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新星出版社――美，玛里琳・约翰逊 著，李克勤 译） 果然，这一次，够得上“世界上最有趣的阅读”了。 先前还有些犹豫，是否要把它看下去，毕竟，“讣告”是骇人的，一想起这两个原本很简单很简单的汉字，心里就发紧――因为汉字是有属性、有感情色彩的，这两个字一“生”下来，就给人添堵，像天生就不规矩的人，这是没办法的事。跟随“讣告”而来的是什么呢？板着的脸孔、黑西装、白衬衫、素色领带、白花与黑纱、低着的头颅、催泪弹似的哀乐、浓艳的花环、亲人扭曲的面容和断线的泪水、死去活来的揪心号啕……话外音像刚刚离去的魂灵，绕着你，在空中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像一本正经的授奖词（在我们的经验里，凡死去的人，都是完美的人――死亡使所有的人最后和解，并提高了境界。），这些，太熟悉了！活了快四十年了，这样的情景时不时地就会遇到。
给我勇气的，还是本文的作者，确切地说，是她的微笑――那微笑里，传递出的是与冰冷的“死亡”毫不相干的晴朗与甜美、自信；还有她的目光，虽算不上媚人，但是清澈的。这样的相貌让我有了胆量和信心――相信她一回！如果，非要再加上其他别的一些什么原因不可的话，那么，作者简介下面的文字也帮了我一把：“很多读者以阅读她写的讣告为乐（太玄了吧），并评论说，如果她可以给我写上一段讣告，我即便现在死了，似乎也值得了（天啊，都疯了吧）。甚至还有人打趣地说：我一定不能让她比我先死，不然就找不到更适合的人给我写讣告了。”这溜须拍马的本事真是了得，我先已替他们难过死了――大约他们真的离大限不远了，不然怎么能说出这么没心肝的“鬼话”？往下看，我看到了她曾经写过的那几个“死鬼”――当然，挑了我“认识”的几个：有戴安娜王妃、马龙・白兰度、伊莉莎白・泰勒、凯瑟琳・赫本……嗯，我开始怀疑，这小女子到底有如何的本事？
好奇比对“死亡”的惧怕更让我加快了翻阅速度。“好些年前我就发现，同一个行当里，只要死起人来，总是一连串一连串地死……”这是全文的第一句。噢，还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反而有那么点轻松的意思。等看到第二章――作者应邀参加“第六届杰出讣告作者国际大会”时，看到这个“守灵大会”像其他政府或民间的各类年会一样隆重、热闹时，就已经觉得有点好玩了。再接着看，一讣告女作者身患两种淋巴瘤，却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个“淋巴瘤爱好者”，“治疗过程要了老命”。于是，她觉得给那些当医生的写下“尖酸刻薄的讣告过瘾极了，是一种报仇雪恨”。这时，我感觉自己的面部神经松弛了一些，甚至，还忍不住嘿嘿地干笑两声。
活动一下腰身，我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心里不免有几分挑剔和挑衅：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家伙在如何捣“鬼”？
且慢，还是先录几段讣告原文吧，如此，你们就会知道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了。
1．短短一年时间，她先后成为新娘、备受宠爱的妻子和人生伴侣、母亲、尸体！
2．比利・卡特，农民，难以管束的加油站老板，1976年，他的兄弟吉米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比利也一跃成为全国名人。昨天，他因胰腺癌去世。
3．珍尼特・施密德日前于维也纳去世，终年八十岁。她是一位职业口哨演奏者，曾与XX、XX合作演出。出生的时候，她是个男人，曾在希特勒的国防军中服役、参战，后来在开罗一家诊所做了变性手术。
4．塞尔玛・科克，曼哈顿一家店铺的老板，精于为妇女选择尺寸最合适的胸罩，大多数时候只需洞察秋毫的一瞥，从来用不着拿软尺比量。她由此名动全国。本周星期四，她死于西奈山医疗中心，享年九十四岁，胸罩尺寸34B。
5．今天这个社会并不怎么重视一个修理大型设备的三十五岁机修工。这个机修工住在他的父母家，没多少个人财产，属于他的只有面前吧台上的一杯米勒牌淡啤酒、一包万宝路、口袋里的一张工会会员卡，还有分坐在左右两旁的两位朋友。
6．欧文・阿尔雷德，死于情人节，终年九十一岁。他是继哥哥之后成为使徒联合兄弟会的主持长老，这是主张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分裂出来的一个支派。他的哥哥于1976年被人枪杀，凶手是上帝羔羊会领导人厄维尔・勒巴龙的第十三任妻子。……
书中，还饶有兴趣地对比了美、英讣告的写法。
没想到，一种陈腐的、“让一位年轻孕妇脸色发白，差点呕吐”的文字；一种“让护士们一见就害怕”的文体；一种“让朋友们不怎么愿意上我们家来玩”的职业，却让她写得风声水起、愉快欢娱，是不是有点像冷血动物没心没肺啊？
美国的讣告是个混血儿，是介于短篇小说和普通讣告之间的回忆性小品文，它融合了文学、黑色幽默和写作者的个性特色、文化色彩，把成吨的信息浓缩成简明扼要的三言两语。可这寥落数语，便刻画出丧者的主要性情、品质和一生中的某些最重大的事件。
玛里琳说，一般人总觉得讣告写作应该是一潭死水，其实，它活跃得吓死人。于是，她用“兼具同情与疏离、敏感与直率”的悲伤速写，引导那些匆匆离去的人“退场”。同时，她还保住了他们的尊严。面对这份“活见鬼”的工作，她是热爱的，“给我派活儿的责任编辑是上帝。”这是她的座右铭。她极其珍视这“投向另一个世界的一瞥”。 他们是多么特殊的一群人啊――手里提着锤子，拿着钉子，叮叮当当地敲打――为一个刚刚褪去温度的人，盖棺定论。
“噩耗传来时，我会高兴得一蹦老高……请原谅我们的喜悦，但我们毕竟是干这个的。”他们的讣告几乎成了“催泪弹”――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捧腹。从中，是不是看出了美国人对死亡和人生的积极态度呢？《传道书》中曾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一位国王也曾说过，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争战，无人能胜。可能，他们信守的就是这样的准则和信条，所以，死，对于他们来说，像“生”一样神圣而坦然。
如果把文中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的，可以说，全文没有一点儿生涩，更没有冷硬的西餐味道。文字是那么诙谐、优雅而鲜活，不像是专门写给细胞不再活跃的身体的。“他加入了永恒唱诗班。她正敲响天堂的大门。他飞上了彩虹。她在描画天堂的珍珠大门……”我想，这种美，一定源自圣洁的心灵。在浏览曾经说笑、打闹的这些生命时，我们是否意识到了人类那些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宗教、荣誉、善良、忠诚、美好……
一个“走”了，还会有另一个“到来”，人类DNA的链条不就是这样延续下去的吗？
我忽然想起曾经的一句戏言：活都不怕，还怕死吗？如果问心无愧，那么，一个碳水化合物的肉体的终极，其实并没什么可怕。由此，对玛里琳的同事们，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2.《堤契诺之歌》（上海译文出版社――德，赫尔曼・黑塞 著，窦维仪 译）
这是2007圣诞的特别礼物――自己送给自己的，也是北京送给我的。
我知道这是一种“冒失”，比较无知和低幼的那种，但是，我喜欢这种无来由的依赖和追索，大约，是源于文字的气味吧。
真的很偶然。在苏联电影人塔可夫斯基的著作《时光中的时光》里，塔可夫斯基不厌其烦地若干次提到黑塞，并小学生似的引用了他的作品《玻璃球游戏》里的话，许多许多，基本上证明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铁杆”关系。说实话，那些语言像颗颗珠子，弹跳性极好，从塔氏的拍摄日记和庸常生活中“亮”出来，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于是，在用碳素笔一浪一浪地勾着那些经典名言时，我不禁起了额外的心思――去找找他看！
在西单图书大厦，我捏着一张潦草的纸片儿，小心翼翼地，麻烦售货员把这个近乎孩子“游戏”般的书名输入电脑查询。立刻，就跳出一连串的书名跟在“黑塞”的后面。售货员轻巧地指了指我们身后的一排书架，却坚定地给了我一个不报任何希望的说词：“说不定没有库存呢。”她的话并没使我失望，我照样心中窃喜，脚步轻快。
果然，不到两分钟，就“见到”了黑塞，却没有发现他的“玻璃球”，不过，竟意外地找到他另外几本小说。左挑右选后，我锁定了《堤契诺之歌》。
这是一本散文、诗与画合集，不厚，但做得精细，是我喜欢的类型，特别是手感和视觉感受都好。套封也很可心，是黑塞的水彩钢笔画，随性而朴素、温暖。散文、诗、画在书页中交替现身，轮番出场，使眼睛喜悦。下午课结束时已是五点，我连忙把自己锁在宿舍里，把一叠新书抱出来。同学们吵吵嚷嚷地说着圣诞与平安，当说笑声消失在走廊尽头的电梯间里时，我放心地开始翻看“堤契诺”。欢乐因人而异。我喜欢在热闹的时空里，找些独个的欢乐独享。起初，我一页一页节省地看，像好东西不忍心一口吃掉，但堤契诺的森林与流泉从不同的页码纷纷向我招手，使我时不时地忍不住多翻几页，迫不及待地向后�望――还有什么漂亮风景？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外桃源？怎样的色彩、植物和小生灵的世界？我好像闻到了潮湿、浓郁、油亮、温润的味道。仿佛，蓊蓊郁郁的森林中，一忽儿闪出一朵蘑菇、小束小花，一忽儿现出一只松鼠、小白兔，一忽儿又回旋一两声山雀的鸣叫。在那里，一切事物都充满着生命的光、热和向上的精气神儿，充满高昂的生命力及强烈、不死的意志。雷雨前的一瞬、月圆的一刻、蒙塔娜拉的花园和房舍、山隘、罗卡诺之春、寄自南方的一封信、圣母节、堤契诺教堂、暮霭、五月栗林、一株千金草、一丛绣线菊、老公园、葡萄架、豆圃……我无法一一历数它的安谧和踏实、四平八稳。因为它们一律都是静悄悄的，不惊扰谁，也不被谁所惊扰，是一种狂风暴雨之后的平静、宁和、和顺与美妙，与今夜的气氛应该是相依相谐的。我节俭地翻看，不忍心一下子就见到最后一页。整个翻看的过程是一种舒心的享受，没有疲劳和厌足，心是向上的，暖烘烘而且伤感，这样的情况在我是不多见的。二百五十三页，六个半小时，在斗室之中，我已尽享堤契诺的清爽与美丽，仿佛如有神助，我已置身于堤契诺繁硕的群星之下、连绵的山岳之巅，沐浴它的清风与晨曦。“在很多方面，诗人是世界上最知足的生物；但在另一些方面，诗人又很苛刻，宁死也不愿放弃某些要求。”也许，在精神领域，堤契诺是个智者，它的波光潋滟、鸟语花香，已让黑塞不安的心灵得到安妥。
看看成文的时间，多在1919～1932年之间，并以前半部分时间居多。那时，中国的文学正经历着重大的转型，我记得多的，是鲁迅半文半白别样的叙述。而彼时的黑塞，已操持着清溪般纯美的文字，描绘他同样纯美的出世之境界。
我一直不懂，一个反现代文明、反美的作家（在他眼里，美国就是现代文明的化身），一个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间炼狱的人，一个经受了内在与外在压力严重挤压的诗人，怎样转而成为记者、编辑、文化批评者、反战者？怎样领受着狂飙般的冲击与改变？怎样能在如荼的政治风暴与青山秀水之间得到意志和精神的恰切平衡？因为对抗政治人物标榜的德国，黑塞曾被贴上“叛国贼”、“吃里扒外”的标签，因而声名狼藉，威风扫地。政治和婚姻的双重阴影，又令他的生活雪上加霜，三个儿子不得不寄养在朋友家及孤儿院里，因此，他不得不去接受心理治疗。但最后，让他心理得到医疗的恰恰是堤契诺，自然的伟力是无边的，是堤契诺使他重生！
堤契诺是瑞士南方、靠近意大利边境的一个山间之所，四面青青山色，湖水清澈，森木茂盛，四季分明。黑塞“素食、戒酒、阳光、空气”，如此简单、舒服的方式，治疗了他受伤的文学神经。在那里，黑塞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像一些成就者一样，对文明至上的科技明确排拒。但他又言之凿凿地说：“我们讨厌的不是铁路与汽车、金钱与理性，我们讨厌的是遗忘上帝，是心灵的浅薄。我们更明白，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真理凌驾于对立的概念之上，例如金钱与信仰、机械与心灵、理性与虔诚。”正是抱持这样的信条，他是坦然无虑的。因此，在生活贫困时期，他的创作却进入了空前的高峰。他曾在八个星期内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与最好的诗作，其中，还不包括无数的书评、短文和几百幅的水彩画。这便是大家。
堤契诺之于黑塞，就像瓦尔登湖之于梭罗、塔希堤之于高更、梅晓拉之于巴乌斯托夫斯基、桃花源之于陶渊明、普罗旺斯之于都德。这个“新浪漫主义者”，在那个近乎童话的国度里，创造出惊世骇俗的“艺术童话”，令人赞佩。“能回到自己喜欢且有意义的工作岗位的人，能陪伴爱人的人，能回到故乡的人，是幸福的。”而今，当我已行至青年与中年转折的当口读到这段话时，我是认同的。就像在这欢腾的圣诞夜，我不想要那些喧嚷和浮华。没有派对，没有歌声、笑脸、葡萄美酒，甚至连晚饭都没有也不要紧，而我有我的喜爱方式：用浩荡的六个半小时“品尝”了这盘异样丰美、甘饴的“大餐”，舒心、受用，我心深知。黑塞是值得依赖的，默默里，我已把他加入到我的书友“黑名单”。
3.《午后四点》（人民文学出版社――比利时，阿梅丽・诺冬 著，胡小跃 译）
我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不喜欢读比我年纪小（或年纪相仿）的外国作家的小说，这多少有点没道理地偏执，但多年来，却一直固执地坚持着。迄今为止，读到的最接近我年龄的作家是日本的吉本芭娜娜，比我大四岁。今年春天，我有机会与中国作协外联处的老师陪同日本作家立松和平参观家乡的湿地，与他谈起吉本芭娜娜的长篇小说《哀愁的预感》，赞美之情溢于言表。立松和平却说，日本还有许多好的年轻的作家。当时，我只当他是骄傲并谦虚着。如果说，吉本松动了我原有的执拗，那么这本书，则彻底改变了我的盲目与无知。《午后四点》的作者诺冬只比我大一岁。她的简历中，说明问题的那一类奖项，让我的眼睛飞鸿掠水般一扫而过。说到她爸爸曾是驻日本大使、驻中国大使，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倒觉得她一定占了“大使”的许多便宜。当我看到她“六岁来过北京，在三里屯住了两年，并根据那段经历写成了小说《爱情与破坏》，受到读者欢迎”时，我的目光开始放平。不禁翻开扉页，开始接纳她――
“每天下午四点，他们惟一的邻居必然准时到来，不说一句话，干坐两个小时后又准时离去……”达利的钟挂在枯枝上、散在地上……。就这样，事情不紧不慢地开始了。当我把这八万五千个字一字一字地读下去时，我愣住了――我不再相信所谓的经验和经历。如果，有一种人叫天才，那么，诺冬便是；如果，有一种才能叫天赋，那么，诺冬便有。在她之前，我孤陋寡闻得好像连比利时的小说都没接触过，更说不出谁的好谁的坏。但我想，这一本就够了，诺冬让我认识了今日的比利时作家。
这是一个情节极简单的故事。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埃米尔退休后，与妻子朱丽叶搬到了一个叫莫沃的乡村，那里有林间空地、有河水、有漂亮隐蔽的屋子，墙上还攀爬着一棵紫藤。他深信“要活得快乐，就得藏起来”，于是，他们就那么做了。还没等独处的喜悦痛快地释放与享用。他们惟一的邻居――医生贝尔纳丹就前来造访。他们原以为他只是出于礼节性的拜望，可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从此后，每天午后四点，贝尔纳丹准时到来，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只是枯坐，回答提问时，也不过才用电报体的一两个简明扼要的字。干坐两个小时后他又准时离开。一日复一日，埃米尔夫妇本想平静、安宁的生活一天还没开始，就此宣告结束。他们恼怒着，烦不胜烦，却又不知所措，善良的本性让他们不好意思把邻居拒之门外。恰好，埃米尔最钟爱的学生克莱尔前来拜访他们，埃米尔不好直说让贝尔纳丹回避，而贝尔纳丹的表现使克莱尔疑惑不解，她的匆匆离去让埃米尔心生愤怒。“竟能容忍这种怪人，难道我真的老态龙钟到让学生看不起的地步了吗？”埃米尔的耐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两个月后，面对一如既往像钟一样按时钉在椅子上的“怪人”，修养极佳的埃米尔忍无可忍，终于冲着贝尔纳丹歇斯底里地吼出了与他的身份极不相配的那个字――滚！果然奏效。埃米尔家那把深陷的椅子上，再也没有了那个黑夜一样沉默的人，再也没了那个与世界有着“深仇大恨”的人。
可是，某天的夜半，汽车隆隆的机械声把埃米尔唤醒，他循声而去，竟发现了企图用汽车尾气自杀的“怪人”――不过，他没有死成――这就意味着埃米尔夫妇的“黑暗日子”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他们是慈善的――当他们送走了急救的贝尔纳丹，来到了邻居的家――那是怎样的一个家啊，肮脏、恶臭、怪异、油腻、黑乎乎、阴森森，怪人的妻子贝尔纳黛特巨大“囊肿”一般陷在一张合成材料做成的软垫子上，胸脯像热气球一样起伏。而他们的屋子里，却叮叮当当地响着分秒不差的无数个钟表……
埃米尔夫妇开始照顾那一对病态的夫妻，主动送汤和吃喝给他们。而他们像疣猪和抹香鲸一样吃着、喝着，仍表现出不满、不耐烦和无聊，整天皱着眉头，像全天下的人都是他们的债农。可是有一天，被送去的小汤锅却原封未动地被送了回来。这让埃米尔夫妇不安起来，让埃米尔终于醒悟：“被迫的幸福是一种噩梦。”拯救他，反而是害了他！于是，埃米尔启发贝尔纳丹说，“如果你自杀，我不会再拦你。”而“怪人”则冷笑着，活得好好的。六十五岁的埃米尔不得不再次行使他助人的善举――出于同情，在一个深夜，他用一个枕头堵住了话语本来就不多的贝尔纳丹的嘴巴，中结了“怪人”最后的声音……看来，面对野蛮，文明毫无用处。
像话剧的台词，我惊叹于诺冬睿智、精准、美妙绝伦的人物对话，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语，而深藏其中的节奏和旋律，却环环相扣、步步紧逼。这部小说有故事性，却又不落俗世的窠臼；有文学性，却又不晦涩、艰深；语言犀利，却又不尖酸、刻薄。行文中，时而引经据典，时而轻松俏皮。一个极其严肃的命题，常常在她嬉笑怒骂的表述中传递出来。可笑与不安、讽刺与宽谅、荒诞与智慧、哲理与日常、无比的残酷与罕见的幽默、山穷水尽与柳暗花明、唇枪舌剑与妙语连珠，像一个“坏女孩”（评论界称她为“坏女孩”）的把戏，变幻莫测，而不是一马平川、陈陈相因。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段，下一行，下一个标点，她将如何让他们吵起来、让他们笑出来；她又将把我们引向哪里。读她的书是一种艰巨的考验，时时挑战我们的智商和心力。记得看NBA实况时，每进一个好球，解说员都会极具煽动性地突然大叫：“漂亮！”而这个“球”，仅有“漂亮”两个字是不够的――这样的小说，是不能漏掉一个字，并且想看第二遍的那种。
4.《白色城堡》（上海人民出版社――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沈志兴 译）
两个外貌酷似的人，在同一个境况中，做着同一件事情，当彼此的底里被岁月之手拨云见日，当二十五年的时光大水汤汤远逝，在绕不过去的人生关口，两种命运发生了神奇的互换，两个男人就此更替了一生……可能，这是一个子虚乌有、不甚了了的玩笑；可能，是作家望风捉影臆想出来的产物；也可能，它真的尘封于盖布泽县长办公室的“档案室”中。轻轻拂去卷宗上的尘埃，就会露出它清晰的本来面貌。有心人把它缓慢地取下来，在灯下细致地捧读，于是，一束束微光使它重获新生――它没有被无知的人们一页页撕下来引火，也不至于被当成《古兰经》放在碗橱顶端的神圣位置来供奉，但是，它开始流传――以另外的方式，像那个永远也无法抵达的白色城堡，被隔山隔水地望见。
这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一部恰如其分且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它卓越地调和了帕慕克先生认为的太有主见的西方与太过随俗的中东。一瞬间，双方相遇――
年轻的威尼斯学者“我”，在威尼斯向那不勒斯的航程中，不幸被俘，成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隶，我不想成为穆斯林，到达伊斯坦布尔后，我被关进牢笼。但是，因为我说我学过天文、数学、工程学、医学，所以，有了近距离接近皇室的机会，我为帕夏治病，也因此，我转进了命运交叉的小径，走进了人生花园的“迷宫”。当我看见霍加（意为大师）――完全是另一个我的翻版，我是多么惊奇！于是，几乎重叠的生活徐徐展开。
从第二章到第六章，我一直都在不厌其烦地与霍加耳鬓厮磨――研制烟火、制作望远镜、重装时钟、坐在同一个桌子前写文章……我们一会儿疏离，一会儿又觉得不能分开。久而久之，我们甚至比对方更熟悉彼此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当我深刻地洞察到我们两个“越来越成为一个人”时，我带着自己的存款和从霍加处偷来的钱，于黎明时分偷偷逃离――我要远离霍加！远离瘟疫！回到我日思夜想的祖国。可是，在暂时栖身的黑贝利岛上，我心怀内疚，一心认为霍加一定处于瘟疫之中。当我开始谴责自己，不该把霍加一个人抛弃于疫病之中的时候，霍加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只逃离霍加的追踪两页半）――霍加需要我，需要我的知识，他需要我和他一起，共同迎击那场致命的浩劫。
霍加已晋升为皇宫的占星师，我注定跳不出霍加的手心。于是，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与霍加一起，联手对付了瘟疫！在与他共同生活的二十几年中，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就是霍加本人！“母亲已经辞世，妻已嫁作他人妇……回到威尼斯，我又能怎么样呢？”因而，从心里，我又欣然与霍加站在了一起。我们着手研制一种惊人的武器，用来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的战争。武器在围攻“白色城堡”的时候被派上用场，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的队伍溃不成军。在浓浓的大雾中，我们望着远方的白色城堡，各潜情怀。最后，霍加选择了逃离，他代替我，奔向了想像中的威尼斯；而我，作为霍加的替身，留了下来，娶妻生子，作为皇室的星相家，在怀念中，安之若素地继续着霍加的生活……
“一群海盗，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帕夏，一个东方文明中的占星师，共同演绎了一则东西方认同的寓言……《白色城堡》是一部杰作，不是因为它唤起时代，而是对个人神话的探究，还因为帕慕克以如此简单的故事涵括了这样的深思。”如果说，这是一个人操持母语的非凡能力，更不如说，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胸中对祖国的大爱使然。正如莫言所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我们都是大自然的植被，只有深深地、深深地吸附于寄生的大地，才有旺盛与蓬勃的生 命。
当我写下上面的文字，霜降后北京的第一场大雾持续了一天，还不肯散去。我担心着明天将奔赴的前途。窗外，不远处，正在上升的楼台，在迷蒙的雾气中，仿若童话中的城堡，深藏不露。
作者简介：
宋晓杰（1968-），辽宁人。已出版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七部。辽宁省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作家。曾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辽宁文学奖诗歌奖、“全国十佳散文诗人”奖等。入选“辽宁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四个一批’人才”、“辽宁省首届青年文化新人”。参加过第十九届“青春诗会”和“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现供职于辽宁省盘锦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