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离蜀时，他对已经居住五年的草堂依依不舍。但是为了全家的生计，他不得不离开成都，另找一个可以谋生的地方。杜甫有四个弟弟：杜颖、杜丰、杜观、杜占。其他三个弟弟都天各一方，只有幼弟杜占一直跟在杜甫身边。广德元年（763），杜甫因避徐知道之乱而暂住梓州，曾派遣杜占回到成都照管草堂，专写一诗仔细地吩咐他：“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可见当时杜占已经成年，有能力管理草堂了。于是杜甫离蜀时没有带着杜占一起走，而是让他留居草堂。然而，岁月无情，世事沧桑，七十多年后，这座草堂便毁坏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了。晚唐诗人雍陶是成都人，他曾到浣花溪畔寻访杜甫草堂，看到的景象是：“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经杜甫旧宅》）到了唐昭宗天复二年（902），也就是杜甫离蜀一百三十七年以后，诗人韦庄入蜀，前来寻访杜甫草堂的遗址，发现只剩下一些柱子基石，陷在一片荒草之间。出于对杜甫的仰慕，韦庄在草堂故址芟夷荒草，重建了一座草堂住在里面，并因此把自己的诗集题作《浣花集》。这是后人第一次重建杜甫草堂。
韦庄重建的这座草堂，经过五代的战乱，也很快就毁坏湮没了。到了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4），吕大防出任成都知州，看到杜甫故居竟然“松竹荒凉”，就在故址上重建草堂，并绘了杜甫画像张于堂内供人瞻仰。元祐五年（1090），胡宗愈来任成都知州，又将杜甫的诗歌刻成石碑，镶嵌在草堂的墙壁间。这是后人第二次重建杜甫草堂，并把它建成了杜甫的纪念馆。
从那以后，杜甫草堂又经历了近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曾重新修复，至少有十三次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代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代嘉庆十六年（1811），基本上奠定了现今杜甫草堂的规模和布局，并逐渐演变成一处集杜甫祠堂和杜甫旧居为一体的杜甫纪念场所。1955年，在草堂成立杜甫纪念馆，不但整饰园林，而且广搜杜集版本及有关文物收藏于内。1961年3月，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在草堂成立了杜甫研究学会，次年又创办了《草堂》（后更名为《杜甫研究学刊》）。1985年5月成立杜甫草堂博物馆，2008年5月被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杜甫草堂的屡毁屡建，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物质形态的历史遗留物，也就是各种形式的建筑物，不管当初建造得如何坚固，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下迟早总要崩塌、湮灭的。只有精神形态的文化遗产才最耐久，最能经受悠久岁月的考验，因为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精神。杜甫的诗歌早已深入人心，他的无数名篇名句已经永远铭刻在后代读者的心坎上。薪尽火传，代代相继，这是永远不会毁灭的，正像杜诗所云：“诗卷长留天地间。”（《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只要杜诗长在，只要杜甫仍然活在后人心中，杜甫草堂就一定会屡毁屡建，永世长存。
今天的草堂内有诗史堂、工部祠等古建筑，且遍植杜诗咏及之花木。整个草堂的祠宇建筑与园林设置浑然一体，反映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杜甫草堂不但是骚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场所，而且是广大人民喜爱的游赏胜地，游人到此缅怀诗圣，同时也沐浴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
为什么杜甫草堂会有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呢？读者朋友最好能亲身走进草堂去作实地考察。草堂的大门两侧有一副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这是杜诗《怀锦水居止二首》之二中的两句诗，当时杜甫已经离开成都东至云安，怀念成都的草堂而写此诗。走进大门，穿过大廨，就到了位于中轴线上的“诗史堂”。“诗史堂”正中是一座杜甫行吟塑像。塑像出于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之手，诗人双眉微皱，双目凝视，似乎正在构思一首新诗，又似乎正在为国家局势而凝思。顾名思义，“诗史”就是用诗歌写成的历史或具有历史意义的诗歌。最早把杜诗誉为“诗史”的是晚唐孟棨，他在《本事诗》卷三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所说的“当时”不清楚到底是指什么时候，但肯定是指晚唐以前。这个说法在后代得到广泛的认可，北宋诗人黄庭坚进而指出杜诗不仅仅是反映了史实，而且对史实作出了价值评判：“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见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那么，“诗史”的意义到底何在呢？换句话说，杜诗反映史实的意义到底何在呢？前面提到的北宋的成都知州胡宗愈，他在《成都草堂诗碑序》中指出：“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意即人们读了杜诗，就可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就能理解那一段历史。清人浦起龙更加明确地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诗目谱》）所谓“三朝”，就是指唐玄宗、唐肃宗和唐代宗，是杜甫经历的三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也就是他的一生。杜甫的诗抒写了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但是整个时代都凝聚、体现在杜诗中，所以称为“诗史”。
平心而论，记载历史的主要功能当然要依靠历史学家的著作。但是历史著作的记载往往是客观的，不动感情的，从而是不够生动，不够深刻的。比如安史之乱对大唐王朝的破坏，《资治通鉴》记载了安史之乱前后的两个人口数字：天宝十三载（754），唐帝国的人口是5288万；到了广德二年（764），这个数字下降为1690万。十年之间，大唐帝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消失了。史书中的这两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但也是冷冰冰的，有关的记载是不动声色的。三分之二的人口是怎样在短短的十年之间消失的？我们不清楚，我们缺乏感性的认知。更加重要的是，那场大灾难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心理创伤？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历史教训？史学著作中没有生动的叙述。只有杜诗，只有杜甫的“三吏”、“三别”，以及数不清的其他作品，才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记录，也给出了深刻的启迪。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解历史？关键就在于历史是全民族的集体记忆，它铭刻在民族的心坎上，它时刻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这是全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华民族是特别重视历史的民族，我们古代的文化甚至被称为“史官文化”。对于历史的作用和价值，孔子说得非常清楚：“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整理《春秋》的意义正在这里，杜甫写作“诗史”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诗史堂后面的“工部祠”也是草堂的重要建筑。“工部祠”是祭祀杜甫的祠堂，是后人向诗圣表示敬意的纪念性场所。“工部祠”内悬挂着杜甫的画像，还有陪祀的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和陆游的画像。祠内也有许多对联，其中最名有的一副出于清人王闿运之手：“自许诗成风雨惊，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莫言地僻经过少，看今日寒泉配食，远同吴郡三高。”“宋贤两派”就是指黄庭坚与陆游，这两个诗人都曾旅居蜀地，且都善于学杜：黄庭坚从杜诗中汲取了很多艺术营养，陆游则继承了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吴郡三高”是指苏州的“三高祠”，祠内奉祀着三位古代曾在吴地生活的高贤：范蠡、张翰、陆龟蒙，意谓杜甫和黄庭坚、陆游都是曾在蜀地生活的古代贤人。这副联好在既切题，又新警，很好地概括了“工部祠”的特点。
草堂内的其他建筑也各有特点，尤其是处处与杜甫的诗句相联系，游人到此，自然而然地缅怀杜甫。例如“工部祠”前面的“柴门”，分明来自杜诗，因为杜甫很喜欢称草堂的大门为“柴门”，例如在草堂落成的当年所写的《野老》中就有“柴门不正逐江开”之句。柴门前有一条小溪流过，溪旁有一间水阁，名为“水槛”，这正是杜甫当年的草堂里就有的名称，杜甫有一首诗就题作《水槛》。又如工部祠侧门外有一条长长的夹道，两旁的墙头上爬满月季、蔷薇，门额题曰“花径”，这当然会使人联想起杜诗“花径不曾缘客扫”的美丽句子（《客至》）。至于工部祠右边的“恰受航轩”，是一座长方形的楼阁，形似一艘停泊的船只，肯定取名于杜诗“野航恰受两三人”之句（《南邻》）。至于那座茅草葺顶的亭子，亭内竖立的石碑上刻着“杜甫草堂”四个大字，就更使游人留连忘返了。总之，今天的杜甫草堂尽管在规模和气派上远远超过了真实的杜甫草堂，但两者之间在精神上存在着继承关系。要是杜甫地下有灵的话，他一定会在明月清风之夜徘徊于柴门与花径之间，继续吟诵他的不朽诗篇。
今天的杜甫草堂还是人们研究杜甫的学术重镇。杜甫草堂博物馆内珍藏有各类图书3万余册，包括宋、元、明、清历代的杜诗刻本、手抄本以及近代的各种版本，还有15种外国文字的杜诗译本和朝鲜、日本出版的汉刻本120多种。博物馆内还收藏了大量与杜甫有关的文物，仅后人所写的杜诗书法作品就有出自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傅山、郑燮、刘塘、何绍基、康有为、章太炎、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叶恭绰等名家之手的珍品数十幅，此外还收藏有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吴作人、李苦禅、吴湖帆等著名画家所绘的杜甫诗意画。如果有人想全面、深入地研究杜甫，杜甫草堂就是最完备的资料库。
一千二百五十年以前，有一位客人到草堂来访问杜甫。杜甫谦逊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宾至》）其实杜甫对自己的诗歌造诣是有充分的自信的，他这样说是为了表示谦虚。但是当时的杜甫真的相当寂寞，有客人到草堂来访是相当稀罕的事情。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鉴定文学作品的价值的最大权威。杜甫草堂的柴门楹柱上有一副明人何宇度撰写的对联：“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这副联语与杜甫的“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两句诗互相呼应，说明杜甫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与日俱增的。到了今天，杜甫的诗歌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无数的人们专程前来草堂朝圣。杜甫地下有知的话，该会何等的欣慰！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前往成都，杜甫草堂是不可不去的地方，因为那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块圣地。你在草堂里不但能欣赏到优美的景色，而且能接受伟大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因为正像闻一多先生所说，杜甫是我们的“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