只能简单地模拟旧原理。因为，“三化合一”不是一种孤立的事件，只有将之融入世界历史进程这一大视域中，竭力彰显它的世界向度和国际走势，实现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的内在统一，才能对各种“化”的策略做出科学谋划。当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化”虽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但其地位不是平列的。“中国化”当然要统领其他“两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不能离开本土化和时代化，否则只能成为一种抽象的口号。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如果没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这个理论体系没有通过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的“三化合一”而不断掌握十几亿中国大众，就不可能成功指引像我们这样的低起点国家在极短的时间里取得奇迹般的举世瞩目成就。因而，如何“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或“教会马克思主义说汉语”、怎样使之成为当代精神之精华并以之重建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可谓意义重大而深远。
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进行这种“三化合一”式的理论建构、这种建构的文化产能的性质如何、又该在什么原理层级上予以提升呢？对此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实现中国化是核心，是灵魂，是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原则、总要求。它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成果获得整体性建构的根本性质、内在灵魂和当代生命。实现时代化是关键、是根本，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互动性发展，是展现其中国化、大众化之科学本性与先进姿态的重要标识。它体现了在实践基础上既坚持基本原理又进行理论创新的时代意识，旨在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协同发展，以创新的精神、崭新的理论形式、丰富的语言元素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以新的生机与活力。实现大众化是基础、是保障，是拓展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度普及与广泛接受的重要途径，它同样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马克思主义能否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需要准确把握时代跳动脉搏，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广大民众同命运，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和实践品格的永恒主题。只有致力于在高一级的原理层级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意义塑造进行实践整合与科学跃迁，才能真正实现它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位一体”。
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化合一”的路径与产能问题，有人主张“三化合一”不是结构松散的理论拼盘和机械拼凑，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根本原则和基本路径、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所开辟的历史性转折为时代背景和生活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内在交融为文化底蕴和思想特色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自我革命。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思想的某种重写或重振，而是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的一次革命性的理性创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融入实践、思入时代、贴近群众的理论品质。对此，必须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度结合上，從历史与逻辑、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凸显其自身的科学内涵、生活指向与大众立场。在原理层级上实现“三化合一”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在当代中国实践中不断达到内在统一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1世纪融入当代实践获得重大创新和自我突破的过程，更是不断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过程。但是笔者认为，要想從学理上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文化产能及其原理层级问题，一是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是如何贯穿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之中，并在一元多样、一体多向、一源多流的系统拓展中怎样固守其本质特征与思想精髓的；二是必须弄清基于时代、生活实践不断发展的根本需要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三化合一”的开放性解读，为何不仅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的自性，更没有将之排斥在主流思想的局外，而是内在地规定着其理论发展的中国方向和时代立场，推动着其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深化并促使其文本研究与问题研究在当代中国视域中不断实现内在统一的；三是必须强调为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合一”及其“化”的方向不是走向马克思的原初视界和原典形态，也不是走向列宁的思想框架和旧有模式，而是從马克思列宁走向当代视界，拓展新的自我生成之域。质言之，“三化合一”实现的为何不是马克思化也不是苏式化，更非什么后学化、西学化，而是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和思想精髓的当代化，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赋予其本土化的特征与内涵從而使之通过“三化合一”而走向科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 基于此，本文不避浅显，愿從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原理层级及其思想产能问题人手，阐明其“三化合一”的当代使命在于立足中国实践和文化底蕴，着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实践所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及时而准确地科学概括蕴藏于时代精神中的思想精华，自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更新与当代拓展，为创造性地构建出当代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做出属于我们中国学人的特殊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合一”的文化产能及其原理层级
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化合一”战略，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实现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整合过程及其系统建构运动。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立足我国当代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使那些带有普遍性的，最为基本的原则、规律和方案以及可以作为其他一切内容之基础、之纽带、之轴心的先锋理念、前卫思想和鲜活经验，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过程中构成一个科学化的、大众化的意义系统和思想链环。换言之，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及其辩证统一的未来动势，无论在理论层位上抑或在范畴节次上都毫无例外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进入后原理时代，它的系统建构与中国拓展的一切内容和特征都处处彰显着一种后现代精神气质。当然，步入后原理时期并非远离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那些最为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恰恰相反，而是根据当代中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新需要，按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经过无数次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而形成的，具有时代性、具体性、民族性的概念系统、意义之链、价值之维和实践之则。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的基本要素、核心内容、内在灵魂及其内在链接方式与实现路径，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化合一”，在理论层位上具有根本性、始源性，在内在结构上具有相承性、同构性，在意义指向上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在功能上具有实践性、操作性。这几方面统一起来表明：它是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操作理性于一身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策略、价值取向和基本范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所实现的辩证统一、内部整合以及科学链接，從总体上、從根本方面，表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彻底程度、严整程度和正确程度。其科学水平和实践价值不以花样翻新和自我标榜为依据，而以能否及如何自觉融入到实践逻辑的深处并获得大众理解和灵活运用为当代标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测度出它与中国现实的实际间距。它之所以对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感召力、引领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真理性、实践性同我国当代发展的时代性、大众性、民族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显而易见，坚守了它在中国的“三化合一”方向和路线，就意味着不折不扣地坚守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和精髓，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拓展的内在根基和固有本性；如果丢掉或背离了“三化合一”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就意味着丧失了它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及其未来总体目标。
时下，正是有鉴于此，当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及其辩证统一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时，必须做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抽象化、教条化、本本化。我们要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转化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方法，把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总的指导思想转化为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科学能量，灵活地而非机械地、具体地而非抽象地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每一个方面，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在中国化的每一具体成果中，都明显地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作风和气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过分彰显它的实践理性和问题意识，是否会使之走向另一极端，使人们只看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旨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这一方面，而“问题就是一切、不必涉及其余”的主张，则会從根本上忽视其理论自身内在建构的另一重要方面？的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当前目标和根本任务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若只是片面强调中国实际的特殊性和解决具体问题的重要性，而不同时重视步入后原理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内在性拓展，同样不能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化在中国并为群众所掌握，不能使之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与世偕行，反而会使之在平庸中委顿、在消极中堕落。即使强行与实际问题拼凑在一起，也化不出任何积极的成果来，只能弄出些魂不附体、变了形或走了样的理论怪胎。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教训深刻，切不可等闲视之。的确，马克思主义不是原教旨意义上的教条或教义，不是包医百病的“莫里逊丸”，它提供给我们的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但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用到中国来，在切实“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又不断“创造些新的东西”，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要求。“解决问题”就是以其“基本原理体系”去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具体问题，使之一步步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创新”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基本经验，经过高度的总结、凝练和升华，使实践理性提升到理论理性层面，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经过各种“化”所得到的理性成果都得以在原理层级上拓展。可见，在当代中国，如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合一”与不断追求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如何把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与不断提升实践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后原理的理性建构结合起来。质言之，如何推进步入后原理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合一”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如何把已经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进行体系化的建构和原理层位上的提升，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理论旨趣、实践基础、科学内涵、历史方位与价值选择，这些问题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三、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文化产能的价值认定
毋庸置疑，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文化产能问题研究中产生了诸多研究视域、理解范式和理论成果，这大大丰富、拓展并刷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思想边疆和精神地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无比壮丽和蓬勃发展的宏伟景观。但是，当我们的理论研究真的走进了后原理时代，理论储备的不足和实践经验的匮乏，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文化规律及其最新成果如何获得系统化建构和内在性拓展，缺乏深入的认识和有针对性的研究，致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种种非议与质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由于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及其中国发展方向，我们的理论研究因不能做到“三化合一”，曾一度为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所迷惑并被它们引向了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致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长期陷入停顿、退化、定型和保守的局面。开拓创新、积极进取以引领后原理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这一神圣使命早已被极“左”的思想路线所吞噬，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创造性和开拓性精神被文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所葬送，很多学者习惯于只在经典话语中找创作灵感，凭借组合权威引文而夸大自己理论的说服力。这种“扯大旗做虎皮”的“文革遗风”，实实在在贬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威望和对人民大众的真正感染力、影响力、塑造力，严重削弱了它的文化产能的批判反思功能以及对时代、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思想创新能力。由于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文化产能的价值取向和策略选择进行深度追问，我们当下的理论研究产生了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譬如，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文化的和合建构，这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文化产能是内在一致抑或背道而驰呢？有人质疑，既然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就要倡导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和合取向、宽容精神和兼容意识，就要反对一种主流思想的“专占”和“三化合一”一种产能的“尚同”，更要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垄断和文化霸权。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产能观上将和谐思维与矛盾思维对立起来，看不到文化的和合建构只是文化发展的一种特殊状态和特殊表现形式，文化的和合化生并非不存在论争，而只是多元文化处于暂时平衡、协调、合作情况下的一种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本质在于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部各种精神因素的相生相容关系，正确处理多元异质文化之间的内在融通，促使我们的文化事业朝着健康、平稳、快速的方向发展，恰恰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引导和精神凝聚。笔者认为，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推进社会和谐文化建构对立起来一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不仅没有任何理论依据，而且十分荒唐。难道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中不包含和谐思维、和谐精神与和合取向？难道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代表好、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宗旨不是内在的一致反而是背道而驰的吗？事实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海内外公认的不争事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本身所蕴含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在各方面总起来就构成了实现它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依据。可以说，“三化合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最本质的东西、最核心的内容和最基本的特征，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科学发展的最高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建立在迄今为止人类最优秀、最先进文化成果基础上的最为科学的意义系统，是整个人类文化和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它早已完整而全面地贯彻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成为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各项历史重任的自觉选择，在当代中国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内容和特征，都是以它的“三化合一”作为内在灵魂、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自然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合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從内在本源处和最根本利益上服從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需要，服從于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服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化合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获得科学发展的根本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研究理应自觉服從于人民大众的根本需要，应把理论彻底交给群众并为之确立一种坚固的群众立场和大众情怀。固守经典而蜗居书斋，拒绝大众理解，这不是一个学术上、理论上的错误，而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错误、政治错误。须知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文化产能中之所以充盈着一种永远也不可能被放弃的超越精神，关键就在于它在世界观的核心层面张扬了一种先进性的文化发展战略，开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通达群众性事业的实践通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体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思想闪电只有真正射入人民大众这块精神园地，才能化为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强大物质力量，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现程度实际上就取决于满足人民大众改革创新需要的程度。“三化合一”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诠释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确立了理论研究的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恰当的政治出口，而且提供了一个考察、审视与衡量科学真理及其文化产能能否向实践转化、如何将理论彻底交给群众及最终见重于并赢得人民群众的内在尺度。
從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划时代的理论体系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是基于内在反映特定时代社会变革的实践需要而自我生成与拓展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刻意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否准确把握和科学解决这一课题，就成为它能否实现理论创新并把理论推向前进的关键环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合一”，就是在探索和解答当下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创新和发展的公共平台，而“三化合一”的种种努力，其实都是为了使之积极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并在科学原理的高一级的层级上进行意义归结，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提出的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善于对此做出具有当代中国水平的原理提升和内在拓展，使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时代方案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现积极地双向互动、自觉契合、相互贯通与相互转化，将自身发展中的思想变革、文化产能、原理凝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一道得以整体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做出属于当代中国学人的独特理性创新。可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创新指向内在地蕴涵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产能的实践品格，这样做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群众立场疏远了，恰恰相反，而是更加贴近了它。“三化合一”的确是它得以贴近时代、生活和人民的最切当的实现形式、根本路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在后原理时期获得系统建构的必备条件和唯一出路。这集中体现了它彻底的唯物论与彻底的辩证法的统一，体现了人民大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与实践策略的统一，体现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统一。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理性依据与构建原则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层次开掘，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文化的大繁荣、政治的大昌明，而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制度体系建设的巨大进步，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现代意识和开创精神；另一方面，经济成分的繁杂化和兼容性及其组织形式、利益谋得及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很自然地滋生、培植了多元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文化思潮处在异常活跃期，真可谓思潮万千，波澜起伏，汹涌澎湃。其实，这些文化思潮之间的相互激荡、强烈碰撞及其通过视域整合而向更高视域的理性提升，情况非常复杂，既有科学进步、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保守、腐朽没落的。总体上看，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思想布局及其彼此消长的当代形态，特别有利于西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纷至沓来，乘虚而入，使之借助全球化浪潮和国际互联网络等多种现代传媒渠道，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力推销和多边渗透措施，企图借助所谓“普世价值”和“高端文明”进行文化殖民、信仰争夺和思想腐蚀；也特别有利于它们以各种巧妙的方式变相消解或直接颠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动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及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合法基础，不仅败坏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良好声誉、侵蚀其文化生命的健康机理，而且会大大降低它的文化产能及其原理层级，如果任其漫延，甚至会摧垮整个思想防御体系和信念价值体系。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发展战略，不断推进后原理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系统化建构和中国式拓展，也是正面回应各种理论诘难、积极迎接思想挑战的根本需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只有以“三化合一”的思想路线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全面建构，才能确保当代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向前向上发展，确保和合文化建设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正如冷溶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总是在风浪中前进的。越是面对风险和挑战，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往往越是孕育着重大的理论创新，这是一个规律。”诚然，面对种种挑战和质疑，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一元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线不动摇与推进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在原理层位上获得系统建构的关系。在这方面，“马中西”的内在融通固然重要，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改造也不能忽视，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性的当代性回归和原理性建构。文化发展的和合取向、立异相竞，固然必不可少，但这一切要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思想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指向需要强化而非削弱，否则，如果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在文化和合建构中放弃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时代立场，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或者左一个体系、右一个体系，那就会导致政治上瓦解、思想上崩溃、组织上分裂。在历史上，无论苏共抑或我党都有过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吃过大亏。显而易见的是，必须把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及其辩证统一和协调发展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紧密结合起来，深刻认识思想文化建设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思想战略，在实现国家文化建设总体目标及其文化强国战略中的重大意义。时下推进“三化合一”战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进行先进文化建设，越来越成为巩固民族凝聚力和强化思想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提升马克思主义文化产能和原理层级的重要路径。实现“三化合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之举和必由之路，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召力、创新力与引领力的根本举措和时代立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去引领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相互撞击与砥砺，才能建立起一种能够因应变化、与世偕行的思想发展机制，确保中华民族思想自我建构过程中的正确方向，使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变革真正成为科学牵引社会各方面变革的内在动力，并從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层面确保整个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的方向前进，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陷入不切实际的虚妄之谈和权宜之计的低水平重复。可见，思想的多元撞击和文化的内在融通，是在更大的视域内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当代意义而非导致了它的信仰危机。
但是，面对多元文化的相互砥砺、各种异质思想的精神震荡，如何调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兼容性，使之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又兼顾文化发展需求的多样性，挺立改革时代的潮头，准确把握先进文化的走势，围绕当代时代主题，凝魂聚气，固本强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和系统建构，就成为当代学者的学术良心和根本任务。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辩证统一中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系统性建构，既要思入时代、引领时代，又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唯此才能從最核心层面和根本点上，激活我党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民主执政和总揽战略全局等诸方面的综合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及其中国式的建构原则，能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基本立场并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能否始终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始终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一元性和先进性，这的的确确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思想战线上，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当代发展，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全面系统地总结、凝练和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实践经验及其发展规律，自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捍卫和巩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旗帜作用，沿着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建构、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拓展的方向前进。这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当务之急。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及其内在整合早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共同的理论范式、时代立场和政治出口。谁秉承了这一立场和方向，谁就能够挺立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进行积极的理论谋划和策略考虑；谁能够进一步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合一”路线贴近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大众生活，自觉地斡旋于、渗透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构造，谁就能够具有时代良心并积极承载庄严的历史使命，從而真正赢得并见重于时代、生活和人民。应该说，当前思想文化理论界的主流和主体，并没有偏离这一科学的立场和方向。步入后原理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其理论内容的客观真理性与逻辑形式的严整性的高度一致。二者共同统一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构造之中。简言之，后原理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客观真理性不仅在于它是在历史中产生、历史中选择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特别是经过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高度磨合后的思想体系，而且在于它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客观性原则和现实性内容。这些原则和内容同样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所决定的，内容的真理性与形式的严密性都是在实践中自我涌贯并自觉统一在一起的。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立场，努力推进它的“三化合一”战略，才真正体现了步入后原理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合理态度。因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路线在当代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旨趣和文化策略，而且早已成为改造中国的策略选择和制度安排，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内在组成部分，已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文化战略和话语实践，并具有了全新的思想产能和学理价值。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