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进城走了十八年》 作者：十年砍柴 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我念小学时，看电影是乡下人一年难得遇上两回的娱乐，而当年走村串户的民间老戏班子，早就在革命的洪流中解散了。临时凑合起来所演的样板戏，过于简陋，乡民们并不感兴趣。我记事起，好像样板戏已在乡下消失了。
第一回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大概四岁左右。县放映队来大队，放露天电影，半年才轮上一次，连平时不愿出门的爷爷，也拿着凳子拄着拐杖去参加这一盛会，我坐在爷爷怀里。首次看电影留给我的是恐怖的记忆，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打完电话，盯眼看过来，镜头往前推，头像越来越大，看上去他怒气冲冲向我走来，要从银幕中伸出一只手把我抓住似的。我大叫：快跑，爷爷。后来向别人求证过，这电影是《艳阳天》，故事情节我当然记不住了。
过了几年，公社有了自己的放映队，每个月大队能轮上一次电影，而我渐渐长大，开始能看懂情节了。那时候宣扬我人民军队伟大功绩的战争片较多，人物一出场，我们小伙伴就议论：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好像世上只有两类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好坏黑白分明。
自从有了公社电影放映队，大队放电影的场所就固定在小学校的草坪里，两棵大樟树之间，扯一块银幕。每回放映队到来时，就成了全大队的节日。天还没有黑，小孩们就搬着凳子去占据有利地势。按不成文的规定，放映机旁是为大队干部专设的VIP座，谁也不敢觊觎这块风水宝地。孩子们来得太早，离电影开映还有好几个小时，就眼巴巴地守在放映员的身边，看他调试设备、倒片子。两个放映员都姓孙，从他们的神色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傲慢”。他俩冬天都穿着军大衣，夏天则是白色的的确良，头发黑亮黑亮，脚下是一双塑料凉鞋，耳朵根上面，夹一根别人递给他的纸烟。而我们除了赤脚，顶多是一双用废橡胶皮做的土凉鞋，仿着草鞋的样子，穿几个孔，用一根粗粗的松紧带串起来。我曾经有过一双这样的鞋子，上山砍柴时才穿，为了防备遍地的荆棘。放映员总对我们爱理不理，问他晚上放什么电影，他们只是说一句：夜晚看了你不就知道了么？这让我们很失望，因为谁先知道晚上的电影名字，就可以立马充当新闻发言人，是一件很神气的事情。有小伙伴说，给孙师傅递一根纸烟，他就会告诉你。可是那时候大多数人的父亲都抽自己卷的喇叭筒，包括我拿工资的爸爸，去哪里能找来纸烟？
放电影前，照例有大队干部要对着话筒哇啦哇啦训话，说的也就是春耕、夏收之类的事情，每个生产队都说了一百遍了，大队干部利用现代化工具重复，无非要显示一下权威而已。在训话的这段时间，一束白光打在空空的银幕上，大孩子便纷纷就着亮光，用手在银幕上做各种投影：蝙蝠、牛头、鸭嘴等，然后一帮孩子叽叽喳喳地议论，像极了或者不像，另一个又上前抢着比试，喧闹声潮水般淹没了大队干部的训话。
电影翻来覆去也就是那几部，除了打仗的革命题材，就是咿咿呀呀的戏曲片，我记得看过的有《十五贯》、《红楼梦》、《尤三姐》等，昆曲《十五贯》看不懂，那道白大约是吴侬软语，越剧《红楼梦》的曲子很好听，小小年纪也能分辨好听和难听了。电影放完后，接下来一个月，全大队都在流行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在各个大队放映的电影都差不多，可是我们还要追看，从此村跑到彼村，不畏山路弯弯，成群结队，用晒干的苎麻杆或向日葵秆，扎在一起做火把。山村的夜是极其安静的，如果半夜里远处火把在攒动，接下来听见人声鼎沸，那一定是去远处看电影的伢子妹子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