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自然是宣扬情欲的，而情欲则又实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台面上高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它的背后流行的却是宣扬欲望的色情文学。虽然也时常遭受焚书毁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说还是不断出现和流行。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与理论上如此相悖的事情，岂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么？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问，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宋朝的时候，书生们挤不上入朝为官的独木桥，还可以做做学问，弄一弄什么“道学”之类，有了自己的创见便可以发表出来。但在明朝，“理学”已成为皇家钦定的“真理”，用不着书生们再去动脑子，搞什么理论创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第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节假日制度始于西汉
李树发
我国历史悠久，节假日制度由来已久，据考它始于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
那时官员休息的当天，都要沐浴更衣，因此，称假日为“休沐”。汉代规定朝官每5日返家休沐，古称为“五日休”。到了唐代将五日修改为“旬休”，官员每10天，可休息1天。
在古代除了定期休息外，还另有节假日。如唐代在中秋节这天可休假3天，寒食节、清明时可休息4天，元宵休假10天。明代时冬至可放假3天，元宵节10天。为鼓励臣下为国家大事效劳尽力，在晋代时还有急假，官吏用以处置紧密家事，每年以60天为限。东晋时，家居外地的官吏探亲假除外还给往返路程假。清代对有功的文武大臣给“赏假”。
各朝各代对于官吏的假日，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唐朝时，皇帝明文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假满之后，须到衙内报道，否则扣发俸禄一月。
清代的初年，随着西方教士进入我国，“礼拜天”这一宗教用语也开始流传于我国。辛亥革命后，开始实行星期日休息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