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彭柏山_我的父亲

  1954年9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爸爸去潘汉年家下棋。夏衍有事到上海,也去看望他。在那里,夏衍看见了爸爸,他一时高兴说:"胡风前些时候给主席上书了三十万言书,和主席讨论文艺方针。书中还说你好呢。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笑,没有搭话。
  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去回想父亲的沉默时,就会从这蛛丝马迹里一点一点重新理解当时的氛围。那次以后,王元化叔叔见到爸爸时,可以看出他心情很不好。爸爸跟元化叔叔说:"老胡太天真了。"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直到今年--1999才刚刚公开出版,当时谁都不知道书里说了些什么。元化叔叔只认为,跟主席谈文艺方针有什么关系?现在,他会摇着头跟我说:"我比你爸爸年轻十岁,这些事情我都比他幼稚得多。"在东拉西扯一番以后,爸爸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元化叔叔说话,突然冒出一句没有前因后果的句子:"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
  爸爸的朋友,包括妈妈都喜欢说:"你父亲书生气十足。"
  可我从爸爸朋友的谈吐和回忆中,越来越感觉到,父亲在政治上一点都没有书生气,一点都不天真,他的悲剧甚至在于,他太明白了。他的灾难也在于,他善良,正直。他不愿意在权力和名利场上,用出卖朋友来保持自己的位置,他不愿意玷污自己的灵魂求得生存,他也不愿意为了政治权力,弄脏自己的双手。那他怎么可能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
  "是啊,绝对不可能。我们都不会这一套。"元化叔叔是这样跟我说的。
  记得1952年胡风在上海任"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的时候,有一次周扬到上海,他跟爸爸说,30年代在上海互相之间闹了一些矛盾和误会,现在希望能和老胡见见面,大家和解一下。爸爸听了很感动,打了电话给胡风,约他一起到我们家来吃饭,妈妈特地在家里炖了一个老母鸡,希望他和周扬聊聊,多一份理解。
  爸爸在电话里向胡风解释说:"我觉得周扬这次是有诚意的,你来吧。三十年代的那些事情,他不一定做得了主,其实你知道,是……是……他……的意思……"
  很多话是不用说得太明白的,大家都会听懂的。但是,爸爸和周扬等了很久,一直到大家把饭都吃完了,胡风也没有来。
  元化叔叔感慨地说:"我也相信周扬是有诚意的。听说胡风后来还把这些事情写到了万言书上,他实在是为你父亲好,结果是帮了倒忙。"
  "他,写了什么?"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太天真,相信了周扬的挑拨,把矛头直接指向上面,也就是指的主席吧……"
  总之,在听说胡风递交了"万言书"以后,爸爸已经感觉到一个很不好的预兆,但到底会出多大的事,爸爸是一点预感都没有的。
  一直到1955年4月,聂绀弩伯伯到上海的时候,专程跑来看望爸爸,然后,非常慎重地跟爸爸说:"听说党要整你了,你行动要多加小心啊!"
  在妈妈留给我们孩子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柏山书生气十足,坦然地笑着说:没什么,有错误自己认识,深刻检讨就是了。"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还在说爸爸书生气十足。是她习惯于用这样的词组来解释表面的现象,还是妈妈要回避最真实的内涵?没有,爸爸一点都不幼稚,他从来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认识得比谁都深刻。如果说,爸爸跟聂绀弩伯伯说了那样的话,也是因为他不得不这么说。就在爸爸听到聂绀弩伯伯的转告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胡风伯伯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拿了出来,那是1937年到1940年 ,以及1949年爸爸在报上看到了胡风回到北京的消息以后,和他重新开始通的信。整整六十多封。那些在战争年代的书信,一直鞍前马后地跟随着他,像生命一样和他维系在一起的书信,爸爸把它们全部烧掉了。
  即使是这样,对于运动的残酷,任何人都缺乏想象力的,因为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对知识分子展开的政治运动。爸爸更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划到反革命行列中去。他烧毁那些书信,最初的动机只是想保护胡风伯伯。因为是胡风在三十年代带领爸爸步入文坛,也是胡风把爸爸的作品和人一起推荐给鲁迅先生,使爸爸成为鲁迅先生的学生;不,不光是这些可以说清楚的实际利益。是在这些最表面的利益后面,爸爸和胡风的那一份真情,从孤岛时期,一直到解放后,他们之间互相理解、信赖、支持和感情,胡风的友谊已经成为爸爸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爸爸不能看着胡风伯伯受伤害……用妈妈的话说:"胡风是一个多真实的人啊,他什么时候会阿谀奉承,说假话?他给你父亲的信上,一定对文艺界那些极左和专制的事情提出了批评……"不能让胡风受伤害,这是爸爸最终的信念。现在从安全部里,拿到的只有爸爸写给胡风的信了,短短的几行,依然能看见父亲对胡风的感情。
  "从报上知道你已回到北平,极为欣慰。的确,人在战斗中,是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是在战后还能获得时间给同志写信,那心情实在是一种新的感觉……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如火如荼的前线生活,像我这样常年在火线上来去的人,既未死,也没有带过花,能够活下来,那是一个意外……"
  爸爸把胡风伯伯写的信拿了出来,一封一封重新再看了一遍。然后,在自己的书房里,搁了一个脸盆,将它们慢慢地点燃了。他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烧着,他什么话都没有跟妈妈说。那六十多封信被点燃了,火苗爬过纸张,缩卷起来,白纸变成了黑色的,最后化成一片惨白的灰烬。这时,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在向共同命运的大半辈子的朋友诀别。
  在妈妈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1955年初春,全市肃反委员会五人小组组长石西民去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毛泽东召见石西民。石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毛泽东很不高兴,紧接着说道:"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于是在1955年5月19日,在间隔聂绀弩伯伯由上海返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有人敲我们家的门。爸爸和妈妈都醒了,他们都没有说话,爸爸一定预感到了什么,那时候胡风已经被逮捕了。但是,妈妈全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家的老保姆起床,还是踢踏着皮鞋跑去的。
  可是,当她把门打开的时候,竟然吓傻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本不敢多问,敞开着大门掉头就向爸爸妈妈的卧室跑去。她一边跑一边喊叫起来:"彭部长,出事啦……"她猛地推开了爸爸妈妈的卧室:"警察,警察,门口站的全部都是警察,在我们家门口……"
  爸爸坐了起来,这时警察已经站在卧室门口了。客厅里站满了警察。在警察的监督下,爸爸穿好了衣服,押着走出了卧室。妈妈一看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突然,想到了一块金子。
  一听见这个细节,我忍不住问道:"妈妈,我们家怎么会有金子的?"
  "唉,这就是你父亲,人太好了……连你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家是吃供金的,上哪里去搞来这个金子?如果警察发现了,你父亲不就又多出一条罪状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父亲的老师,彭馥渠老师的女婿藏在我们家的。他女婿被划成地主,从湖南逃了出来。不就成逃亡地主了吗?是你父亲救了他。"
  "爸爸为什么要救一个逃亡地主?"
  "他有什么土地,算什么地主啊?"
  "爸爸不怕被杀头?"
  "你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就是你父亲……"
  反正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妈妈跟到客厅的时候,看见爸爸站在屋子的中央,警察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其他的警察拿出了扫描器在屋子里检测,满满一屋子人,却静得出奇。妈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跟自己说:"不要慌,也不能慌。"她深深地呼吸着,然后她觉得平静一点的时候,走向一个显然是领头的警察,她站在那里跟他说:"给我点时间,让我把床铺整理一下。"警察答应了。
  母亲赶快关上卧室的门,打开自己的小皮箱,她很清楚那根小金条放在哪里,她连皮箱的盖子都没有打开,只是把手伸了进去,迅速地摸到了那根七钱重的小金条,紧紧地将它捏在手里。然后,她回过身捋了捋床单和被子,让它们显得稍微整齐一点。她再一次吸了口气,打开了卧室的门,跟警察说:"你们可以进来了。"
  爸爸被逼到客厅的墙边,两个警察看守着他。
  妈妈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父亲被捕的形象……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也在慢慢地理解母亲,对她更增加了一份敬重。她的一生,因为父亲的问题,她被侮辱,被欺凌,被损害,但是她都把这一切吞咽下去,甚至没有对我们流露出对父亲的怨气。无论自己已经被折磨成什么形象,她却努力为我们保留一个完整的、有尊严的父亲的形象。
  她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父亲被捕受屈辱的样子,她把孩子都叫了起来,手里抱着我,再领着另外三个孩子绕过客厅,绕过卧室,从过道里穿过厕所,走进保姆的房间,当时小钧在学校住读。一进保姆的屋子,她立刻将门关上。同时,她把老保姆拉到一边,拉住她的手,把那根小金条死死地压在老保姆的手心里。
  妈妈关照她说:"这是我母亲存在我这里为她买棺材的金子,我不能把母亲的棺材弄掉了。你为我暂时保管一下。"
  保姆点了点头,握紧了拳头,接下了那根小金条。
  孩子们都挤在保姆的房间里。妈妈说,我那时候才不到两岁,一点点大,什么都不懂。放到保姆床上的时候,就睡着了。但是,哥哥姐姐已经是大孩子了,他们吓得什么都不敢问,也不敢说,紧张地倾听着。
  在搜查了一遍以后,警察没有发现胡风的书信。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回到了客厅。
  现在,大家都知道,胡风信件在"胡风事件"中占了绝对重要的作用,他们就是用这些书信来判刑、判罪的。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主动交出的与胡风的通信,成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还有一篇《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当时,谁都不知道这个编者按语是毛泽东写的。运动终于从这些信件中打开了"缺口"。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梅志阿姨在《胡风传》上还提到这些事情。她说:"想不到舒芜竟会这样报复,像这样地把来信断章摘句,加上歪曲原意的注释和结论,不但将罪责全盘推给了胡风,而且可以挑起群众的愤怒与批判。因此按语严厉地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雷霆万钧之势,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领头的警察逼问父亲:"把胡风写给你的反革命信件全部交出来!"
  爸爸冷静地说:"没有,一封都没有。"
  "你把它们转移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
  "你畏罪销毁反革命罪证。"
  "我光明磊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轻装行进。复信以后,就将来信毁了。"
  我们的家被彻底查抄了,保姆坐在自己的床沿边上,慢慢地纳鞋底,她把那根小金条纳进了鞋底里面。没有人发现这些"佐证"。于是,在一场大灾难中,爸爸避免了一点小灾难。警察将爸爸全部的日记,读书笔记,亲友的照片,小说底稿以及在战争年代和母亲的通信,满满地装进一个大箱子,连同父亲通通被带走了。
  当时,父亲是"胡风的革命集团"在党内任职最高的。父亲被捕了,它再一次"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已经把自己的内线安插到党内来了。"就在父亲被抓走以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又升级了,它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这是1955年的暮春。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他们的风月》)

推荐访问:父亲 彭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