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说话低声细语，并不张扬。在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在中国文坛早就成名立万，可是在你面前，他没有任何的架子。谦逊、低调，是莫言先生给笔者留下的最深印象。
他的小说是另一番风景，轰轰烈烈、汪洋恣肆如黄河入海，怎么张扬文字，怎么恢弘气度，莫言绝不藏着掖着，要的就是史诗般的一泻千里、万马奔腾，写法上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是山东高密那片神奇的土地给了他天赋灵感吗？与其说幸运女神特别眷顾于他，毋宁说是时代锻造了他特别强大的内心。
中农的儿子
莫言的父亲受过私塾教育，在乡村里也算是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有很浓重的传统中国人的特征，总是以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要求自己和子女，所以对童年时的莫言特别严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莫言的爷爷花了一辈子才攒下的那几亩土地被积极要求进步的儿子悉数交给了集体，莫言的爷爷虽然心中不快，奈何大势所趋，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姓了“公”。老爷子不爽，儿子也没有因此达成梦想。“我父亲忠心耿耿跟随共产党，”莫言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加入共产党。而且当时上面的干部来了之后，都在动员我父亲入党，但是村里的人不同意，结果没有入成。我想这是他一生中很大的遗憾。”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有这么几亩地，划分成分的时候给划成了中农。更要命的是莫言的大爷爷是地主，当然，所谓的地主也就是再多几亩地。
而且，正因为成分问题，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家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年三十，饿得实在不行了，他们一家只好到别人家去讨饺子吃。“中农在理论上是团结的对象，中农的孩子可以入党，但事实上不太可能，有那么多贫农、雇农的孩子，在这样的政策下，怎么能轮得到中农？”莫言说。
“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莫言辍学了。这一年，他11岁，正上小学五年级。
放牛、放羊，闲来无事，没有被烧掉的传统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红色革命小说《林海雪原》《红岩》都是他阅读的对象。“不过我读得多的还是课本。我二哥上过中学，我大哥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他们手上有中学6年全套的教材，我拿来后翻来覆去地读，这些书对我帮助很大。”
“文革”末期，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为整个村子的骄傲，莫言的心里就像打翻了调味瓶，各种滋味在心头。
“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事迹传遍中国，莫言的心怦怦直跳，他的脑子里突然迸出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给有关部门写封信表达自己想要读书的强烈愿望？
左思右想，有一天，他实在忍耐不住，瞒着父亲，鼓足勇气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他印象特别深刻，若干天后，“我回家，我母亲正在烧火做饭，往锅里贴玉米饼，看到我父亲神色惶恐不安，手里拿着一封信，很紧张地拆开一看，一句话也没说”。上面写着：
管谟业（莫言本名）同志：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首先我们肯定你想上大学、学知识、为人民服务的想法，希望你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
教育部
X年X月X日
他贸然的举动没有给家庭造成大的劫难本已是万幸，可是莫言却说他当时读到这封信时感到万分沮丧：“怎么可能推荐到我呢？一般村里根本不会推荐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公社50多个村庄，就两个名额，公社里的干部都不够分的，党委书记、副书记等等一大批领导的孩子都轮不上，怎么可能轮得到我？”这是他当时真实的想法。
进入军队，重燃文学梦想
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最好的出路是当工农兵大学生；其次是当兵，到部队表现好的话也可以离开农村，复员转业，安排工作；第三是招工，城市里的工厂需要工人。
18岁，刚刚成年的莫言也面临求生的压力。幸好，高密是非常重要的产棉区，办有棉花加工厂。棉花加工厂是季节性工厂，每年收棉花的时候会到每一个村庄招两个人，再从县里招一批待业青年，几百个年轻人集合在一起加工棉花，一般3个月左右，到春节前后棉花加工完毕，这些临时工也就解散回家。这些人的正规叫法是合同工。合同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户口还在农村，生产队还在给你记工分，然后你要把每月的工资拿出一半来交到队里面，剩下的一半为自己所有。
刚进厂的时候，莫言每天的工资是一块三毛五，每个月拿全了的话可以拿到40元左右，交给生产队20元钱后，自己还有20元钱，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笔数目了。莫言说：“这种机会也很难得。一般都给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的孩子给占了。我能去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里当会计。我一个人也去不了，只招两个，一个是书记的女儿，一个是我，属于搭配着把我给弄进去了。去了之后在加工厂里一干就是3年，因为我叔叔的缘故，这3年里也没有把我下放去劳动过，因为棉花加工结束后还需要极少数的人，看看门，做一些维修机器的工作，直到1976年我入伍才离开了那里。”
1976年，“文革”还没有结束，政治气氛仍然非常严肃。他一入伍就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兵要学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当时叫“工农兵学理论小组”。学习的是什么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这样的理论教育。
没过多久，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整个社会政治环境趋于松动。他们部队有个餐馆，餐馆负责人的妻子是黄县（现在的龙口县）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图书馆里还是有很多书的。“文革”前出版的高尔基的《母亲》、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都有，莫言全借来通读了一遍。这段时间的阅读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且重燃了他的文学梦想。
正是在黄县，他开始尝试着写作。写过好几篇小说，也写过一些话剧，但最终都没有发表，他说是因为“它们太幼稚了”。
1979年他被调到河北保定，在那里担任图书管理员、保密员，后来又做政治教员。做的是干部的工作，但还是战士。部队也努力创造机会，希望能提拔莫言，可是莫言却对仕途升迁毫无兴趣，他的心完全被文学占据了，“那时我一个人在保密室里，和连队生活不一样，你爱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比较安静，保密室里也没有其他人，事实上，那么小一个单位，也没什么文件，写作的时间就增加了一些”。 “1981年10月，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前面许多作品后来我都烧掉了，也嫌它们累赘。”他淡淡地说。
稿费标准是千字8元，他第一笔稿费72元在当时是很惊人的数字—当时连排级军官的月工资是52元。他当了6年战士，每月津贴25元，这相当于他3个月的钱。
《红高粱》被拍成电影
1986年，在莫言发表《红高粱》之后不久，张艺谋就注意到了这篇小说，并决意要拍成电影。当时莫言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张艺谋从陕西的《老井》外景地跑到莫言学校的宿舍里找他。莫言说，他对张艺谋最初的印象是“很朴实，现在张艺谋也比较朴实”。
拍《红高粱》，没有红高粱怎么行呢？可是当时，莫言家乡也找不到长势喜人的高粱地。张艺谋想，没有，我们就自己种！说干就干，摄制组在那儿一口气种了百十亩高粱。那些日子张艺谋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高粱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他站在地里听，能清楚地听到四周高粱拔节的脆响，满眼的绿像大海无边无际地向地平线蔓延，这感觉，就和他最初看莫言小说时的感觉一样。
“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伟丈夫，加上一块高粱地。”张艺谋这样来总结他的成名作。
说到这个奇女子，莫言一开始对巩俐有点担心。当时，巩俐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的服装在莫言看来有点不伦不类，脸上的表情也有点忧郁，和莫言心目中的“我奶奶”形象大相径庭，直到他看到样片之后，才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红高粱》获金熊奖之后，大街小巷都是姜文“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的彪悍歌声。这是莫言和张艺谋共同作词、赵季平作曲的电影主题曲，火遍大江南北。
很难说是莫言成就了张艺谋还是张艺谋成就了莫言，这两个人的身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张艺谋说，在所有颜色中，他最喜欢如火似血的大红。和张一样，莫言也对红色情有独钟。《红高粱》《红树林》《红耳朵》《红蝗》，这么多的红。“最初的一部与红色有关的小说是《透明的红萝卜》，直到写到《红蝗》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用了那么多的红色，后来我看到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叫《声色犬马》，分析了我小说中频频出现的红色，反而让我以后注意了不要老重复自己，重复红色。”
诺贝尔奖来了
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奖。
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东北乡”传奇的莫言对自己的家乡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莫言觉得，主要的还是作品中的文学素质打动了评委。“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在此之前，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舆论众说纷纭，也有一些人对他提出质疑。对此，莫言说：“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把自己放在众声喧哗之中的机会。持续半个月之久的网络大战也是认识自我的最佳机会，让我知道我有哪些缺陷和不足，也让我知道了有哪些宝贵的东西需要坚持、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