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电视记者、作家弗朗索瓦・德克洛泽出版了一部新著《多多益善》，在法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注意，畅销百万余册，被认为是近几年法国出版的有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重要著作之一。书中详尽地讨论了法国社会的一个独特而新颖的主题――“行会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法国的肖像。
行会主义是对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概括：在法国劳动市场分割和社会谈判结构发生变动的压力下，社会日益分化，出现“行会”组织。各行各业各单位都奉行本位主义和利己主义追求自身的职业利益。一部分单位例如大银行、大公司的职工，由于他们控制了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掌握了强大的社会权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而斗争。得到的，不能失去；没得到的，力争得到，而且是“多多益善”！达不到目的，就罢工，停止经济机器的运转，迫使当局就范。另一部分人，例如清洁工和非正式职工等，地位低下，力量微弱，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无足轻重，又存在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他们没有组织，一盘散沙，因而也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别人有的，他们没有；得到的，还可能失去。完全是一种弱者的“马太效应”：没有的更没有。
行会主义的产生与企业的经济地位有关。当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处于支配或垄断地位时，它就有可能产生行会主义，把职业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同时，社会党人政府在社会政策和分配政策上有意无意的支持，也是它产生的原因。德克洛泽还从经济体制的比较和国民心理的角度剖析了行会主义。他认为西方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但它的发展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苦恼；苏联计划经济保障充分就业和稳定，但又常常陷入消费不足、物资短缺的困境；对于这两种体制，法国公众就象一对流亡法国的匈牙利夫妇，既羡慕西方高水平的生活，又留恋匈牙利“劳动者天堂”那样，追求一种制度下的生活条件和另一种制度下的劳动条件。
想与市场经济发生联系，捞取好处，又不想参与其中，接受竞争的考验，这与真正的经济繁荣是背道而驰的。经济繁荣的出发点是生产效率，是每一个企业为谋取最高经济效益而生存；而行会主义的出发点是“行会”成员谋取最大限度的好处。德克洛泽以法国航空公司为例，批评行会主义的弊病。航空公司想更新客机，用两人驾驶的“波音747”取代三人驾驶的旧式客机，这项决定却遭到工会反对，原因是新式客机将夺去一些驾驶员的饭碗，没办法只好照旧使用旧式客机，结果法航生意被别人抢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在法国其他行业如钢铁、造船、核子等部门都严重地存在。这样，法国企业和单位的产品和服务，当然没法和别人竞争。更何况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企业需要开拓创新精神，需要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需要效率主义的经济体制，而行会主义离这种要求，差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对此，作者在书中表露了深深的危机感。
行会主义另一恶果，就是它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现代社会严重的不平等。德克洛泽认为，自由竞争导致的不平等，是一种公正的不平等，而法国现代不平等则是一种不公正的不平等，它来自于行会主义。不平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货币领域中的不平等，例如工资不平等；另一种是非货币领域中的不平等。前一类不平等，近年来，大有缩小之势；而后一类不平等是由法国行会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则相应地大大扩张了。
德克洛泽在书的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他认为，法国要摆脱困境，关键是与行会的利己主义决裂。要让全体法国人参与现代经济的竞争，分担世界市场的制约与风险。对于国家来说，计划调节仍是必要的，但社会党政府的政策重心应放在振兴企业经济上，帮助企业提高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在分配领域，要实行公正分配原则，反对“强者为王”的法则；真正做到“有活大家干”，同时，用收入不稳定取代职业不稳定。最后，他主张建立一个自选式的社会。人人在竞争中选择自己的社会条件，只有这样，才符合真正的社会进步。
德克洛泽说，他是一个记者，而不是政治家；他的目的只在于说明某种社会现象，而不在于确定一项政策。《多多益善》的价值正在于它归纳了法国社会中具有“深刻趋向”性的问题――行会主义。就其一般意义讲，行会主义是人类对竞争机制的一种心理反映，是不完全垄断的经济的产物。
(《多多益善》〔法〕弗朗索瓦・德克洛泽著，张庚辰、杨荣甲、林方、李琴译，李琴校，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一版，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