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月27日《中国青年报》长篇纪实报道，一个多月来，“仇和风暴”给温吞已久的昆明官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官场惰性和陋习大为收敛。举一例，呈贡县针对酒风盛行下达“禁酒令”，规定公务员上班一律不准喝酒，县委书记带着电视台记者暗访，发现违规者就曝光。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这位书记用目光仔细搜寻打瞌睡者，警告说“如果发现有人睡觉，今天就免两个给你们看看”！会场里人人振作精神，无一懈怠。
仇和这位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的刚正秉性和强劲势头依然纤毫毕现，不减当年勇。昆明官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当官不是美差，而是苦活儿、累活儿，官越大越累，连市委宣传部长都感叹，如今不敢穿高跟鞋了，办事一路小跑，生怕跟不上。在“仇和新政”的荡涤下，官场顽疾恐难有市场，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质疑。
昆明新气象让我再次看见了强人厉治的神奇效果。很多事实说明，强人执政，尤其“一把手”强人，总能迅速打破当地官场的官僚机器，颠覆慢腾腾、温吞水的行政工作模式，触及懒散官员的敏感神经，从而为当地经济发展提速。这说明官场惰性惧怕强人、惧怕叫真的“一把手”。
可换个角度思考，官场惰性是否怕制度？众所周知，懒政带有普遍性，许多政府部门或多或少都存在。从中央到地方，惩治官员惰性、懒政的规章制度和法规很多，但是一些政府部门执行效果并不好，官场惰性根深蒂固，群众很不满意。这说明懒政并不畏惧制度。
从道理上讲，治疗懒政的最好“药方”是法规制度。制度治懒是法治，强人治懒是人治。制度治懒能保持政府长久的朝气与活力，强人治懒的效果则难以长久，强人一走，官场惰性又会卷土重来。制度具有普适性，而强人是稀缺资源，中国官场如此之大，但“仇和式”的强人又有多少呢？怎么能治得了那么多懒政？就昆明而论，靠仇和个人单打独斗，恐难完全消除官场惰性。
政府和官员工作不能总是靠强人推进，更要靠制度。少数地方制度管不好、治不了官场惰性，并非制度有问题，而是执行制度刚性不足，缺少强制力，使法规法纪“打折”。整治懒政等官场陋习，关键要强化执行力，防止完备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被“肢解”，这是建设法制政府的核心要素。哪一天官场惰性像害怕强人一样害怕制度，“仇和们”不再单枪匹马斗顽疾，才真正说明政府工作进入法治化轨道而非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