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浒传》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经典名著,但作品中的女性地位在男权视角下却显得极为卑微,她们要么是英雄刀下的淫妇,要么是杀人不眨眼的男人婆,要么是道具化的生命符号。作者之所以这样贬抑女性,与其落后的妇女观、狭隘的英雄观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当时英雄历史题材创作的片面性所致。
关键词:《水浒传》 卑微 妇女观 英雄观 片面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力。然而,人们在沉浸于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行侠义举,并为之拍手叫好时,往往忽略了作品中女性的卑微地位。表面上看,作者施耐庵、罗贯中似乎并没有忽视女性的“半边天”地位,但如果对《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略加分类就会发现,女性在书中的地位让人不敢恭维。确切地说,在男性的视角下,《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只是男性主人公的陪衬,而女性主义的语境和女性的情感诉求全部被忽略。
一 女性形象类别
在《水浒传》中,作者着墨最多、描写最出色、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几位女性,要么是颇有姿色却水性杨花的淫妇;要么是杀人如麻却毫无女性特征的男人婆;要么就是宛如棋子一般、被道具化了的生命符号。
1 水性杨花的淫妇
《水浒传》中的淫妇形象以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为代表,她们娇艳美丽、姿色出众,然而却水性杨花、偷汉害夫。
文本中第一个出场的淫妇是宋江的外室阎婆惜。阎婆惜和父母一起流落街头以卖唱为生,父亲病死后无钱下葬,宋江帮忙发送,并送给婆惜母女一些银两。后来,阎婆惜嫁给宋江,过起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不但不感恩,竟还与宋江的同僚张文远勾搭成奸,并以宋江与晁盖来往的书信为证据,要挟宋江。于是,就有了宋江怒杀阎婆惜一幕。在作者笔下,阎婆惜是不懂知恩图报的“酒色娼妓”,该杀。
为奸情而杀夫的潘金莲是文本中最著名的淫妇。作者笔下的潘金莲非常美丽,她在被逼嫁给了身材不满五尺,面目丑陋,“三分像人,七分似鬼”的武大郎后,内心十分懊恼。当潘金莲见到“身长八尺,相貌堂堂”的小叔武松后,立即被其英武气概所吸引,不仅对武松施以温存体贴,还几次三番言语挑逗,最终被武松斥责为“没人伦的猪狗”。勾引武松不成,潘金莲最终与风流成性的西门庆一拍即合,二人勾搭成奸并毒死武大郎,这才引出武松诛杀奸夫淫妇,替兄报仇之事。作者笔下的潘金莲是鸩杀亲夫的恶毒妇人,该杀。
与和尚私通的潘巧云则是《水浒传》中另一位著名的淫妇。她是屠户的女儿,丈夫死后,以寡妇身份嫁给杨雄,但婚后,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眉来眼去,暗通款曲,并偷偷在自家奸宿。当此事为杨雄结义兄弟石秀察觉后,潘巧云便在杨雄面前反诬石秀妄图调戏自己,引起杨雄对石秀的猜疑和不满。石秀一怒之下杀死了潘巧云的姘夫裴如海。杨雄在确认潘巧云和裴如海的奸情后,杀死了潘巧云。作者笔下的潘巧云是离间兄弟情谊的邪恶女人,该杀。
2 杀人如麻的男人婆
这类女性以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为代表。她们性格豪爽、武艺高强、侠肝义胆,但是却脾气暴躁、举止粗俗,杀人不眨眼,被称为男人婆。她们虽是作者歌颂的正面人物,但其响亮的诨号和粗暴的性格却令人闻风丧胆、望而却步。
“母夜叉”孙二娘是“十字坡酒店”的女主人,其相貌是“眉横杀气,眼露凶光”;其衣着是“金钏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其职业是卖人肉包子,被她杀死后做成包子馅儿的过往客人不可胜数。母大虫顾大嫂也是一位充满了杀气的“母老虎”,其相貌是“眉粗眼大,胖面肥腰”;其性格是“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锥敲翻庄客腿。”除了彪悍的外貌,急躁、粗鲁的性格之外,作者还侧重刻画了她杀人如麻的男人婆形象。在“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孙二娘、顾大嫂不论是相貌、性格还是职业都远离女性的生活和习惯,是被抹杀了女性性别的女人。
3 道具化的生命符号
这类女性以林冲的娘子和京城名妓李师师为代表。她们虽貌美如花且温柔似水,但只是衬托男儿英雄本色、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道具化的生命符号。
林冲的娘子既美貌又温柔,是作品中首屈一指的好女人。身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既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优厚的俸禄,又有美丽贤德的妻子,可谓家庭美满,生活知足又幸福。可是,只因花容月貌的娘子被恶棍高衙内看中,林家便遭飞来横祸。林冲被诬陷行刺,刺配沧州。随后,林娘子被高衙内抢走,为保清白而上吊自杀。从文本中可以看出,林娘子的死似乎是作者的刻意安排,而且她也必死无疑。只有她死去,林冲才能够义无反顾、无牵无挂地走上反叛的道路。由此看来,林娘子只是帮助林冲走上梁山的一枚棋子,她不过是一个衬托林冲英雄形象的道具化符号。
李师师也是文本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好女人。虽有皇帝的垂爱,却并没有改变其作为一名妓女的卑微地位。对李师师来说,真正打动她芳心的是梁山好汉燕青。李师师对燕青非常关照,不但帮助他成功完成了宋江交付的使命,同时还为他讨得了赦罪御书。不过,李师师仍然是作者笔下一个道具化的生命符号:在帮助燕青完成使命之后,文本中几乎没再提起她,她似乎已经被遗忘了;最后在宋江死后,她才被轻描淡写地提了一笔。由此看来,李师师的存在,一方面是衬托燕青不为美色所惑的英雄本质,一方面是完成为宋江招安牵线搭桥的政治使命。
二 成因探析
由于受男尊女卑和男强女弱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后世的许多理论、文学作品所采用的视角甚至语言大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而且这种思维定式被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地给予了认可和接受。《水浒传》之所以这样贬抑女性,与作者落后的妇女观有关,体现了作者英雄观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当时历史题材创作的片面性所致。
1 妇女观的落后性
儒家文化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文化。“女”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形态像一个两手胸前交叉、屈膝而跪的人。“妇”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左上方是一把笤帚,右边跪着一个女人,《说文解字》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就是说一个跪着的女子拿着扫帚在扫地就是“妇”。《礼记》记载:“妇者,伏也”,是屈服于人的意思。随后,女性身上的枷锁随着“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进一步强化而越来越牢固。宋代大儒程颐提出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经朱熹的大力提倡后得到广泛传播,女性的束缚由此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女性的欲求、女性的情感心理,乃至女性的生命,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本位的强权社会里根本得不到关注。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对后世的影响根深蒂固且极其深远,生于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和罗贯中难免会受到这种观念的深刻影响。事实证明,他们的作品《水浒传》在对女性人物的处理上,也的确呈现出较为鲜明的道学、理学色彩,体现出一种落后的妇女观,即“女人是祸水”论。
在这种落后的妇女观的影响下,《水浒传》将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看成是各路英雄的灾星。恩将仇报,诬陷宋江的清风寨刘知寨的老婆是造成花荣无法做官而“落草”的主因;还有像宋江、武松、杨雄等人的落草也都是因为女人的缘故。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这类寡情轻浮的女性全是些 “祸水”女人。正是这些“红颜祸水”,害得英雄们“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不得不“落草为寇”。作者最后让这些“红颜祸水”个个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她们都被极其残忍地杀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女色之害的深恶痛绝。“《水浒》一书,辄爱写女色之害”,张恨水在《水浒人物论赞》如是说。
2 英雄观的局限性
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作者的英雄观也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对于男性人物,作者认为是英雄就应该不近女色,因为女人会破坏兄弟义气。梁山作为被朝廷封杀的边缘群体要想生存和壮大就必须求助于“义气”这类特殊的精神纽带,它要求男人和男人之间务必做到同生死共患难。性爱由于其天然的排他性而成为这种“兄弟义气”最危险的瓦解力量,所以,“英雄不好色”成了梁山好汉们自觉信奉的通则。一百单八将中,似乎只有一个“矮脚虎”王英对女人十分感兴趣,他也因此受到众人的嘲讽和取笑,其他人在生活中似乎根本没有女人这个概念。在这种“英雄不好色”观念的支配下,作者笔下的英雄好汉们只顾弄枪使棒,“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所以,阎婆惜看上了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比不上宋江的张文远,因为张文远“风流俊俏”,且“品竹调丝,无有不会”,而宋江则“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所以,尽管潘巧云的丈夫杨雄 “生得好表人物”,而且“一身好武艺”,十分英雄,却“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使潘巧云很少享受到性爱的快乐,从而跟了毫无身份的和尚裴如海。
在作者眼中,男英雄应该不近女色,而女英雄则应该像男人一样强壮,像男人一样说话做事才显英雄本色。结果,《水浒传》中的女英雄没有一点可爱之处。她们被男性化,成为和男子一样舞枪弄棒、烧杀抢掠,和男子称兄道弟、失去女性性别的梁山“好汉”。金圣叹评论母夜叉孙二娘说:“如逢鬼母”;他在评价母大虫顾大嫂说:“亦可号之为母旋风,意思实与李逵无二”。“如果扼杀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女性美和女人柔韧温婉的天性,无异于扼杀我们的生命。”孙二娘、顾大嫂的形象无疑是对女性精神的一种侮辱。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李玲也说过,在文学创作中丑化泼妇、淫妇,往往是从男性单一的性别偏见出发,否定女性合理的生命价值、合理的生命追求。
3 历史英雄题材创作的片面性
中国早期的白话小说主要是战争故事和历史英雄题材。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理学观念出发,男人们认为国家大事根本不需要女子参与,女子一旦介入,轻则乱政、重则亡国。妲己、褒姒就是明显的例子。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女主内,男主外”,社会的大舞台从来就与女性无缘,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对立悄然形成。男性在漂泊江湖、追逐梦想,渴望建功立业的挣扎拼杀中,或者在杀人越货、劫富济贫的仗义豪举中,更是将女性视为前行的绊脚石。正因如此,以历史英雄为题材的小说,往往泼墨挥洒的是男人世界的英雄传奇。
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水泊的农民起义是白话小说《水浒传》创作的历史依据。从宋江起义失败到《水浒传》成书,正值女真、蒙古族先后南下,广大人民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纷纷高举义旗,结聚山寨进行反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英雄事迹,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民歌颂的对象。人民群众渴望充满力、智、勇的英雄,他们在这些草泽英雄身上寄托希望并以此来鼓舞自己的斗志。《水浒传》作者生于元末明初,恰逢乱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当时的社会黑暗和各种战乱,对当时的穷苦老百姓十分同情,对当时帮助老百姓并救助老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农民英雄十分崇敬。作者顺势而为,在作品中极力肯定力量、忠勇和智谋,极力夸赞英雄豪杰之士;而受当时历史英雄题材创作的片面性的影响,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不知不觉被放到了卑微的位置。所以说,在这个充满阳刚之气和杀气重重的男人世界中,女性或是成为衬托男性的道具或附庸,或是泯灭其性别特征成为与男性趋同的男人婆;而其去留、生死的大权则无一例外地掌握在男性手中。在此情况下,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历史英雄题材创作的片面性。
参考文献:
[1] (明)施耐庵、罗贯中,恒鹤等校点:《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张恨水:《水浒人物论赞》,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5] (清)金圣叹:《〈水浒传〉金圣叹批评本》,岳麓书社,2006年版。
[6] 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7] 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李晓筝,女,1976―,河南淅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