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其最重要的政治生涯主持国务并推行新法的时期，与另外一个人发生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个人叫冯京，他做到了宋朝的参政知事（相当于副宰相）、枢密副使（类似当今的国家军委副主席），并曾与王安石一起进入政事堂，轮流执宰（值班）。
冯京出世并步入副宰相高位
历史的镜头摇到公元1021年。
这一年，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出世。
同年，广西西江边上的古藤州，也出生了一个未来的国家重量级人物冯京。
史志对冯京的描写是：“京自幼卓异，隽迈不群，稍长入学，举目成诵，万言立就”。
冯京是幸运的。他恰恰出生在一个“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的时代。科举，是宋朝年轻人要出人头地必须要走的“独木桥”。而冯京仿佛天生就是考试的料。
宋皇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48年，冯京跟随父亲来到了武昌，并在那里参加了乡试，中了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49年，冯京又在当时的首都开封市参加了会试，结果又中了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紧接着，参加由皇帝亲自做主考官的殿试，又中了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使“冯三元”的美名天下传。
中状元后，冯京出任的第一个重要职务，是荆南通判。
这个职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市长。冯京在荆南通判的任上，勤政为民，政绩斐然。一年后，奉调“中央”任职。
冯京上调后，帮助皇帝撰写回忆录，同时负责制订和起草文件。
后来，冯京的岳父富弼当上了枢密副使（类同于国家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为了执行当时的官员回避制度，冯京“以翰林学士，知扬州”。很快又“知江宁”，改任南京市的行政主官。不久又升任开封市的军政主官。当时开封市是宋朝的首都，首都的军政主官，地位非比寻常。
不同寻常的学问禀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使冯京在政坛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很快在强手如林的官场中脱颖而出，实现了出将入相的夙愿。
公元1069年8月，冯京被任命为宋朝的参知政事（相当现今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冯京刚好48岁。
至此，王安石、冯京二人同在政事堂工作，开始了长达四年共同执掌国家政事的同事生涯。
冯京与王安石“斗法”
王安石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大政治家。早在担任参知政事的时候，就已经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变法。
教科书《答司马谏议书》里的王安石，给人的感觉是一位近乎完美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改革家。
事实上，王安石是个饱受争议的政治家。新法取得了重要的成效，但由于实施中的各种因素，特别是到后期新法“变味”，也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位激情澎湃、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冯京则是一位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们二人都在基层做过领导干部，比较了解底层民众的生活。在改造社会的方式方法问题上，王安石主张采取激进的方式，以牺牲富裕阶层的既得利益为代价；冯京则倾向和风细雨式的改革，强调循序渐进。于是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王安石的改革，不但遭到了司马光、苏洵、欧阳修、苏轼等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反对，连和他共事的副手冯京，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强国富民，但他试图在较短时间内便扭转一个王朝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设置了许多架床叠屋式的机构，这些单位部门养了一大帮国家公务员，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金。把增收和节支完全对立起来，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败笔。
更为严重的是，王安石在选用干部上，过分注重工作能力，忽视个人品德。所以他的手下大都是一些“有本事”的贪官。吕惠卿是王安石手下的第一位大将。此人善于投机钻营，王安石将他从一个小县官提携至宰辅的高位，作为自己的左右手，人们称吕是“护法善神”。吕惠卿用人唯亲，办事唯“银”，不但把胞弟安插到政府的重要部门做领导，而且在实施新法之后大肆搜刮聚敛。
许多贪官污吏打着新法的幌子，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对老百姓的搜刮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在王安石逝世后几十年内，不但 “诞生”了宣和六贼蔡京、王黼、蔡攸、童贯、杨戬、梁师成，而且“诞生”了一大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的奸臣和贪官。
作为政事堂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冯京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明确表示自己不同意这个新法。冯京认为王安石的做法“更张失当”，这个新法，涉及面广，事关老百姓的利益，搞不好会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动摇整个社会的稳定基础。凡事须有度，无度难成法。
冯京多次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书面文字，交给神宗皇帝。冯京和自己的顶头上司王安石，还常常在皇帝面前争得面红耳赤。王安石对冯京的看法不以为然，并指责冯京“胡说八道”，要求神宗皇帝免去冯京的职务。
神宗皇帝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而是认为冯京完全可以继续留用，不但没有免去冯京副宰相的职务，而且还让冯京兼任枢密副使（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这段时期，西夏国对宋朝的边境虎视眈眈，山西省境内的战事一触即发。为了抵抗西夏的入侵，大宋帝国不断加紧战备。
作为全国的军事副统帅，冯京一方面督促和抓好边境的军事部署，一方面想方设法消除变法带来的负面作用。这期间，冯京发现了两个青年才俊，一个是刘分攵，另一个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苏轼。冯京把这两个青年学者推荐到了“中央办公厅”任职，负责起草任免全国各地官员文件。有资格做这种工作的人，意味着进入了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梯队，前途无量。苏轼后来做官做到了礼部尚书。
王安石变法最后演变了一场政治内耗。变法派和反对派几乎搞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的斗争此起彼伏。凡赞成新法者皆受到重用，凡非议新法者尽数撤职。一些邪佞之徒钻了空子，以拥护新法为名而窃据高位。
政府领导层的帮派之争，极大地影响了国计民生，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
公元1074年春，全国一直干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皇帝面带忧愁，在办公室里对着一帮高级领导干部叹息不止，要罢免所有执法行政不善的官员。当时王安石和冯京均在场。
王安石说：“洪水和旱灾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即使是尧、商汤的时代也不能避免，皇上不应该为此担忧，但应该整顿政务来对应。”
神宗帝说：“这怎么是小事？我所以恐惧的东西，正是政务未完善啊。现在征收的‘免行钱"太重了，民怨很大，以至民间出现了怨恨朝廷的话。从近臣到外戚，没有不骂娘的。又逢天旱，更加丧失民心。”
冯京插话说：“我也听到了民间的怨言。”
王安石非常不满地扫了冯京一眼：“不得志的士大夫都去找冯京，以他为归宿，所以只有冯京听说了那些话，我没有听到。”
但是，中央政府的许多领导成员，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副宰相冯京他们这边。甚至有人趁机起哄，说王安石的变法已经搞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认为天旱久不下雨，也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扬言只要皇帝罢黜王安石，上天必将下雨。皇室成员和神宗帝身边的许多政府领导成员也纷纷附和。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新法在当时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上层官员中是何等不得人心。
迫于巨大的压力，王安石不得不向宋神宗提出了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公元1073年4月，王安石下调到南京市任职，由韩绛出任宰相，新增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郑侠是北宋小有名气的诗人。此人比冯京小二十岁，进士出身。他不赞同王安石的新法，曾借旱灾的机会，绘流民困苦图献给神宗，将灾民之苦归罪于新法，还揭发过曾与王安石交往密切的吕惠卿的罪状，得罪了变法派，最后被贬逐到了英州。就是这个人，认为冯京是一位仁义、务实的国家领导人，写信给神宗皇帝，极力举荐冯京做宰相。
[ 2 ] 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这个人品行不端，是一位入选《宋史奸臣传》的政治佞臣。此人想借郑侠事件排挤冯京，于是在宋神宗面前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写信给神宗皇帝说，郑侠的奏章中有关于皇宫之内有人披甲上殿大骂宋神宗等事情，是冯京唆使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指导郑侠写成的。
神宗免去了冯京参知政事的职务，并将他下放到安徽亳州任职。
比王安石幸福的晚年时光
最美不过夕阳红。这首歌要是让冯京来唱，似最合适不过。
王安石则没有这样的雅兴。1073年4月，王安石第一次被免职。不到一年时间，于1074年1月，东山再起，出任宰相职务。两年后，再度下台。1086年，司马光执政，把新法全部废除。当王安石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变法受挫加上晚年丧子，王安石郁然病逝，享年66岁。
相比之上，冯京的晚年是幸运的。
冯京为政仁厚，这使得他在历次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大都能化险为夷。
他到亳州任职不久，神宗帝舍不得浪费冯京这样的大才，于是冯京又得以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陕西省的渭州市做地方官。
不久，四川的茂州出现叛乱，冯京再次被调动到成都，担任该辖区的军政长官。西蕃首领何丹发兵攻打鸡粽关，朝廷命令冯京率兵征讨。一闻冯京大军到来，何丹被冯京军队的声威震慑，举手投降。《宋史》一共用了47个字，记述了冯京的这次出征：
“蕃部何丹方寇鸡粽关，闻京兵至，请降。议者遂欲荡其巢窟，京请于朝，为禁侵掠，给稼器，饷粮食，使之归。夷人喜，争出犬豕割血受盟，愿世世为汉藩。”
冯京在成都做地方官，远离了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过上了一段比较舒服的日子。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郑侠一案真相大白后，神宗召冯京回京， “知枢密院”，就是任命他为枢密使。
冯京在朝廷任职多年，非常厌烦高层中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便以生病为由推辞了，没有回京。
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哲宗继位。这时冯京已经64岁。
10岁的哲宗皇帝听从母后的旨意，任命冯京以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拜保宁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镇彰德”。大名，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冯京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不久，又到了安阳军区（彰德）任职。这是冯京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地方任职，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有实权的行政职务。
后来，冯京终于卸下穿了大半辈子的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换上了便服布衣。宋史记载：“时京已老，乃以为中太一宫使兼侍讲，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师”。
就这样，冯京退出了摔打了一辈子的政治舞台，还原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学者。
公元1094年，冯京在河南开封市（宋朝首都）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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