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94-03 我的父亲吴玉黎非常喜欢和看重《教学与研究》杂志。父亲参加革命很早，但新中国成立后不愿意从政，多次向组织提出要求，想读书，执意要当教师。经组织同意，1952年作为“调干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1954年毕业。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他教书极为敬业、勤勉、刻苦。我小的时候，每晚总是看到父亲在25瓦的灯光下伏案读书、写作、备课。这种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估计是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两年的读书经历，对中国人民大学所办的刊物容易产生感情，再加上《教学与研究》办得很好，是当时最好的理论学术类刊物之一，能够满足当时理论工作者现实工作的需要，所以，父亲对《教学与研究》一直情有独钟，长期订阅。“文化大革命”之前，父亲最喜欢的杂志是《教学与研究》和《哲学研究》，最喜欢的报纸是《光明日报》。
父亲十分爱惜《教学与研究》。每年都要装订一次《教学与研究》，装订时，总是小心翼翼，先是用夹子将杂志固定好，然后在杂志下垫上一块小木板用锥子给杂志钻眼（家里有一块小木板的用途是固定的，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针眼），再用线绳穿起来，最后还要用好的纸张在装订好的杂志合订本的书脊处粘贴好封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合订本，在书架上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年一年清清爽爽，一直留存到现在。这也是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之前订阅的所有杂志当中，保留得最为完整的一套杂志。
可以说，《教学与研究》是父亲教学生涯中，特别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教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父亲备课时，总离不开《教学与研究》。翻看家里的《教学与研究》，每一期杂志的很多地方都被父亲用红蓝笔认真划过。听父亲的同事和学生讲起，父亲的课讲得很好，讲课效果在所在单位一直享有很好的声誉。而且，父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十分扎实。比如，有一次，父亲在参加外单位的研究生答辩时，指出有的学生在文章当中的一些引语弄错了，把原本是马克思的语句当成是列宁的语句，接着告诉学生马克思的这些语句是出自马克思哪本书的第几页。这给在场的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当说，父亲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扎实的理论根基，同《教学与研究》杂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教学与研究》是郭沫若题写的刊名。郭沫若题写的刊名，遒劲、庄重，既美观，文化味重，又大气。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凡是最好的学术刊物一般都是由郭沫若题写刊名，如《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等。那时我的感觉是，凡是郭沫若题写刊名的杂志才是最好的学术杂志，一本学术杂志如果不是郭沫若题写刊名，那一般说来就不是最好的学术杂志。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家里有《教学与研究》。中学时期尽管看不懂，但也时不时地会翻翻看看，似懂非懂地获取了一些知识，开阔了眼界。大学时期，对于《教学与研究》上的一些文章则是认真阅读和学习了。大学期间，自己在上哲学课以及报考研究生复习准备时，都曾认真研读《教学与研究》上的一些相关文章。我觉得，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同别的理论刊物包括教科书相比，《教学与研究》做得最好。《教学与研究》是以讲道理为主（这在当时十分难得），既有知识点，又有宏观理解思路；既有条理性，有深度，又有权威性；既适合于教师的口味，也适合学生阅读学习。读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些重要观点的理解有时会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几乎可以这样说，《教学与研究》在当时是不可替代的。在报考研究生复习准备政治课的阶段，是以教材和《教学与研究》为主，同时参考别的书或别的刊物上相关文章的解释。读《教学与研究》上的相关文章时，自己十分认真，几乎是一笔一画横平竖直地做笔记（像是认真的初中生的字迹），按照专题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各种问题。
工作后，由于自己从事的是社会学学科领域的研究，觉得《教学与研究》主要是政治理论类刊物，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与之没有产生工作上的直接联系。
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教学与研究》的编辑李文苓老师。文苓老师人好，性格也十分爽快，有亲和力，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所以，当她提出约稿邀请时，一直对《教学与研究》有着深厚情结的我有些受宠若惊，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由此，每年都选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送给《教学与研究》，供他们备选。如果所送的文章不合适，就再送一篇。
之后，我便开始在《教学与研究》发表文章。自己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质量还算可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没有拖杂志的后腿。比如，2010年在《教学与研究》发表的《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一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大量刊物转载；还被《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联合列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的代表作；在被《北京日报》摘编后，又被大量网站转载，其中被《人民网》理论频道转载后，其点击率在《人民网》理论频道一周之内排在第一。
现在，每到春节前后，自己总是要把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复印件，连同在别的刊物上发表的并且是自己满意的文章的复印件，在父母安息地跟前焚烧，告诉父亲，告慰父母，让父母分享。
客观地看，《教学与研究》目前在学界仍然保持着很好的学术信誉和学术声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教学与研究》没有广告稿，编辑们心无旁骛，忙于选题策划，忙于同作者沟通，忙于认真编稿，一心一意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应当说，《教学与研究》还是一块学术净土。这在一个心浮气躁的转型社会当中，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情。再者，《教学与研究》的很多作者都是业内公认水准较高者。这些都保证了《教学与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准。因此，与别的刊物相比，《教学与研究》之所以一直有着很高的被引用率、被转载率，并非偶然之事。
如今刊物这么多，相互间竞争十分激烈，好的稿件分流现象十分明显。一些新的刊物迅速崛起，以往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刊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了，这一类现象已经屡见不鲜。《教学与研究》要想长期保住品牌刊物的地位，需要做很多事情。作为一个对《教学与研究》有着深厚情结的读者和作者，我想诚恳地提三条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注重打造特色品牌栏目。对学术前沿问题，对社会大的热点问题，应当提前布局，请一流的作者围绕着这些问题撰写文章，使《教学与研究》在学术前沿问题和社会大的热点问题上持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是学术刊物安身立命之根本。现在，无论是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作为研究探索，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能够进行拓展的空间巨大。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在世界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一般来说，也会产生某种国际的影响。
第二个建议是，注重高等教育当中一些重要教学规律的研究。《教学与研究》刊名当中有“教学”两个字，这是不同于其他刊物的特色之处。所以，与刊物名称对应，《教学与研究》应当开设固定的栏目，对教学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不一定每门课程面面俱到。现在学科太多，特别是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果对每门课程的教案都进行探讨，显然顾不过来，而且受众对象也有限。但是，《教学与研究》如果设定固定的栏目，对教学心理、听众心理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请一些公认的教学名师从大的思路方面谈教学体会，肯定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栏目文章的组稿一定要精当、前沿、高档，还要实用。现在，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潮流。相信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教学与研究》如果顺应这种潮流，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再加上已有的品牌效应，一定会拥有更为庞大的读者队伍。
第三个建议是，《教学与研究》能否考虑同时办一个英文版。英文版的《教学与研究》，可以从中文版的《教学与研究》当中选取一些好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同时还可以请外国的重要学者撰写文章。英文版的《教学与研究》可以是季刊或半年刊。以此为契机，使《教学与研究》走向世界，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学术界研究议题、研究现状的重要窗口。
祝愿《教学与研究》迈上一个更大的台阶，祝愿《教学与研究》拥有更大的读者人群，祝愿《教学与研究》成为百年品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