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能受到邀请，来到现代印刷术的发明者古登堡先生的家乡，参加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学术会议，国际传记文学会议，很是荣幸。抱歉的是，我不能用这类会议的通用语言――英语发言，在我求学的年代，我学的是俄语――PYCCKийя3bIK。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把它完整地还给了我的老师。
在中国，迄今为止，我出版了三十几本书，但我不是什么大牌作家，因为在我前面还有我国的司马迁，贵国的歌德，谦虚地说，我只能算个优秀的作家。虽说写了那么多的书，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传记文学作品，我更愿意别人说我是个传记家。我将以此自豪。这些书里，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学术专著，人物传记，惟一没有的是诗歌。中文是一种古老而优美的语言，我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淌着诗的韵律。就是我此刻的发言，除了不知羞耻的吹嘘之外，它的语言也是诗性的。可惜这样优美的语言，在座的除了几个中国朋友外，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听不懂的，我不知道，该遗憾的是我还是你们?
为了不耽搁朋友们的时间，我委托我的朋友，中国传记文学杰出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北京大学的赵白生博士，宣读我的论文的英文译稿。这是他昨天晚上牺牲了本该睡眠的时间译成的。在他宣读的时间里，我也就不必像根电线杆子一样地站在这里了。我长的并不英俊，没有静止欣赏的必要。谢谢大家!
传记文学的深度透视与平面叙述
从文体上说，实在有些特殊。它本身是历史，却要求一种文学的表达。历史要的是叙事清楚，文学要的是引人入胜。文学是什么?绝不是一种体裁，比如写成小说就是文学，若是那样，文学家这个称号也就太不值钱了。只要他说他写小说，就可以说他是文学家。不是的，历史与社会，都不会这么宽容。究其实，文学是文字(语言)的一种品质，具备了这个品质，或者说是达到了这个境界，不论你写的是什么体裁，都可说是文学作品。西方史学的创始人，古希腊的希罗多德(Herodotus)，中国史学的创始人，汉代的司马迁，所写的历史著作，所以至今备受推崇，正是因他们文笔优秀，兼具了文学的品质。西方的情况我不知道，中国的中学语文课本上，选的司马迁的文章，都是作为文学作品来介绍的。
这些，只是泛泛而论，谈不上什么高妙的见识。我要说的是传记文学的深度透视与平面叙述。这是我在人物传记写作中，一点或许可说是独到的体会。
什么是深度?一说深度，我们会想到海洋。因为海洋有海平面，浅海，还有深海。深海探险，从来是个令人向往的游戏项目或者说是一种事业。这个深度是可以用米来量化的。而一本传记书，最多不过几厘米厚，你的深度再深，也不可能在书中显示出来，更不会用米来度量。
一个中国的笑话，或许最能说清这个道理。有个富翁，至少也是个白领吧，家中招待客人时，总要上一道红烧鱼，是他们家的看家菜。做这道菜时，主妇总要把鱼砍上三刀，才下锅烹饪，然后起锅放在盘子里端上来。这家的孩子是个有心人，不明白妈妈烹饪前，为什么要砍三刀呢?问妈妈，妈妈说奶奶就是这么做的，问奶奶，奶奶说她的婆婆就是这么做的。幸亏这个老奶奶还活着，于是孩子便去问老奶奶，老奶奶的回答是：那时候咱们家穷，没有大盘子，所以做鱼的时候都要砍三刀，让它出来可以放在盘子里。如果有人写这个富翁的传记，不光写了砍三刀，还写出为什么砍三刀，那么，就这一细节来说，可说是有深度了。
细节是一个点，透过这个点，能看到历史的传承，又能看到历史的起因。这就是我要说的透视深度。
这样的点，很像我们门上的“猫眼”，虽只有那么小的一个眼，比最小的硬币还要小，却可以看到门外发生的一切――视力所及的范围内。同样的道理，若是这个猫眼安反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家房间里的一切了。传记主要是写人物的，我们当然是希望每个家庭，至少是我们要写的这个人物的家庭，把猫眼安反了。让我们不必敲门进去，就能知道这个家里发生的一切。一部优秀的传记作品，就是由这么多的有深度的点构成的。只有有了一个个这样的点，才堪称一部有深度的传记文学作品。这样的点，不要很多，一章之内，有三两个也就够了。在写《李健吾传》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奇妙的现象。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留学法国。是中国的一位优秀的传记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戏剧家，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小说，散文，也都堪称优秀。他的《福楼拜评传》，写于1934年，年仅28岁。70多年过去了，至今在这一领域里，仍没有超过他的。在我看来，这是个旷世的奇才，天才。可惜在中国，眼下除了我之外，还没有人给他这么高的评价。这也就是我要为他写一部传记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他是我的同乡。我们都是山西南部一个平原上长大的，两个村庄相距不超过30公里。
在《李健吾传》里，写到1947年，他的一个话剧引起的争论。这个剧，是改编的，原作是古希腊伟大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闹剧《妇女公民大会》。李健吾的改编本叫《妇女与和平》。演出后，受到左翼人士的猛烈批评。实际上，这个剧是讽刺当时的社会的，官吏腐败，民不聊生，左翼人士批评的焦点是，这样严肃的主题，怎么能用这样不严肃的形式?无论他怎样的辩白，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只好三缄其口，放弃戏剧写作，离开文医去大学教书。这一事件，其深度是什么呢?在列举事实，作了严密的推勘之后，我的看法是，这是当时中国的革命势力，在夺取政权之前，在文化我线上的一次演习，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战线思想批判的先河。后来文化界的历次政治运动，大都沿袭这个模式。
《徐志摩传》，是我继《李健吾传》之后完成的另一部人物传记。传主徐志摩(1907―1931)，曾留学英美，以诗歌名世。在他活动的那个时期，比李健吾更为优秀，影响也更为巨大。对他的社会活动的评价，或许还有分歧，对他的文学才华的认可，可说众口一词。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徐志摩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写他的传记，不能不涉及到更深的文化层面。若开掘不深，这样的传记只能说是故事书，是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来写的。我来写，那就不一样了。
书中，写到徐志摩1922年回国，第二年参加了北京的一个文学团体的事。这样的事儿，在通常的传记里多是一笔带过。但我觉得，这不是个寻常的事件。这个团体叫文学研究会，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史上，是个重要的文学团体。然而，在中国的各种文学史上，只说这个团体关注民生，以现实主义为写作的宗旨。说它是怎样成立的，什么时间，哪些人，在哪儿开会，却从不涉及它缘何成立。我从各种资料中考查出，这个团体是梁启超的中国文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人物，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曾率团以民间人士的身份，赴巴黎支持中 国在和会上的立场。会后在欧陆各国考察。考察中他发现，要使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民主富强，必须发动一场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运动。回国后，便积极着手组织，成立了一套施行的机构。文学研究会，便是其中之一。这样一梳理，徐志摩的这一行为，就有了广阔的文化背景，也就有了确定的透视深度。
任何一部传记作品，都会涉及到传主的许多具体行为，有的没有多大意义，比如平日的妙言隽语，记下来不过是增加传主的性格特点。有的却是很有意义的，比如特定时期的特定选择。这样的行为，就需要作家根据充分的材料，做深度的透视。有了一个个这样的深度透视的人物传记，虽然也是一页一页的纸重叠而成，合在一起不过一两厘米厚，从深度上说，也就可与海洋的深度相比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写法，在传记文学作品里，是不是有操作上的便利，也就是，能不能达到叙述的流畅，艺术的完美?如果一个设想的最后实施，破坏了一部作品艺术上的完美，就是再好，用一句中国的成语说，也要弃之如敝屣的。
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传记文学的传统，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是没有成本的传记作品的。除了单篇的传略、行状之外，最多的是史书上的列传，多是数百字，顶多不过两三千字的篇幅。传记文学这一体裁，可说是西洋的种籽，在中土开放的花卉。堪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山之师的是朱东润先生，他的代表作是《张居正大传》，写的是中国明代的一个首相级的人物。有意思的是，他年轻的时候，恰是在英国留学的，对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很是推崇。而包斯威尔其人，据法国传记大师莫罗亚说，乃是现代传记文学之父。严格地说，包氏此书，不能说是一部标准的传记作品，只能说是一部详尽的回忆录，区别在于，他不是全凭记忆写出，而是当时就记下了大量的笔记，以备日后作传之用。说句不恭敬的话，这种写法，很有点像中国的“起居注”。中国的封建时代，皇宫里专门有人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几点用膳，几点入寝，几点召幸，就是叫哪个妃子来陪他睡觉，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就叫起居注。大概从宋代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实在是我们中国的皇帝，没有约翰逊先生那么大的学问，不会编一部《英语词典》，说话又没有那么机智风趣，若有这么大的本事，每一位皇帝，都能产生一部《约翰逊传》这样不朽的杰作。真要这样，第五届国际传记文学联合会议，就不会在美因兹这个地方召开了。
像《约翰逊传》这样的杰作，因了作者特殊的经历，只会写成流畅的叙事文体。后世的传记作者，可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他们大都是根据文字或采访材料，来完成他们的作品的。过多地做前面我所说的那种深度透视，势必会影响整部作品叙述的流畅，结构的完美。可以设想一下，每个深度透视，都有可能成为游离于正文的“深坑”，这样一个一个的深坑，布满作品的表面，这部作品岂不成了一条坑坑洼洼、弹坑密布的公路?读者阅读的这个小汽车，又如何能够顺畅地通过?不说读者了，就是作者，写起来也会文思阻塞，笔下不畅。
优秀的传记作品，也和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应当追求叙述的酣畅流利，让人有一种阅读的快感。
中国的古人说过，“文似看山不喜平”，在这里可以理解为透视的深度。又说，“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这里有“文”，在中国的古代是指水的波纹。可说是一种自然的表述，像湖水上的涟漪一样让人见了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这样的写作效果，可说是一种平面的表述，没有坑洼，没有障碍。
显然，深度的透视，与平面的表述之间，横亘着一个跨度绝不能说小的沟壑。优秀的传记作家，只有跨越了这个沟壑，才能写出堪称优秀的传记作品。甚至可以说，只有群体地跨越了这个沟壑，全世界的传记文学的写作，才会有一个大的飞升，才能超越我们的前人，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实在说，在写《李健吾传》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以为所谓的传记，不过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把人物成长的时序，和他的丰富的经历，编织起来就行了。写清事件的过程，写出人物的性格。可以说，我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模式在写的，只能说我的材料也还丰富，对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把握，也还比较准确。
临到写《徐志摩传》时，我就意识到，用这种既定的模式，绝然写不好徐志摩这个人。他只活了35岁，而这短短的一生，是那样的多姿多彩，真可说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一次又一次的婚恋，一个又一个的壮举。不说件件事都要作深度透视了，就是他交往的那些人物，比如梁启超、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梁实秋等等，个个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顶极人物，哪个是省油的灯?写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你总得交待他们的年龄、籍贯、学历，与传主是怎样认识的吧?不说显得突兀，说了就是一大段，接下来再写传中需要写的两人之间的交往，文气就中断了，兴致也减少了。
这个问题，好长时间一直困扰着我，昼思夜想，难得其解。
我是学历史的，对中国古代的典籍熟稔于心，有次忽然想到，可不可以用中国古代史书里常用的纪传体来写徐志摩这个人物呢?
中国史书的纪传体，大致说来是这样的。写一个朝代，先写帝王的“纪”，再写那些次一等人物的“传”，天文、地理、经济、艺文，这些内容用“志”，官职、帝后、旁系，用“表”。主体是纪和传，所以叫纪传体。“纪”偏重时序，“传”偏重人物与事件。也可以说，纪是主干，传是枝叶，分开各是各的，合起来则是一棵主干粗壮、枝叶茂盛的参天大树。中国史书，还有个特征，叫“互见”。一件事情里涉及到两个人物，这个人物在这个传里，那个人物在另一个传里。当然有详有略，不会是一味的重复。
纪传体的史书，是写一个朝代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物，能用这种写法吗?也不是没有担心。想到这种办法，可以达成叙述的酣畅，艺术的完整，我便鼓励自己，还是勇敢地试一试吧。
就这样，我用古老的纪传体的方法，写了一部新人物的传记。没想到的是，出版后获得几乎是一致的好评。有人说我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传记体式，不敢当，因为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都是这样的体式，不过是他们写的都是一个朝代，而我写的是一个人物罢了。
这样的写法，看起来是把一部书分成了几大块，但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把好些需要深度透视的人物与事件，整体地迁移到“主传”(书中我叫“本传”)之外，既达到了深度透视的目的，又避免了行文的壅塞，任何部分，任何章节，写起来都得心应手，读起来都欢快流畅。
解决深度透视和平面叙述的方法，不止这一种。我相信，还有许多更好的方法，没有被我们发现。就是我的这种方法，也不能说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只能说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吧。然而，这个世界，不就是在许许多多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中，缓慢地前进着吗?
我们这些人，聚集在美因兹，聚集在古登堡大学的这个大厅里，你说我说，呶呶不休，其最终 的目的，不也是要探索一个更好地发展我们的传记文学的好办法吗?回答提问(选四)
问：我学过俄语，我以为韩先生要用俄语发言，后来才知这不过是韩先生的幽默。我想问的是，近年来全世界的“传记文学热”，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没有促进作用，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有没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答：这是一个高智商的问题，我很愿意回答。先得说一下，在中国，对传记文学的理解，和西方稍有不同。西方侧重在文学，传记不过是文学的材料，在中国，侧重在传记，文学不过是表达的方式，或者说达到的境界。中国是个很重视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官修史书，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最后一个王朝的《清史稿》，无一例外，用的都是纪传体。也就是说，用传记来记录历史。近年来的传记热，对中国作家的触动，主要体现在题材的选择和挖掘的深度上。在相当程度上，克服或者说是抑制了作家们的虚浮之气。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只有坦诚地面对历史，才能够正视现实并擘划将来。近年来的传记热，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先在“传记”的层面上得到民众的认同，然后才成为一种全社会的认同。可以说，全世界的传记热，对中国文学的促进不是那么明显，而对中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推动，却是明显的。
问：我是剑桥大学来的，我知道徐志摩这个人，韩先生写过《徐志摩传》，我想问一下韩先生，据我所知，徐志摩这样的人，很长时间里，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如今在中国，徐志摩的著作能出版吗?中国对徐志摩这样的人认同吗?
答：确实是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是不认同徐志摩这样的人的，几乎没有出版过他的著作，更别说他的传记了。但那是过去，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徐志摩的著作，已大量出版，关于他的研究著作，也有很多。光传记就不下十种。我自己不光写了《徐志摩传》，还编辑出版了《徐志摩全集》。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他是位优秀的诗人，优秀的散文家。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他组织的“新月社”，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他的更大的社会贡献，还在逐渐地被认同中。
问：韩先生是中国来的，中国的社会制度是那样的一个制度，报纸、出版社都是官方办的。韩先生写了那么多的书，很令人敬佩，但我想知道的是，韩先生的写作是不是受到某种限制，也就是说，能不能自由地写作，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答：中国的社会制度，确实和西方的社会制度不同，这是不必讳言的。限制嘛，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会有一定的限制，只有多和少的差别，没有有和无的不同。或许中国的限制多了一些。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家来说，只有不能说的话，没有不可以明确表达的意思。在这上头，对一个文学作家与对一个政论作家，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文学作家来说，自由或许是一种直露，含蓄婉转，意在言外，或许是一种更高的文学的境界。它不光需要技巧，还需要更高的智慧。从这点上说，如果诸位和我同样优秀的话，我肯定比诸位要更为优秀一些。
问：韩先生说自己不是大牌作家，理由是前面有中国的司马迁，还有德国的歌德，这话让我听了很吃惊，能这样说自己吗?
答：我说他们在我前面，没说他们在我后面，莫非我说他们在我后面就好了?不太妥当吧。这位先生先说他很吃惊，现在又笑的这样开心，谢谢啦，我没有想到我的发言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2006年7月28日于美因兹市古登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