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描述《梦娜在希望之乡》中的各个人物以及他们身份的变化，展现了一个多元世界里少数族裔寻找自己身份的故事。通过描写这些小说人物探寻自我的过程，作者旨在揭示，个人身份不是固定模式化的，而是变化流动的。作者反对众多华裔美国文学中对于美国华裔形象模式化的描写，彻底颠覆了本质主义，也进一步巩固了作者对于身份的观点，即身份的流动性。
关键字：流动性 本质主义 美国华裔
一、小说背景与作者简介
《梦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Gish Jen)的第二部小说，小说通过描述第二代华裔美国女孩梦娜寻找自我的过程，展现了作者对于少数族裔自我身份认定的观点。梦娜是拉尔夫和海伦的第二个女儿，她生活在美国犹太区，并有一帮犹太好朋友。小说主要描述了她和父母以及朋友所进行的一些思想碰撞，从而寻找到自己的身份的故事。
和许多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不同，任碧莲对于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随意性。在任碧莲看来，任何少数族裔都不是独立生存、独立发展的，都要受到别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因此，她在坚持个人身份流动性的同时，又批评了否认先天身份的做法。任碧莲的认知可能和她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她从小就跟随父母生活在美国犹太区而不是华人街，她所接触的朋友较为广泛，包括犹太人、华人以及其他族裔的人，因此对于个人身份的认定，她独具慧眼，因而更加深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作品很快得到学界的认可，并在同期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中大放异彩。
二、小说人物的身份流动性
通读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读者会发现在小说末尾，几乎每个人物的身份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变化微妙难以察觉，有些变化巨大令人惊讶。与其他华裔美国小说不同，《梦娜在希望之乡》人物阵容空前强大，聚集了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本土人、黑人等种族，在形式上体现了小说的国际性和包容性，也证实了美国是一个身份自由的大熔炉。
小说主人公梦娜从一开始并非排斥中国人的身份，反而从中受益颇多。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她成为了朋友中的焦点，无论她去哪里，都会被邀请讲述一下有关中国和中国料理的故事，她也因此乐在其中。梦娜还因为同是亚洲人的身份结识了日本人谢尔曼，开始了她的初恋。
然而，梦娜的身份寻找之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与谢尔曼的分手以及好朋友芭芭拉宣布正式成为犹太人之后，梦娜开始接触霍拉威茨拉比和犹太教，渐渐地她开始被犹太教义的教育性所折服，并最终选择成为一个美籍犹太人。
梦娜最终决定成为美籍犹太人并非偶然，这和当时的时代特点以及个人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正值美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在那时，各种民权、民族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盛行，人们走上街头抗议，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作为美国青少年一代，梦娜对于自身的身份意识也渐渐觉醒。其次，犹太人在美国当地属于最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掌握着国家的命脉，作为弱势民族中的一员，梦娜理所当然希望成为最优秀的少数族裔中的一分子，并希望因此得到他人的肯定，这反映了梦娜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著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就曾经说过：“流散者总是感到一种迫切的需要，那就是通过选择成为一种成功意识形态的信仰者或者一个成功民族的成员来重塑他们残缺的人生。”再次，梦娜通过霍拉威茨拉比学习到了许多关于犹太教的教义，并十分欣赏犹太人对待社会问题的处事态度。“‘另外，我曾经说过，无论我们接受与否，我们就是少数族裔，如果想要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少数族裔，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犹太人做得更好了。’梦娜说。”长期生活在中美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间，梦娜渴望冲破现实的矛盾，获得独立。然而美国式的教育和中国式的传统都无法提供梦娜完美的答案，于是梦娜在犹太教义中找到了她需要的答案。她崇尚犹太教鼓励教徒不断地去探索和提问，而不是一味地接受和顺从。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也就是承认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并将专注于当下。梦娜曾经用一句话概括了天主教、犹太教和中国传统的区别。“‘对于我的父母来说，上哈佛大学就是我的整个人生，’梦娜说，‘犹太人专注于当下和现在，天主教人相信天堂和来世，而中国人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她最终选择了犹太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更希望学习犹太人文明的抗争方式，并将希望寄托在当下而不是下一代。梦娜的身份形成完整于她最终劝说奥弗雷多撤销诉讼，取得与母亲的和解，并与塞斯结婚，生下一女。
除了梦娜，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的身份也陆续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梦娜的姐姐凯莉。最开始的时候，凯莉极端地讨厌华人身份，因为对于她来说，作为一个中国家庭的女儿就意味着成为“免费的奴隶”。“凯莉说她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出去听演唱会，而她只能在自己家的饭馆里帮忙。她还说，这样一点都不正常，她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令人反胃。”‘燃而，自从她上哈佛大学并结识了黑人室友内奥米，她的认识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内奥米是一个自信独立的女性，她对中国食物和中国文化都颇有了解。她会做地道的烟熏鸭，懂得中国的阴阳理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凯莉自己也坦然承认，和内奥米在一起，她感觉自己更中国化了。上哈佛后第一次回家过节，凯莉就建议把圣诞树去掉，因为那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作为被压迫的中国人应该拒绝使用它。后来她开始学习汉语，并接受父母的意见学习医学。凯莉之所以会坦然接受父母的建议开始学医，很大程度是因为她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百善孝为先”，父母的建议是不可忤逆的，父母的命令就是不成文的规定。文中姐妹俩有一段对话：
凯莉说：“家里有个医生也挺好的。妈妈和爸爸是对的。你真的不能信任别的人了。”
“那是中国人的想法，”梦娜说，“在美国，许多医生从来不给自己家人看病。他们觉得这样就不客观了。”
但是几天以后，凯莉已经决定了。“总要有人照顾他们的，而且我知道那个人肯定不会是你，”她说。“另外，我觉得医学也挺有意思的。”
作为一个中国家庭的女儿，凯莉终于放弃了美国教育中的个人主义，将父母纳为第一考虑，而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她渐渐从内部蜕变成一个正统的中国人。
最后凯莉干脆穿上了中国传统的棉衣和布鞋(即便在中国都很少有人这么穿了)，用小菜配白米粥代替以往的美国食物。凯莉最终在外形上成为了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而且比她的父母更为地道，以至于拉尔夫和海伦以为“她们的女儿是不是生病了”。
这期间，梦娜的男友塞斯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美国籍犹太男子，塞斯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憎恨资本主义，并且是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首先，塞斯的外形酷似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留着长长的胡须和头发，对于主流价值观不屑一顾，他拒绝上大学或者付税，认为那只是政客束缚人民和阻碍民主的工具。“他说如果他有一份工作，他会像梭罗一样拒绝付所得 税，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支持这些不断搜刮世界资源和扩大市场的战争机器和资本主义系统。他还说他不相信俄国人是邪恶的，实际上，有时候他甚至不认为他们是共产党。”其次，他对于自己的身份充满迷惑，并试图通过信仰犹太教获得答案。“他说他信仰犹太教是他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去上大学的原因，因为他需要时间去探寻出心底真正的东西以及他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
当古格斯坦营解散以后，塞斯的“希望之地”梦想破灭，他甚至一度抛弃了犹太教。“‘我已经决定放弃信仰犹太教做一个服务员，’塞斯说。”之后他与梦娜分手，更使得他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后来他去上了大学，学习了日本文化。令人意外的是，最终让塞斯得到心灵平静的是日本的身份和信仰。他佯装成谢尔曼与梦娜在电话中交谈。他阅读了各种关于日本和禅道的书籍，并突然发觉自己的内心非常平静。“塞斯说他正在阅读关于日本，禅宗……他接着说，如果说他前世是一个日本人，他甚至不会惊讶。”至此，塞斯已从内心成为了一个日本人。他还睡在蒲团上，在他的帐篷里铺好榻榻米，并使用筷子吃饭。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塞斯最终找到了自己美籍日本人的身份。
三、作者就人物身份流动性的观点
在以往的华裔美国文学中，对于华裔美国人总是有一个模式性的形象。从19世纪的苦力劳工、“黄祸”，到20世纪的模范少数族裔，华裔美国人形象已经经历了几代变化。然而，华裔美国人的模式化形象仍旧根深蒂固于白人和其他族裔人的内心之中。
无论是在小说著作还是人物访谈中，作家任碧莲都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个人身份流动性的观点。她强烈反对文学中模式化地描述特定国家的人物，她甚至说，在她小时候甚至没有“亚裔美国人”这个说法。就她而言，没有一个少数族裔可以避免受其他族裔影响而独立发展，因此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必定也是流动的和复杂的。
因此，她开始构思这样的一部小说，来准确地描述每个族裔是如何受其他族裔文化的影响的，并最终确定自己的身份。她的理论实际上是非本质主义的另一种表达。非本质主义是本质主义的反面概念，所谓的本质主义表示任何事物都有其一定的特性和特点，所以事物才能被精确地定义和定位。与之相反，非本质主义表示任何一个个体，并没有固定的特点。也就是说，并不一定就拥有某种特性。在《梦娜在希望之乡》中，作者通过人物不止一次地表达了非本质主义的观点。其中，霍拉威茨拉比曾明确地对梦娜说：“这就是事实：摆脱掉你最初的身份是很艰难的。另外，没有什么事物会一成不变。”
《梦娜在希望之乡》展现了一个多元世界里少数族裔寻找自己身份的故事。通过描写这些小说人物探寻自我的过程，作者旨在揭示，个人身份不是固定模式化的，而是变化流动的。作者反对众多华裔美国文学中对于美国华裔形象模式化的描写，彻底颠覆了本质主义。在小说中，梦娜从最初的中国人变成美国人最后变成犹太人，而凯利从最初的美国人变成正统的中国人，塞斯从最初的犹太人变成无身份者最终变成日本人，都证明了身份的流动性。
任碧莲的独特经历令她形成了更加国家化和批判性的认知观点。她一方面倡导个人身份的流动性，一方面坚持个人母体文化的不可抗拒性；她同时认为个人对于母体文化的态度应该是顺其自然，而不是断然拒绝。最后，她认为，在经历过各种情感、生活上的考验以后，个人就能真正找到其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