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华裔作家的代表作，《女勇士》可从多种角度被解读。汤亭亭不同于其他作家，她将自己在美国的经验以及母亲讲述的故事相结合，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完成了《女勇士》的写作。汤亭亭讲故事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书中看似毫无关系的五个小故事通过一定的关系完整地结合一体。本文着重探讨书中前两个故事，即无名姑姑与花木兰的故事，透析女性地位以及跨文化背景下女性的遭遇，揭示书中人物，甚至是汤亭亭本人对男女平等的呼吁与倡导。
关键词：讲故事 女勇士 反抗 和谐
在华裔美国作家中，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无疑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一位，其文学作品畅销于中美文学市场，且获得普遍好评。1976年，汤亭亭发飙了使她一举成名的处女作《女勇士》，此书获得1976年美国全国书评界非小说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Nonfiction）。该书的副标题为“一个生活在群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全书包含五部分，分别为：“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以及“羌笛野曲”。整部小说中，最让读者印象深刻的便是“讲故事”的写作手法。作者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向读者介绍了几位女主人公：悲惨的无名女子，无惧的花木兰，坚强自立的英兰、软弱无能的月兰、叛逆的我以及被擒于匈奴的蔡琰。从结构上看，每个故事相互之间可以做到彼此独立。尽管读者可以讲故事分开理解，但从整体上把握，每个故事都在现实与虚幻、事实与神话之间转换。
《女勇士》介绍了中国女孩在中美两种环境中的成长经历，带有回忆录性质。而事实上，汤婷婷也是移居美国的中国人的代表，这意味着自己仅能回忆并珍视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的传统文化，同时，自身也被传统文化以及自己的祖先感到困惑，甚至恐惧。伊莱恩.H.金就表示，《女勇士》虽描写女性生活，但更主要的是“关注着在美国生活着的来自其他种族的少数群体为了明确生活中出现的矛盾而做出的将事实与虚幻区分开来的各种尝试。”（Kim，199） 它涉及了华裔女性在一个混乱、甚至敌对的环境中进行斗争的困境。而另一学者维罗妮卡认为，汤亭亭不仅为该书的作者，同时也是书中的女主人公，她跨越着两种文化，同时，也必须“面对从母亲那里知道的神秘却也可信的、既是现实又看似虚幻的传统故事，同时，还有她在美国的生活与经历也让她困惑不解。”（Wong， 23）
《女勇士》的副标题是《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这暗示了全书故事将在事实与虚幻、构想与现实、个人反思与其他人的故事等等因素之间相互交织。根据汤亭亭自己的解释，“鬼”这个意向在书中，不仅指美国白人，既所谓的“洋鬼子”，也包括了那些“模糊的、源自以前让人无法解答的有关中国人、白人、以及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的那些无法解释的行为。”（Kim，200） 在书中的五个故事中，汤亭亭灵动的讲故事的写作手法既包含了神话般的过去、祖先们的历史、家族历史、个人的曾经以及现在的生活。所有故事来回穿梭于生活与幻想之间。
《女勇士》的主人公，一个生活在唐人街的小女孩，不仅每天会看到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等所谓的“洋鬼子”，还经常听母亲提起那些来自中国的鬼魂。书中出现的第一个鬼魂便是女孩的姑姑，因未婚先孕而成为全家的耻辱，村民也认为这样的“肮脏”行为回味整个村庄带来不幸，进而攻击了她的家庭。无名姑姑不得不选择投井自杀，但这也没有得到家人的原谅，大家从此不再允许任何人提起这个姑姑的名字。女孩的母亲在向她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强迫女孩答应不会再将故事告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一直说你父亲只有兄弟，没有姐妹，好像她从来没有出世过一样”。还有整夜坐在勇兰肚子上的鬼魂以及那些在就中国被杀害的女性及小孩子的鬼魂等。在小女孩的脑海里，她甚至认为自己也是个鬼魂而已，她把自己想象成为女侠，甚至是对所有残酷杀害女性的人的报复者。因此，女孩从小就接受训练，继承了母亲的女性力量，母亲在中国时是名接生婆，到了美国后，开了家洗衣店，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戴着口罩并点燃一根蜡烛，因为这样可以防止洋鬼子衣服上的细菌。女孩认为自己以后可能会成长为人妻或是奴隶，但母亲却教会自己花木兰的故事，以后自己也会成为花木兰一样的女勇士。事实上，故事的叙述者已经将小女孩塑造成一名勇士：她首先讲述了无名姨妈的故事，这代表着对父权以及父权通知的旧中国社会体系的反叛。其次，女孩梦想自己成为了神话中的女勇士。与此同时，女孩还触及到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即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毫无疑问，在现实社会中，这些梦想对女孩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1、无名姑姑：面对父权社会的无声反抗
汤亭亭的美国少女回忆录包含着五个故事。第一个，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就是女孩无名姑姑的故事。她对姑姑的故事抱有兴趣，然而家族里没有任何人会对她讲述这段历史，只有母亲“不得不为我们敲敲生活的警钟”时，才会听说这个故事，而且“每次都有发展”。这就意味着，只要女孩犯错或者将要犯错的时候，母亲都会拿无名姑姑的故事来吓唬女孩子：任何不适宜的行为都有可能让家人甚至整个家族蒙羞，若真如此，那她一定会被逐出家门，并从家谱中删除自己的名字，就好像无名姑姑那样，“从来没有出世过一样”。而这个故事，也一直伴随着女孩的成长。
随着女孩逐渐成长，她再也不想母亲打听无名姑姑的故事，也没有提过姑姑的名字，因为在女孩看来，“性交是说不出口的事情，而流言是那样的凶猛，父辈们又是那样的脆弱，以致提及‘姑姑’会莫名其妙地上海我的父亲”。一方面，女孩以致想把自己“转变成美国女性”，因为她发现中国人的种种不礼貌与失仪之处：“中国人讲话嗓门高，大家都能听到。只有病人才不得不低声细语地说话”，而且：
“我所认识的移民嗓门都很响，即使离开他们过去隔着田野打招呼的村子好多年，也还是没有变成美国腔。我一直没有能够制止住我母亲在公共图书馆和电话里大嚷大叫的习惯。”
此外，旧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也在小说中展露无遗。“在饥馑的年代，作为女人，或者有一个女儿，都是十足的浪费。”而且“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然而，通过小女孩的生活，也反映出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也相当艰辛，因为他们不得不领悟到“在小时候创造的这无形的世界，是如何适应了美国严酷的社会现实”： “移民们为了迷惑神灵，更换了他们咒骂的措辞，用拐七拐八的街道和假名字使神灵昏头转向。他们肯定也要设法迷惑他们的后代，我想，他们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吓唬他们的后代——总是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总是试图给无法明说的事情取上一个名义。我认识的中国人隐匿他们的名字。旅居者在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候取上新名字，不声不响地把他们的真名实姓保护了起来。”
学者伊莱恩.H.金就认为，那些生活在美国的亚裔人群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即“自身文化背景的根深蒂固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任何试图解释文化现象的努力都只会更让人困惑，尤其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远离文化本身语境而对文化作出的观察理解都是不恰当的。”（Kim，200） 因此，《女勇士》中的父母并没有对孩子解释自己的行为与某些做法。他们所作的只是告诫孩子一定不要把自己听到的事情再讲给第三个人听。这样却造成孩子们对中国传统以及中国文化的误解，甚至是失去了应有的兴趣，因为每当孩子们提起过去的某段历史时，家长们总会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而生气，不许他们多问。这些生于美国的二代华裔逐渐推断父辈或许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己编造出这些中国习俗。对中国历史、文化或者习俗的误解一方面来源于父辈“惜字如金”的不解释，而同时又源于自己能够听到或者接触到的点点滴滴的生动故事，这些记忆碎片为二代华裔拼凑出一幅不完整的历史画卷。中国对于二代华裔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能够将父辈不愿意吐露给自己的历史以完整的形式重新塑造出来。
女孩出于好奇，试图将无名姑姑与当时的旧中国的意象完整地建立起来。即便母亲一再告诫她不可以将这个故事讲给其他人听，女孩还是大胆地通过纸笔，将整个家族历史呈献给读者。无名姑姑与一名她至死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有了私生子。就在这个孩子即将出生的夜晚，整个村的村民袭击了她的家。村民离去后，无名姑姑在猪圈里剩下了这个孩子，随后人们发现，她溺毙在自己的水井中。
这在旧中国，是一个既简单又普通的故事。如果女孩胆敢未婚先孕，那她命中注定悲剧。姑姑的惨痛经历反映出旧中国女性的低下地位与悲惨生活。旧中国的妇女遵照“男尊女卑”的旧习俗，成为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对妇女来说，没有什么比贞操更为重要了。如果她在婚前失去了贞洁，那她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周围人的责骂与诅咒。可是，却没有人指责那位造成妇女悲惨下场的男性。就在无名姑姑承受悲痛的那个夜晚，“她一直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埋在心里。她没有骂过他，说他应当为她收到惩罚。……他可能就是她家里的人。不过即使是与外面男人勾搭也同样令人恶心。”男女的不平等由此可见，因为：
“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某个男人命令她和他睡觉，成为他秘密淫乱的对象。……也许她是在地里或山上，媳妇们拾柴火的地方遇到他的。……他的要求一定使她大吃一惊，然后又对她进行了恐吓。她顺从了他，她逆来顺受惯了。”
无名姑姑的困境其实是旧中国广大妇女悲剧命运的写照。她们默默地承受了命运的摧残，逆来顺受地接受了非人类的生活状态。无名姑姑没有为自己辩解只字半语，她所做的只是与自己的私生子一起溺毙在水井中。无名姑姑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女孩。十几年后，女孩成熟了，她鼓起勇气写下了无名姑姑的悲惨故事，并且表达了对整个家庭冷漠、男女有别的意识的愤怒。对家庭的反抗，让女孩自己成为一名勇士。此外，女孩无法忘记自己的姑姑，因为姑姑的故事时常萦绕在自己心头，“她的鬼魂附在我的身上。”而且在女孩，看来，姑姑也是一位勇士，她用死亡反抗旧制度，反抗各种压迫。姑姑至死都没有说出男人的姓名，而且作为对旧社会的抗议，她投井身亡。这样的举动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极为震惊，因为他们觉得那口井是饮水井，有人投井自杀也会对自己带来不详。旧中国，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淹死的鬼魂，因为它们“眼泪汪汪，拖着水淋淋的长头发，皮肤水肿，在水边静静地等着，伺机把人拉下水做它的替身”。尽管《女勇士》中，无名姑姑的故事只有短短的十七页，与接下来的三个章节相比，这实在是一个简短的故事，但作者将无名姑姑的故事安排的全书的第一章就显示出这个故事的重要性：通过艺术的形式发觉更多的真相。无名姑姑这个难以言喻的故事象征了当时妇女对父权社会的挑战，而《女勇士》采用了这类故事也表明了汤亭亭本人对传统价值观的蔑视，以及对更为人性化社会的坚定追求。
2、花木兰：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勇士
《女勇士》中，第二个故事即是花木兰的故事，《白虎山学道》属于传奇色彩的中国武侠故事。女主角花木兰则是对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挑战。最后，作者发现，母亲讲故事的力量其实与女勇士的力量相似：“当我们中国姑娘听大人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了解到长大了不过当当别人的妻子或佣人，那真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可以当进过英雄，女剑客。无论谁伤害了女剑客的家庭，即使打遍天下，她也不会善罢甘休。”
很显然，花木兰只是小女孩的想象。然而她的这个梦想与残酷的现实却是一个奇妙的结合。中国传统故事中的花木兰是位代父从军的女英雄。为了帮助年老多病的父亲，她不得不隐藏起自己所有的女性特征，假装成为一位聪明且勇敢过人的将军。她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全家的荣耀。然而，拥有传奇色彩的花木兰也与当时的普通妇女无异：即服从于父母命令并且听命于当时的父权社会。但是，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却有着不同的性格。她在七岁的时候，由一只人形的大鸟带领着来到了神奇的白虎山，开始学习独一无二的超能力。她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学会如何与“坏人和土匪搏斗”并且为“村上的人报仇”，因为如此一来，“侠义行为会被汉人永远铭记在心”。由此看来，小女孩决定学艺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现状。如果能够代父从军，她便可以摆脱那些烦人的家务和田地里的辛劳耕作。“我暗自庆幸自己不必挖山芋……不必再鸡粪中跋涉，这样的情境过去时常进入梦境，现在这样的噩梦也少多了。”服从孝顺也只是木兰参军的次要的原因。此外，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有别于传统花木兰的另一标识就是传统的花木兰替当时的君王征战，而新花木兰则带领军队冲进首都，杀死了当时的皇帝。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新木兰的行为象征了汤亭亭对父权社会的鄙视与排斥，也反映出汤亭亭对妇女权利、地位的追求。 女孩迫切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因为当时，那里的人们认为“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如果她敢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提出质疑，那她就是一个“使坏”的女孩。然而，当她加入了山中两位老人的新家庭式，却发现，这里尊崇男女平等。他们就像一个整体一样。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对金人儿，在那里跳着大地之舞。他们旋舞得很美，简直就像地球旋转的轴心。他们是光；是熔化的金子在流变——一忽儿是中国狮子舞，一忽儿又跳起非洲狮子舞。我似乎听到了清脆的爪哇钟声，转而变得低沉，听上去又像印度人和印第安人的钟声。金钟在我眼前离析为黄金丝缕，经风一吹，飘飘洒洒，编织成两件龙袍，龙袍随即又淡化为狮身上的毛。毛长长了，成了闪光的羽毛——成了光芒。随后，这对金人儿又跳起了预示未来的舞蹈——是未来的机器时代。……我从未见过他们那种装束打扮。……我明白了耕耘劳作与舞蹈并无不同；农民穿的破衣烂衫像皇帝的金冠玉带一样金碧辉煌；也明白了为什么舞者之一终究是男性，而另一个则终究是女性。”
这对男女金人跳舞的场景反映出汤亭亭对性别歧视的反抗。在她看来，男人和女人没有什么区别，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两性应当和谐共存，而不应该出现任何矛盾与冲突。可是这样的想法正是传统父权体系所不能接纳的，因为在这样的封建制度中，男性地位远远高于女性。苏.安.约翰逊认为，汤亭亭的世界充满了“东方与西方，比如阴阳或者男女”等两极对立。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这似乎也是汤亭亭一直寻找的所谓的雌雄共体，或许这是解决性别歧视的一个妥善的办法。虽然何为雌雄共体还能没有特别明确的意象，但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形象则成功诠释了这一概念。得到老者的肯定后，女孩结束了数年修行，做好了战斗准备。“我穿上男装，披上了甲胄，头发完成男式……我跃身上马，不觉为自己的强劲和高大而暗暗称奇，”因为她已经拥有了男性的勇气与气质。
女勇士分娩婴儿的情节则成为整个雌雄共体故事的高潮。怀孕期间，“我把铠甲改制了一下，看上去就像一个又粗又壮的汉子……裸体的时候，简直成了怪物，肚子挺着，背后满是字。”从女勇士身上，既有男性形象，也有女性特征。她既能参军作战，也能怀孕生子。换句话说，她有能力完成两性不同的任务。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的父母和整个家族绝不会缺钱少米了。……他们会杀猪祭神，庆祝我的归来。就凭我背上的字，就凭我一丝不苟地实现了背上刻下的誓言，村里人对我的孝心一定会代代传颂。”
然而一直幻想自己能够成为花木兰的小女孩，却在生活中遭受挫折。“我想象不出我的老家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没有一番成就，“我们回到中国以后，父母就会卖掉我。在中国，对那些能吃爱任性的女孩子，总是有办法对付的。”而且“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女孩也希望自己能如女勇士般改变现实的命运。没有任何魔法导师指导她，她只能在学校努力学习，一直得A。不过既然A“不能当饭吃”，她的所有努力都不够。而且每次那个当过江洋大盗的大伯出现的时候，“我和我的姐妹”都会被大伯看不上，而“弟弟们总是满载而归：糖果和新玩具。”后来，女孩进入大学，“我努力学习，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但却终未将自己变成男孩。我真想回家的时候已变成男孩，让父母杀鸡宰猪大大地欢迎一场。这样的场面让我弟弟摊上了。他活着从越南回来了。”女孩梦想变成勇士，“如果我不吃不喝，也许能使自己成为一名武士，就像梦里常出现的那位。”如果能够变成女勇士，那她就可以独立生活了，这意味着她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没有人会将她看成是一个包袱。女孩的目的就是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并且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在男性主导社会都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女勇士》还包括勇兰、月兰等故事。虽然从表面上看，每个故事都是独立存在的，但它们都被某种方式连成一个整体。月兰与勇兰不同，她是更沉默，在生活当中一成不变却有难以理解，与无名姑姑的生活相似，月兰的生活完全由别人来操纵，自己没有任何主宰能力。她听从父母安排，嫁给了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而且婚后不久丈夫便抛弃了她，自己去旧金山淘金。月兰完全被男性主宰的社会剥夺了话语权和自己的一直，成为该环境的受害者。
不过，《女勇士》中的每个小故事都有真正的女勇士，比如改变后的月兰和最后一章出现的蔡琰。汤亭亭通过不同的鬼故事以及改编之后的羌笛野曲成功地刻画出现实与幻想中的女勇士。由此不难发现，汤亭亭的《女勇士》是一部成功的女权主义著作，表达了女性呼吁南里平等的坚定立场。借助蔡琰的羌笛野曲，《女勇士》超越了女权主义范围。介于多元文化的背景，即中美不同文化，《女勇士》可以被视为一部关注女性地位以及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为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女性寻得平等地位以及保持文化融合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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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晓晖，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婷婷、谭恩美、严歌苓等几位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3] 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Kim， Elaine H. Asia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5] Wong， Sau-Ling Cynthia. Necessity and Extravagance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rt and the Ethnic Experience[J]. MELUS， Vol. 15， No. 1，1988
作者简介：田田（1985.2-），女，辽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