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胡适卸任大使后，美国多所大学邀其讲学。芝加哥大学为显诚意，开出了美金10000元的年薪。为全力撰写《中国思想史》的下部，胡适辞谢了芝加哥大学的聘约。胡适在40岁完成《说儒》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学术工作。现在，他想恢复自己的学术研究。1943年1月至10月，胡适完成了《易林考》《曹操创立的“校事”制》《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多篇考证文章。
当胡适埋头于“披荆斩棘的开路工作”之际，11月8日，他收到王重民的一篇考证《水经注》的文章，这篇文章打乱了他的学术计划。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得王重民书，附一文，《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
重民治学最谨严，但此文甚不佳。今日独坐，取《水经注》聚珍本、《戴东原集》、《鲒埼亭集》、《观堂集林》及《别集》，试复勘此离奇之公案。
…… ……
客散后，我写长信给王重民，到天亮六点半才睡。
我生平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一言。但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
今天细读各案卷，乃作第一次之发言。（《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册，P544）
考证是为给戴震洗冤
为何《水经注》的考证让胡适放弃了原先的计划——撰写《中国思想史》的下部呢？因为《水经注》的考证牵涉到的一个问题是胡适多年的心病，这就是戴震戴东原校勘《水经注》时是否剽窃了他人的成果。
胡适曾撰写《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戴东原哲学》等多篇文章，盛赞戴震。可以说，戴震是他思想的偶像，精神的支柱，学术上的导师。而王国维在1925年发表文章，认定“戴氏窃书之案，几成定谳”；1936年，北大教授孟森又发表两篇文章，重申王国维“此案已成定谳”之说。
胡适从感情上无法接受自己崇敬的思想家剽窃了别人成果这一说法，但他并未通读《水经注》，没有发言权。既然有心病，早晚会想办法去除之。王重民涉及《水经注》考证的那封信，恰恰为胡适解决这个心病提供了一个契机。所以，胡适考证《水经注》不是偶然，不是心血来潮。
胡适当晚给王重民的回信中这样说：
前几年，当孟心史的文章发表后，我曾重读静安先生的《戴校水经注跋》。那时我很觉得此案太离奇，多不近情理之处，其中也许有别情，为考据家所忽略。
…… ……
凡此诸点，都太离奇。我久想将来搜集此案全卷，再作一次审问，以释我自己的疑惑。我并不想为戴氏洗冤，我只想先摆脱一切成见，再作一次考订，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实”与“求公道”的标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914）
胡适说考订水经注“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实’与‘求公道’的标准”，当然是实话；但他说“并不想为戴氏洗冤”则属言不由衷了。
在给杨联升的信里，他吐露了实情：
……这几天，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害我几晚上不肯上床去睡。王重民兄寄一文来，其中牵涉到戴东原“窃《水经注》”的一案。我向来对此案不曾说一句话，但总觉得此中情节甚离奇，值得重审一次。可惜我从不曾读过《水经注》一遍，所以总没敢发言。这回我因重民一文，决意重读此案全卷，作一次侦查。
…… ……
我为此事，星期六去美京，拟再费几日工夫，为此事多收点材料，也许能作一文为东原申这百年冤狱。（《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P9）
1952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讲演《〈水经注〉考》时，再次重申：
明朝的大哲学家又是一位好官的吕坤的一句名言是：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水经注考》付印的时候，一定把这句话摆在前面。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这个案子，牵涉全祖望、赵一清两个人。……这个案子还有许多问题，大家说是戴东原偷书，我找材料，发现戴东原两个本子，这两个本子可以互相参证。这两个本子有三个大缺陷，以这三个缺陷，可以证明戴东原没有偷全、赵两个人的书，主题可以解决了。（《胡适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42、149）
胡适研究《水经注》多年，很多人认为胡适这样做不值。梁实秋问他：“先生青年时代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适答：“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由此可见，胡适考证《水经注》，最大的动机和目的是为戴震（东原）辩冤白谤。
非大材小用且意义重大
唐德刚说：
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着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的“学”的本身。一个史学家如果搞来搞去搞不出“拿证据来”这个圈子，那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就很狭隘了。晚年的胡适之所以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也就是这个道理！
“水经注”如果让我辈小子来考据考据，说不定还可混个把学位。那已经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老胡适也来搞，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胡适之大的问题不去搞，为什么一定要搞何炳棣所说的“雕虫小技”呢？无他！“水经注”就是一门最标准的“拿证据来”的学问。胡先生搞历史，搞来搞去也只能搞点“拿证据来”的历史。晚年退休无事，正如铁镜公主所说的“阴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读书习惯”的胡博士也就捡个“水经注”来以遣老怀了！（《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P109）
唐氏这番话大可商榷。
首先，胡适“拿证据来”的方法并非“雕虫小技”，它脱胎于胡适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则是胡适对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贡献之一。 费恩曼是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他曾介绍过自己研究物理的方法：“我们寻求新定律的作法如下：第一，先作臆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臆测的结果拿来计算，看如果我们臆测出来的定律是正确的话，其结果如何。然后，我们把计算的结果拿来跟自然作比较，看它是否合用。”显然，费恩曼研究物理的方法不就是胡适一再强调的“拿证据来”吗？
学者江勇振由此得出结论：“即使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某些人而言，是肤浅、庸俗和误解，如果诺贝尔奖得主费恩曼说这就是他研究物理的方法，我们这些凡人还有什么置喙的余地呢？”
其次，唐德刚说，胡适研究《水经注》是因为“‘水经注’是一门最标准的‘拿证据来’的学问”，唐氏此说当属“大胆的假设”，但他未对此作“小心的求证”，所以不能服人。我们知道，胡适在收到王重民那封勾起他研究《水经注》兴趣的书信之前，已写出多篇考证文章，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倘若胡适只想做“拿证据”来的学问，中国浩瀚的历史还会缺少他需要的材料吗？
杨联升对胡适研究《水经注》有这样的评价：“胡适从1943年11月起重审此案，前后近20年，他的用力之勤令人惊叹；收获的丰富连胡适自己都没有预想到，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胡先生早就提出了不可信的证据，现在把他的大批考论文字印出来更可以让人充分评论。”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也说：“胡适用千百个证据来把这个诬告的大案子昭雪了，使全祖望、赵东潜、戴东原都得了一个公平的估价。”
所以，胡适考证《水经注》不是阴天打孩子没事找事，而是意义重大，收获颇丰。
另外，胡适早年考证《红楼梦》，晚年研究《水经注》，都不仅仅着眼于学术。胡适多次强调，他的“拿证据来”是为青年提供一套“防身术”。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将这层意思表述得非常清楚：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欧阳哲生编，胡适著：《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519）
可见，胡适考证《水经注》，不是如唐德刚所说“以遣老怀”，而是有深意存焉。
不想炒学术冷饭
哲学家伯林将学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种。他的划分源自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留下的一句话：“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按伯林的这种划分，胡适应属“狐狸”型学者，因为他更喜欢寻找材料，而不是建构体系。
在1943年11月决定研究《水经注》之前的那一年，胡适作了好几篇考证文章，却荒废了正业（撰写《中国思想史》），这表明，他更乐于寻找材料而不是根据某个观念来阐释材料。他“捞鱼摸虾，误了庄稼”的真正缘由，也许正在于他潜意识中对建构体系的怀疑和排斥——在一次演讲中，他甚至说“搜集史料重于修史”。由此可知，在胡适心目中，考证《水经注》比撰写《中国思想史》更重要。胡适后来退回“研究补助费”，专心考证《水经注》，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不过，胡适虽“对具体、经验、可证之事有种无可救药的爱好”，他的考证文章看起来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但他所有的考证其实都建立在相同的哲学基础上——“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有人认为，胡适因考证《水经注》而没有完成《中国思想史》，实在可惜。而重视考证的胡适恐怕不会这么想。我们知道，当年胡适《中国思想史》上卷之所以“暴得大名”是因为胡适为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方法，正如其弟子傅斯年说的那样：“这个人书读得不多，但方法是对的。”那么，20多年过去了，胡适再以同样的方式写出《中国思想史》的下部，其重要性将会大打折扣。毕竟，《中国思想史》上卷的成功在于胡适以这本书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典范”：“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鸳鸯绣取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既然做学问的“金针”已在上卷中“度与”了读者，那么，下卷即便完成，其意义和价值也不会超越上卷的。——胡适后来提不起兴致撰写《中国思想史》的下部，这应该是缘故之一。
胡适以写作《中国思想史》下卷为由申请到“学术基金”，但由于他更喜欢搜集材料，写作计划一拖再拖，而王重民的信则为他提供了一个彻底放弃《中国思想史》的借口——研究《水经注》，为戴震洗冤正名。可见，胡适不是因为“贪玩”迷恋考据而耽误了《中国思想史》下卷的写作，而是在内心深处，他隐隐觉得写这部下卷意义或许并不大，因为用同样的方法写一部书的下卷，虽然了却一桩心愿，但在学术上不过是炒了一次冷饭而已。无疑，考证《水经注》，为戴震洗冤，消除一直缠绕自己的心病比这更重要。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