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多少年，旁人提起我家，总说是“有梅达的那家子”，从不说出我们的姓氏。在街坊邻里的眼中，梅达是一个传奇人物。没有人能够明白，我的母亲怎么能同她相互理解、朝夕相处。我和哥哥都很怕她。然而，梅达以她自己特有的方式，教会了我们去信任人、爱人和忠实至诚。在这方面，任何书籍、任何学校和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望尘莫及。
在我出生之前很久，梅达便已是我家的管家。她有一张表情严厉的脸面，蓝色眼睛锐利逼人，一头稀疏的灰发梳得紧紧地盘成一个发髻。梅达早在二十年代来自德国，尽管在美国度过了四十个年头，她依然讲不好英语，一开口就错误百出。
她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们，她在青春年少时是如何如何美丽动人。她坚持认为，是我们一家，特别是我的哥哥爱德华和我才使她“变得又瘦又丑”，是我们从她的骨头上熬干了她的血肉。她常常会骨碌碌地转着眼睛，高举双手喊叫起来，“哎哟!我在基(这)儿受多大的罪呀!”不过，尽管天天怨声不绝，梅达在我家却住了三十四年。
比联邦调查局还精
梅达毫不留情地对付每一个人:我的哥哥，我，有时还得加上我的双亲。“老处女的脾气”，四邻的孩子们这样说她。要使梅达高兴起来似乎比登天还要难。每当圣诞节或是她的生日，我们总要送她围巾、手套或者睡衣之类。我记得有一次还送了梅达一块漂亮的西排牙披巾。可是，每当她打开一件礼物，只是嘴里嘀咕几声，粗鲁地把它扔到一边。而且我不记得她是否把这些东西用过一回。后来，我们发现，梅达真正希望的礼物只是钱，似乎现钱才是她真正依恋的唯一东西。平时，梅达在外出购物时可谓节俭到了吝啬的地步，这使得母亲不得不时时多加问津。如若让她自己作主，梅达必定会去购买最便宜的下腿料肉。我们冰箱的食品总是不够日用。
梅达虽然无数次扬言要辞职不干，实际上她只离开我家一次。那是在二次大战末尾，她接受了另一户人家的聘用，他们应承付给她更加优厚的报酬。可是，梅达在那一家只干了一个星期，就在厨房里因为踩在一块油脂上摔了一跤，把骨盆裂成两半。病愈以后，她跑来央求我的母亲，希望能够继续得到聘用。梅达深信，那次事故定是上帝在惩罚她的不够忠顺。跌坏过的骨盆使她只能永久跛行。梅达搬到挨着锅炉的地下室去住，因为那里比较干燥暖和。
除了摔伤过的骨盆，梅达对自己身上的许多别的部分作没完没了的抱怨、指责，诸如肩背痛、头痛、肚痛等等。当然，她将这一切全然归因于我的哥哥和我。而且，梅达的耳朵变得越来越聋，她几乎听不见电话铃声。不过，万一她听到了大作的铃声，也总是拿起耳机，对着它嚷一声“家里没有人”，“啪”地一声撂掉电话完事。对于哗哗响的门铃声，她也绝少走出来响应。至于在捍卫这个家的意义上来说，即或把联邦调查局、苏格兰场和克格勃加在一起，也许还难以与梅达匹敌。对家里的各个门窗，她起码要锁上三次。病痛使她迅速老迈，梅达几乎一点也听不见我们在外面的敲门声。这种时候，我父亲总是不得不绕过门廊、穿过灌木丛，再爬上那地下室的窗户去叫唤。
梅达讨厌吸烟和饮酒，尤其讨厌哥哥的那群哥们朋友。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每当周末，爱德华总要带上几位朋友回来。如果碰巧父母到乡下去了，梅达就会满屋子乱窜，把所有的玻璃杯、烟灰缸和啤酒一古脑儿收拾起来，藏到某个十分隐秘的地方去。用这个办法来扫那帮年轻人的兴。这种举动往往招致一场争端、训诫和可怕的威胁。不过，到了后来，梅达总会软了下来，勉强自已去取回那些藏匿起来的宝贝。
我四月份就走
梅达卧室里最为隐秘的一角摆着她的一只大箱子。她时刻十分警惕地守护着这只上了两道锁的箱子。包括我的母亲在内，谁也不曾见到过箱内的东西。梅达每年都坚决表示，要打点一切行李回到“抖(德)国”去。从我四岁时起，直到过了我的二十六岁生日，我每年都听到她说要回去。梅达不住唠叨，由于我们大家给她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她到四月份非走不可；她越来越老啦；德国的食品要比这儿新鲜多啦，如此等等。不过，到了四月份，梅达又没有了去意。
“我决定七月份走，”她会说，“四月份太冷啦!”
而七月份都是太热，“因此我要到八月份走，那时路上的旅客也不会太要(拥)紧(挤)。”
及至到了八月份，节日一个紧接一个地来临，这样，她认为至少得拖到新年之后再动身。
等到一月份，“雪太多啦，”如此周而复始又回到了四月份，延期动身的宣言又得从头开始。
有一次梅达同母亲发生了一阵争执，她真的去了一趟移民局。可是“那儿排了吉(这)么长的斗(队)伍，我的官(�)部疼了起来，再也不能等下去啦……”如此这般，她还是在我家继续留了下来。但依然计划着四月份返回故国。
梅达不喜欢背后揭人短处，她也不爱当着面说人的好话。当我们从别人口中听到，梅达对我们的一切都深感骄傲，我们都不免大吃一惊。当我们从学校毕业，当我哥哥从军队里复员归来(尽管她在为他开门时只是相当粗率地咕噜一声，“哦，你倒回来啦?”)，当他订了婚时，梅达表露出由衷的欢愉。她不时地向别人吐露出自己对我们的牵挂和关心:我一定没有在学校吃饱，爱德华的妻子做不出他爱吃的食品。“我担心那个女孩子会不会做饭，”她常常嘀咕，“我想我得去那个公寓替他们弄顿好饭七七(吃吃)”。
在我结婚消息刚传开时，梅达这样评论:“哎哟，总算出嫁啦。”她提出跟我们去，帮我们照料生活。
“不过，梅达，”我说，心中既感动又感到困窘得难以启齿，“我特别愿意你去，不过――，您也知道，我们的钱可不多呀。”
“我什么钱也不要你们的!”她回答，对我的回绝大感不悦。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小套间，没有您住的房间呀。”我猛然察觉到她脸上的表情，急忙尽力解释。“不过――将来也许……等我们有能力住得起大一些的房子时……”
梅达的表情豁然开朗，“那好!即(将)来再说。你依(一)定会明白，你自己去管理加(家)务有多么不容依(易)。我到你们那儿，吉(给)你们做好吃的。”
犹如埋藏的珍宝
唉，梅达却永远没有能看到我们的公寓房子。那年夏天，她终于真的启程回德国去看望她的侄孙侄女们了，其中有不少人梅达连一次都未曾见过。回到家乡，她很快就得了病，不久就去世了。噩耗传来，我和哥哥都惊呆了。谁也不相信梅达会死，她是不可能倒下的。梅达应该永远存在。我难以相信，我生命中的这一部分会被分离而去。在那样一个遥远的国度，在她弥留之际，周围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去告诉她，我们是多么想念她，多么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
母亲和我终于鼓足勇气，走进梅达的房间，心情忧伤地收拾她的东西。此时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她的存在，更加痛切地感受到她的离开对我们生活所造成的创伤。梅达一直严加护卫的那口大箱子静静地呆在屋角。可是十分奇怪，那箱子居然没有上锁。
我曾经十分急切地想知道箱子里藏着什么东西，可是现在，我却怀着何等阴郁的心情十分勉强地趋步向着大箱子挪近。我们打开箱盖，想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可以寄给她的德国亲人。然而，那里面的一切却全是留给我们的纪念物。
箱子里珍藏的宝物令我们心酸涕零:我哥哥和我在每个不同年龄时的照片，一段我很小时玩过的跳绳索，我们的订婚和结婚启事……这么多的岁月里我们送给她的所有礼物，都被梅达用薄棉纸精心包好，用真丝带一一扎好。我们俯着腰，就这么一件又一件地整理着与我们的生命各阶段密切相关的物品，我的种种回忆跟随着许多生动的细微末节有如潮水一般渐次涌来。我可爱的梅达啊，那么多已被我们自己早早忘怀的生命落英都被你视同珍宝收藏起来。
翻到箱子底部，我们发现了一只很大的装有拉簧的皮夹子。它实在太沉重，母亲与我简直难以把它从箱底取出。
皮夹上用别针钉着一张纸条，上面有几行十分简单的文字:留吉(给)爱德华和卡罗(洛)尔我所有的钱财，梅达。”
钱夹里总共装有600美元，这是她一个铜板又一个铜板地积存了四十年的全部财产。我们在每年圣诞节和她每年的生日里赠送给她的每一枚银币、每一块美元，都依然裹在原先的卡片纸里。
我们呆在那儿，沉默良久。后来，我看看母亲，用嘶哑的嗓音说出了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所想到的一句话:
“啊，梅达，你永远也没有拼对我的名字……”
接着(我毫不怕羞地告诉你们)我就号啕大哭起来。
(晓青摘)图・贾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