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一甲子,《北京文学》迎来了60年的喜庆日子。我一个南京人,为什么也喜上眉梢?文友们不知,我与《北京文学》结缘,始自于1980年呢!这样算来,也有30年的情谊啦。老朋友的甲子大庆,我焉能不乐呀!
前两个星期,我特别挤出了两天时间,抽暇跑到了桥林古镇,一头钻进了老房子里,心急火燎的,动作却是悄不声儿地,翻找那些深藏不露在老式柳藤箱柜里的纸墨。我记得,30年前,《北京文学》编辑部,给过我几次信。头一封信,对我的作品《开春天气长》不但写了一整张纸的修改意见,还寄予了厚望,在我的稿子上,圈圈勾勾,进行了好一番手把手的纠错功夫。
那是1980年的仲春。《北京文学》因有劫后余生的文学前辈的同时复出,那些发轫之作,一下子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壮观的旖旎景象。闭目忆想当时的《北京文学》,很多的版面还让我记忆犹新。虽然那些本杂志,封面装帧比之现在的印刷版本差之千里了,也与当年各省的文学月刊差不多厚薄,但只要翻开扉页一看,那些铅印文字,在眼前一下闪亮出了美好的心情色彩!我阅读刘绍棠、从维熙、汪曾祺、林斤澜,一次次被不凡的行文,新颖的气势所鼓动!我的一颗不安分的心又想在纸上跃跃欲试了。
我自诩是文学中人,便有一种并非好高骛远的想法:为什么不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作品呢?一心想跻身中国文坛的我,一股子冲劲又给调了上来。我想,若在名家作品的身边排上座次,不啻是一种抱负的实现。这个想法让我获得了极大的进取心,不管可不可能,我首先在心理上战胜了眼高手低的差距,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征程,又一次将找好的素材,构思好的故事,诉诸笔端。
将这一次创作说成“又一次”,“新一轮”,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凭着果敢与热切,为农家之苦,喊出了作品《把家》。那篇小说被江苏文学月刊《雨花》复刊号登了出来,六年后还得了奖。在1978年冬到1979年新春的时间,也就是三中全会期间,小说《把家》为大江南北的农村呼唤富裕,开了先河。这“又一次”,也正是看准了改革中的农户开始冒尖成专业户和万元户了,这些农家手头有了钱,开始着眼于购瓦盖房了。叙述这样的故事,也算得心应手,稿名为《开春天气长》。成稿时间比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还早上半年。《开春天气长》的小说稿就是在《北京文学》名篇闪烁的鼓励下一气呵成的。稿子写成了,我却不敢立即将这篇小说直寄《北京文学》。我犹豫着,还是依照原先的轻车熟路,先交雨花杂志社吧。编辑老师看了说要刊用,等了三四个月,却不用了。也就在这时,我才又萌动了去投《北京文学》的初衷。我诘问自己的忐忑心情:为什么不先朝《北京文学》上投稿一试呢?是呀,为什么不早投呢?这个想法在这个时候一跳进脑海,似有一种逼上梁山的感觉。
我终于将《开春天气长》投进邮箱,开始了北京的征程。
稿子踏上了北京的征程,我的心又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些许怅惘的情绪。在默默的期盼中,我又隐隐地为人地生疏,感到惆怅,也只有抽暇关注起阅览室中的《北京文学》来。我首先留意《北京文学》上的外地作者,愈加关注《北京文学》上的小说作品。这一留心,才知道《北京文学》真是名家济济,名篇荟萃的文坛圣地呀。把自己贴上去比试,并不心虚,但转念一想,自信心毕竟是自己鼓足的气球,便有些凉意袭上心头。最大的担心是编辑部会不会收阅呢?这样一想,觉得与其石沉大海,还不如拉住南京刊物不放呢!到底北京不是身边的南京,可以骑自行车赶到文学编辑部去打听啊。
我只能悄悄地留意《北京文学》刊发外地作品的概况。当我发现《北京文学》唯稿是举,我的心灵窗户向着文学快意地敞开了!当我发现《北京文学》重在发现培养北京地区的作者,心灰意冷的情绪又袭上心头。虽然汪曾祺也是江苏人,我细细翻查,他却已在北京工作了很多年。
从稿子放飞去北京,心中的盼望就这样既炽烈,又疑虑重重。有一些侥幸的憧憬,更多的是一种担忧。《北京文学》毕竟是文坛圣地,自己的习作能被看重吗?我正担心稿子会不会让北京的编辑扔进纸篓,当了垃圾,竟然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北京文学》回了信啦!
我很兴奋,却又失望。我掂出了信的分量,和我寄发时的分量一样,表明退稿了。我有些怅然若失,很怕退稿这一事实。还是内中一封《北京文学》的信笺让我眼睛一亮,抽出来一看,是一封编辑部来的信呢,我立刻寻着密密麻麻的信文贪婪地读起来。老师对我的行文还加以称赞呢。我立刻查对作品,果然在本文开头作了眉批。
编辑老师在信中首先肯定了我的文学才能,肯定了题材选得准。编辑老师只是惋惜在人物性格上着笔不够,要求我把题材的意义开掘出来,再寄来看看。现在想来,是呀,为什么不在人物心理上挖掘翻盖瓦房的决心呢?比如,通过长年累月的蜗居,烟熏火燎,还有遇雨屋漏,整夜接水,这么多好细节,正是主人翁所以倾力盖房的决心所在,也是性格形成的坚实基础。我只记挂编辑老师要我完稿再寄的话,却忽略了对开掘题材意义的深思熟虑!这正是我当时创作的幼稚所在,也是我理解的局限,没有悟到北京编辑对迷津的指点,只停留在沾沾自喜的肯定上,所以修改不到点子上。稿子的修改往返于南京北京时,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问世了。编辑一针见血地指出,题材不新了,勉励我在选取社会关注的题材时,不必跟风,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撞车。尤其在第三封信中,言简意赅地劝我,不必抢题材,单纯靠题材出不了大作。这给我的启蒙,很有力量,让我感到震撼。想想是呀,第一个喻花为美人的是俊才,继续重复的便是庸才了。
得到了《北京文学》编辑老师的指点,我犹似得到了尚方宝剑,虽没能像古代将士尝到了攻城夺地的快感,我亦得到了学有所长的快慰!《北京文学》编辑老师指点出了迷津,让我看到了弱点,增长了见识,让我有了“输得起”的坦然与痛快。
编辑老师鼓励我独辟蹊径,不要嚼人家嚼过的馒头,我觉得很亲切,遂感受到《北京文学》似一位宽厚的长者,不亲近不行。
对《北京文学》的倾心佩服,使我不觉在内心中产生了一种师生情谊,促成了我一种拜师门下的坚定信心。我自此以后,订阅了《北京文学》,我要让《北京文学》向我敝开学艺的门庭!
文学狂澜激荡我的心海,现实叩问着我的良知,我一有空闲便会产生再写一写的冲动。那《受戒》,那《大淖记事》,那舒缓有致的行文,那字里行间情真意切的寻寻觅觅,都让我不断升起一股进取心。在模仿的灵感忽然而至时,我一口气又写了篇小说,叫《根本人家》。这个名字也是看了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佳作《蒲柳人家》而想到的。
《根本人家》的开头一段,就是这样的力求文雅的努力:
“垂柳的绿叶落了,姑娘的青衣绿袄俏了。十冬腊月是大姑娘深情企盼的日子。一对对活泛泛的眸子,在红扑扑脸蛋上眨闪。逢到良辰吉日,便会从大姑娘堆里生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大红喜字,跃上一户农家的门头。于是,这一村子又火爆起来。唢呐在吹,鞭炮在炸,花轿在抬,大人小孩跟着前围后窜,连整个儿天地都在乐。结束了兵荒马乱的日子,开创了土改得田的新生活,当然是令人鼓舞的日子,1951年一入冬,该成亲的都在办了。”
故事远离了当前题材,循着《蒲柳人家》《受戒》《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展开了我江南的似包办又非包办的婚姻线索。
这篇小说写在1983年,我毫不犹豫地将初稿寄往《北京文学》。我收到了编辑老师言辞恳切的退稿信,虽然遗憾,却让我更加不屈不挠。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心里异常坦然。
岁月倥偬,创作桑榆未晚。2000年后,我陆续在《北京文学》发了几篇文章,虽都篇幅不长,但对我是迟来的莫大的幸福。
值此《北京文学》60周年之际,我亦翻找到了结缘《北京文学》的多封来信中的一封,只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已经难以辨认是哪位编辑的手迹了。虽是如此,仍是弥足珍贵的见证!
为此共庆,甚感荣耀。
责任编辑 王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