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对话之五 小引人类文明史一直伴随着灾难，也一直伴随着对灾难的思考与抵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次巨大灾难的后面紧接着的总是思想史的飞跃，并且最终导致社会的变革，这样的局面自现代史以来表现得尤为强烈。爱滋病、禽流感，以及眼下的东南亚地震海啸，已经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许多观念。对中国而言，两年前的非典显得更为典型。非典的日子已经过去，但在那年春天，人们的生活是否因那小小的病毒而改变，包括文学？
这次对话，我们邀请了南京大学的傅元峰博士，以后，在我们的对话中，还会出现一些年轻的南京学人的面孔。一个动态的对话组合也许更能带来思想的活力。
汪政晓华
召集人：张光芒
参加者：晓华 何平 贺仲明 傅元峰
张光芒：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提起“文革”或许并没有多少痛苦的记忆，但一提起“非典”却真正是噤若寒蝉。短短几个月的“非典”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世界观、人生观，直到每个个体的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称之为“后非典”时代似无不可。
文学历来就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历史灾难的反抗者，是一个时代最为灵敏的感应器。那么我们的文学是怎样感应“非典”的呢？非典又是怎样悄悄地影响了文学创作以及它的走向？或者说，在现在这个“后非典”时代，我们有典型的“后非典文学”吗？
何平：虽然距离2003年春天已经过去近两年，相信只要提到“非典”这两个字，仍然能够唤起我们惶惑、恐惧和无望的心灵记忆。光芒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命名为“后非典”时代，显然是为了提醒我们关注“非典”对我们和我们所处时代造成的“影响的焦虑”。事实上，时代的转折和区分常常联系着这样的一些关乎民族集体记忆和心灵创伤的事件，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但有一点也必须看到，并不是所有大的天灾人祸都具有这种转折和区分意义，甚至一些破坏力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没有把1976年之后的时代称为“后唐山大地震”时代，也没有把1998年之后的时代称为“后洪水时代”。因而，无论是所谓的“后非典”时代，还是所谓的“后非典”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来是否成为可能？如果可能，他们又包含哪些自身的规定性？这些问题，首先值得我们讨论。
晓华：“后××”现在已成为一种惯常的命名方法了，它成立的理由简单地说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当某个人或事过去之后，社会会不会产生变化。如果依然如故，那么就“后”不起来，如果截然两样，或者缺少必然的联系，那也“后”不起来。“非典”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非典之后，人们对一些相似事件的处置与反应确实大不相同，比如禽流感，再比如一星期之前的东南亚地震海啸，这几天，从联合国到普通民众，都裹进了助援的漩涡之中，我周围的不少朋友，一边慷慨解囊，一边又疑惑地问，世界的反应是不是过于激烈？自然的灾难正在挑战人类的制度，从古典到当代，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尚未寻找到理想的模式，不过，是非典，促使人们开始紧张地、甚至神经质地在寻找与构建。
张光芒：二位的质疑十分有力。在我看来，“非典”事件较之“二战”和“文革”，其作为人类历史与文化界标的意义更甚。首先，它爆发于和平时期，与人们对灾难的承受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尤其是其尚未被掌握的“非典型性”对人类自豪的高科技无情地进行了嘲弄。其次，它是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那种病毒无影无踪、无孔不入，又似乎无处不在，使每一个生命都无处躲藏，也无法有效预防，陷入随时被吞噬的恐慌之中。再次，作为一场灾难，其性质又十分独特和复杂，相对战争而言，它更多的是“天灾”；而相对晓华提到的海啸而言，它爆发的原因又多了几分“人祸”。它既是一个社会事件、人类性事件，更是一个精神事件、心灵事件和文化事件。
刚刚发生的海啸就引起了许多主教和虔诚的教徒对宗教信仰对人与神的关系的重新反思，与之相比，非典这一疫情灾难所引起的心灵与精神的振荡自然较之还要大得多，尤其是它必将引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重新思考。正像刚刚去世的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的，长期以来，结核病、麻风病、梅毒、爱滋病等“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化，病人不但承受疾病的折磨，而且要蒙受道德批判的恐惧与隐痛。福柯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中对疯癫、监狱、医学等所进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也对“疾病隐喻化”的缘起与过程作了深刻的揭示。在福柯看来，对于临床医学而言，个体病人就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只服从于一种更高级、更抽象、更普遍的疾病范畴，个体病人只纳入到一个抽象的疾病范畴中，才能获得他的疾病意义。这样一种医学知识和视野必定是等级式和深度模式的，它需要的是解释学工具，解释学匹配于这种深度模式。它是用抽象的知识来解释具体的病例，用高高在上的理论来解释日常经验中的个案，用同质化的模式来解释活生生的肉体。在这样一种深层关系与深度模式中，疾病渐渐从身体领域进入语言领域，上述流行的传染性疾病在其个案性色彩渐渐消弭后又被附上了不同的隐喻性：疯癫被禁闭不是因为它的非理性，而是因为它的反劳作、非道德；“结核病通常被想像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冷飕飕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与此形成对照，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爱滋病人所遭受的厌恶、冷遇更无庸论及。当我们思考非典与文化、文学的关系以及“后非典”时代的特征这些问题时，隐喻及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应该也是非常有效的考察角度。
贺仲明：我以为“非典”最主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人祸”的这一面，这也是它区别于唐山大地震、印度洋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地方。因为现在是文明社会，人类最需要思考的，也是对人类生存影响最大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文明的自身发展，发展的方向和程度。“非典”之所以成为事件，正是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它的发生，是人类滥杀滥食动物，是自然对人类文明的报复；它的泛滥，则反映出现代文明在制度等方面的重要缺陷。它所造成的后果虽然还不是太严重，但它的意义却不小，因为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发展和效率作为第一目标，把文明的前景想像得一片美好。在这个意义上，我想，“非典”完全可以和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论。那两次战争促生了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导致了人类对理性中心的反思和批判，“非典”应该能促进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对人类环境问题和制度问题的深刻反思。
何平：某些灾难之所以成为世界性、人类性的事件，关键在于它为人类返观自身提供了一个契机，这样的灾难往往就会演化为人类历史上的精神性事件，成为人类思想史、心灵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以为只有这样的灾难或者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才可能不仅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格局，而且渗透到整个世界的精神建构中，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被文学、艺术关注，而且这样的关注也才有持续进行下去的可能。因此，灾难或者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真正意义上影响到其后文学发展的前提应该是它广泛而深刻的精神化，就像“文革”之于中国，“二战”之于欧美，“广岛”之于日本。我认为要看“非典”对其后文学的影响也必须作如是观。
张光芒：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一般都会在文学中得到响应。非典当时，就有很多作家积极行动起来。网络文学、诗歌、小品、影视乃至小说都作出了迅速的反映。5月28日，中国作协领导向北京市非典第一线医务人员捐赠诗集《同心曲》。天津文联和今晚报联合编辑的诗集《众志成城的颂歌》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一面世，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在人们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诗刊》6月号推出了抗击非典的专集，“决心用诗歌这种最快捷、最能鼓舞斗志的文学样式加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人民文学》也在7月推出《珍爱生命，共抗非典》专辑。这似乎表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作家没有退缩，文学也没有缺席。
傅元峰：光芒所提出的“后非典文学”命意是包含了何平所提到的期望的，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话题。文学在非常时期的应激反应在20世纪已经有过多次。在21世纪的第一场应激反应中，非典再次激活了文学的工具性因子。非典无疑是中国乃至人类的一场灾难，但对于文学来说，又是一次证明自己、更改前一个世纪所承担的尴尬角色的机遇。光芒提到的上述创作尽管确与非典息息相关，但毕竟仍然是工具性的，从本质上说，文学并没有抓住这次机遇。在非典期，文学的非典化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处在“后非典”时代的文学，如果还是不能从人性、人类的意义上思考“非典”，就是一种悲哀了。
晓华：小傅的话有道理。张光芒刚才提到的那些共时性的非典文学还不是所谓的后非典文学，因为它还不“后”，用我刚才的话说，只有同，没有异，要“后”，就要有紧张的对立与反思在里面，那一时期的文学还是盲动的，没有自我。
何平：是的，时代和文学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模仿、翻版，从时代到文学，某一个时代在文学中的表现，其酝酿、生成的时间可能是很漫长的，其通道也有可能是曲折和隐微。
贺仲明：确实，“非典”的意义在当前文学中也许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事实上也是我们这次讨论的目的所在。记得不只一个人说过，中国人太善于遗忘了，像“南京大屠杀”、“文革”、“反右”这样的历史，正在被我们的历史所淡忘，“非典”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我们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有责任将它的意义呈现出来，或者说让它敞开，让更多人去思考它，从中得到警醒和启迪。
张光芒：不过，即使从当时及稍后的一些文本中，我还是看到了那种“一边洗手，一边洗心”的深层次反思的苗头。中国作协于2003年8月编辑出版了一大厚本《人间四月》，里面的大量作品尽管以歌颂民族危难之际的平凡的人与英雄的精神为主，但其中有些文章，如《警惕灵魂SARS》（邓友梅）、《当科学与爱同行》（冯建福）、《非“非典”的感悟》（张贤亮）、《公众知情权与公共危机》（黄亚洲）、《瘟疫：历史的警钟》（徐康）等便表现出一定的“后非典”意识。何建明明确表示要写出一部全景式记录“北京保卫战”的长篇报告文学，因为“许多国家都有描写灾难的著名文学作品，像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而中国目前还没有那么厚重的灾难文学作品，我要朝那个方向努力”。这种意识是值得肯定的。
何平：所以，我们现在讨论“非典”和文学的关系，是追认，更是一种预期和想像。而且即使是具有转折和区分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们的文学书写也是分层、逐步展开的。因此，我们现在的讨论应该关注已经显山露水的内容，还要注意可能向更远的文学未来渗透的内容。我以为某一历史事件只有真正到了言说不尽的程度恐怕才有可能称之为“某一时代”的文学，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革后文学”、“二战后文学”等等就是这样吧。所以，我们现在的讨论既是对“非典”和已有文学事实的总结，也是想把“非典”过后的文学的诸种可能性努力的描述出来，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非典’之后的中国文学地图”吧。
贺仲明：就如同阿多诺所说，“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就是残酷的”，经历了“非典”时期，文学创作应该有一个精神的提升，这样才不至于辜负这次人类的劫难、民族的劫难。从这个角度来评析今天的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品质应该产生启迪意义，更应该激发我们的思想潜质。我总在想，西方的“二战”孕育了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多少灾难和痛苦，我们的文学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张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典”是一面偌大的透视镜，它使遮蔽已久的许许多多体制的与精神的病相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何平：一个理性的社会在灾难过后必然要走向对于灾难发生的反思的。这样的反思会为文学的孕育和生成提供相关的社会心理氛围和语境。
贺仲明：这一点，就像加缪的《鼠疫》所达到的高度。在这部作品中，加缪寄托了对人类道德、精神的思考，是对于人类不甘屈辱、敢于抗争精神的歌颂，也表现了人类很可宝贵的乐观主义精神。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非典”中，人性的许多弱点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如自私，如怯懦，如冷漠，但同样也有很多人类优秀的品质得到了凸显。像北京医院那个敢于道出真相的老军医，就表现了一种非凡的勇气，是人类正义精神的良好体现。我们的文学如果不能揭示出这场事件背后所蕴涵的精神和人性世界，仅仅停留在对某些行为、某些领导的简单歌颂上，那远远没有反映出这一事件的实质，也是这类文学的巨大缺失。
张光芒：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建设、增长是中心话语，人本主义是中心话语，可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破了坏。有证据表明，随着人类与自然的日益疏远，自然报应人类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而且烈度越来越强。人类自以为建立了越来越安全的社会，而事实上这个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自然的一次小小反抗就有可能使这个社会陷于混乱和恐慌。类似的风险在今后还会更多地变成现实，――如果我们继续与自然为敌的话。非典病毒的猖獗警示人们对人本主义、发展主义等现代性标志性概念进行反思，而在文学内部，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的提倡与高扬也必将产生一定影响。有的作家的创作开始有了这个意识，比如去年《大家》上发表的长篇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蔡测海）就塑造了一个介于人类与畜类之间的“自然中间物”形象――陈次包，其性格内涵在此前似乎不多见。
晓华：你这样说就有点意思了，我还是强调要首先关注后非典时代和后非典文学的提法是不是能够成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同时就是一部灾难史，当然，对灾难，我主张要区别，起码应分成两类，一类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类是人类社会内部的，比如战争。自然与人的关系上的灾难实际上是从人的立场来言说的，其中大部分对自然来讲乃是再“自然”不过的，这个扯远了，不去说它，每一次灾难都会引起人类的关注，并促使人类机制的调适，非典之后灾难史研究热的许多成果表明，古代社会的许多灾难应激机制并不比现在差。但这些东西，包括文学，为什么都不能算“后”，包括贺仲明提到的加缪的《鼠疫》，都是普遍意义上的，象征意义上的，只有紧密关注某一事件，并因这一事件促使一些观念的变化、一些观念的产生，这才表明“后”的诞生。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在应对灾难上确实“后”了，而文字，可能稍迟钝一些，也许只能算是“疑似”“后非典”吧。
何平：所以，我们可能要冷静地看，特别是时过境迁的今天再回过头看这些书写。我一直有一个想法，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这样的文学的动员、宣传功能因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默契从来就是“片面的繁荣”，就像当时的一句口号“面对非典，文学不能缺席”，是啊，政治家参与了，科学家参与了，我们正在打一场全民皆兵的生命保卫战，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哪怕反应稍微迟钝了都可能招致诟病，应该说，文学在这场人民战争中是与时俱进着的，所以才没有遭到类似“非典危机中社会科学家到哪里去了”的责难。当然，之所以有这么灵敏的反应首先要感谢在20世纪中国历次运动、磨难中作家形成的心理应变和对时代的快速反应能力。当然我并不是否认这些写作所具有的意义，就像抗日战争中，快板、墙报、朗诵诗和戏剧小品是必须的，“与抗战无关论”是不合时宜的一样。值得一提，在这场“与非典相关”的文学竞写热潮中，中国作家对自己驾驭不同文学体裁的能力相当自觉，报告文学和政治诗走在时代最前列，找到了它们最适宜的位置，小说家们虽然也勉力参与到时代的合唱中，但说到具体写作大家还是保持谨慎和冷静，像当时参与到一线的毕淑敏就说：“小说家的潜伏期要长一些”。陈村在接受采访时说：“写作题材与作品好坏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中国过去发生了那么多有意味的事情，也没见有多少好作品被写出来。文学创作需要沉淀，要和生活和功利有一段距离，哪会那么快地就出作品，即使有，质量也很可疑。迅速直接地反映生活中的具体事件，那是新闻报道要做的事情，不是文学的任务。”
傅元峰：“非典”状况下，全民运动再次获得了不容质疑的合法性。在这次运动中，个体生命和体制之间产生了生死攸关的联系，而体制也在全球压力下调整和规范自身。抗击非典体现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在人类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知识分子面对体制突然失语。这就传递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意识到的问题、他们所一直反思的社会体制也许并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有很多，让公共知识分子们应接不暇。非典是人类长期以来生态观念淡漠导致的突变性灾难，在突变到来时，人们放弃所有的思想领地，降格到体制的机械运作方式，以达到众志成城地解决生存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个体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因个体生存而弃绝操守的实例不胜枚举，非典所导致的知识分子的短暂集体失语有所不同，这是一次整体生存的考验。政府在行使社会保障功能的职责时，中国的前现代性文化特征再一次被强调。进入后非典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对此进行彻底的反思，那么，当人类灾难再次到来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听任现实强奸自己的思想。
晓华：知识分子的失语，包括社会科学家的缺席，表明人们对非典应对还只是技术层面的，还未能进入到思想层面，同时，又因为这一点，使得技术上的许多方面得不到反思，而深层次的就更不谈了。我们至今尚未看到对非典的全面检讨，即使史的实录也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做，至于这一切给人的思想、精神与行为层面带来的影响，以这一事件为分界的区分度就更不用说了，而这一切已经真实地在发生，人对自然、生命、自我与他人，个人利益与公共关系，疾病与病毒的意义，药物的本质，国家制度，卫生防控体系，及其人类安全保障体系，个体生命与政治制度的利益冲突，政治集团对疾病的命名与处置权限，直至现代民主、国际间的救助合作机制，以及对文明的理解等等，都在发生许多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方面必须以精神方式反映到文学中，而且，它们不仅是作为客体，作为被反映对象，而且是作为“新生”的文学建构主体出现的，因此，后非典文学的特质，正如你刚才已约略提及到的一些方面都亟待梳理。
何平：晓华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还是习惯于对比，比如“二战”之所以影响了文学的格局，关键不仅是“二战”使人类意识到了许多问题：像战争、罪行和人的尊严，像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和敌视，像人的渺小和脆弱等等，而且对这些问题理性的反思，成为许多作家文学想像和书写的源泉，“二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也改变了文学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想象，至少在战后再去写战争和人，很少有作家还像战前那样乐观了。因此，关于“后非典”的时代和文学，我们不妨不要急于下结论，而是仔细地去辨析“非典”改变了什么？又使我们意识到什么？文学又是如何去表现的？目前又表现到怎样的程度？在这样的辨析之下，也许目前“非典”后的时代和文学的关系还没有清晰和成熟到像“二战”和萨克斯、米沃什、大江健三郎等的写作一样，但如果能够让我们发现一些细小的变化，发现“非典”实实在在的影响到我们的文学也行。
贺仲明：这是对中国文学视野的一次很好的拓展机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入世的文化，中国的文学也同样缺乏超越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能够看到具有泛人类意识的作品，即使是现代文学也不例外。“非典”确实应该能够使我们看得更远，我们既要关心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能忘记更广阔的世界。事实上，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时代，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像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就远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能够解决，也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个人能够逃避。在这个意义上，“地球村”的说法确实很有道理。
傅元峰：实际上，在“前非典时代”，贾平凹的《怀念狼》、阎连科的《年月日》以及以中国西部为描写阈的“行走文学”，已经呈现出相当的人类意识。当然，还不能说，那是一种生态意识。对文学来说，仅有自然生态的观照显然不够，它还需要文化生态的观照。作家们显然是倾向于后者。所以，这些文本成为批评家们对抗物质主义的证词。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反思曲高和寡，“环境文学”成为环保工具而不再具有现实超越性。这种两极发展是中国特有的现实。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现代性话语无暇通过自我反思走出启蒙的悖谬，后现代性话语无法超越犬儒主义的思维惯性，那么，在这种交织中，就找不到一个人性与生态问题的契合部，文学的生态意识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同样，文学的生态环境并未从红色审美形态中脱离出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摘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方式，但审美形态却根深蒂固，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左右了公众的接受，批评家言说的被动处境也远未消除。在这样的情势下，非典同样打了文学一个措手不及。
张光芒：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后非典时期，文学对农民、以及打工者等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注的确有所增强。90年代以后，农村或农民的乌托邦想像被放弃之后，这一领域作为文学的表达对象也日益边缘化。在市场隐形之手的控制下，流行的时尚遮蔽的恰恰是这个最为真实的存在。不过近来当下文坛对民工、农民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的人文关注有所增强，比如有学者提出，“在2003年的中篇小说中，对包括农村生活在内的边缘生活的表达，成为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等一大批中篇小说，所表现的是最普通的底层生活。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资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17世纪。（孟繁华《盘点2003年中篇小说》，《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8日）无疑，非典的爆发使得农民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问题更为突出了。
贺仲明：说到底，这种关注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这也许不是新问题，但的确如光芒所说，“非典”使得它更为突出了。虽然没有证据说患“非典”的病人有多少是穷人，有多少是富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疾病使我们意识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完全平等的，正像基督教所说的“在我们头上的是同一个上帝”。而在当下中国，这种平等意识是太过缺乏了。金钱、地位这些外在的东西，遮蔽了生命的最基本价值，人成了物质的工具，也赋予了人和人之间巨大的距离。在我们中国，一个富人的命值多少钱，是一个穷人的多少倍？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而我们的文学应该张扬这种人的平等精神。我想，在“非典”中，这种精神是并不少见的，那些献出生命的护士、医生，不就是将自己的职责建立在对人生命尊重的基础上的吗？他（她）们的可敬之处，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一点。
傅元峰：我们可以设想“后非典文学”应该具有的种种特质，可以总括为文学的“非典型性”。如果说“非典文学”（这个概念应当以非典期数量众多的诗歌、报告文学以及一些粗制滥造的小说为标识）体现出了为体制所用的工具性，那么，“后非典文学”作为文学的“非典型期”，要思考的是，作家是否把他们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链纳入了视野？作家们的关注是猎奇的窥探，还是悲悯？
张光芒：说到“悲悯”，我还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些原本关注身体、个人、自我的新生代作家也开始关注底层群众的生活状态。比如2003年《天涯》杂志第6期推出了《1970年代人的底层经验与视野》小辑，黄灯的《今夜我回到工厂》、芳菲的《草根经济》，丁三的《我在图书馆的日子》等文或真切记录了下岗工人的艰难生存状态，或讲述了自己艰苦奋斗的亲身经历。还有2003年的《钟山》杂志增刊（新生代小说特大号）发表的盛可以的《活下去》中，对打工妹的艰难生活和顽强生命力给予了真切感人的描述。这说明，非典促使我们的文学的悲悯情怀得以扩大。
晓华：这些作家作品，这些文学现象，如何放在“后非典”的视角下解释是个问题，我以为如果仅仅是这样阐释还不够，还是旧视角，底层、生命、人道情怀，仅仅是加强，还是量的问题。后非典文学显然不能这样看，我也注意到另一些文学现象，由于处于生长期，这些现象或观念呈现出芜杂乃至矛盾的倾向，这很正常，比如对制度的怀疑与对制度的迷恋，在叙述上重新对符号的重视，对既定的小说规范的突破，说得夸张一点，先锋小说在沉寂之后大有还潮的迹象，当然，已是另一种形态，看看《花城》的“花城出发”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非典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到符号的强大力量、符号的权力意志的实践功能。
何平：“草根”写作、生态和全球关注以及先锋的回潮，大家都明显地感到我们的文学在“非典”之后有了一些变化，那么这样的变化究竟是文学自身的调整还是“非典”的“后遗症”，亦即所谓“后非典”时代的文学症候，常常使我们难以决断，它的困难在于文学很大程度上不能去进行一一对应的实证。因为，“非典”影响下的文学和以“非典”为题材的文学毕竟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要找寻后者其实很容易，像江苏作家陆幸生最近出版的《银狐之劫》就是这样一部以“非典”为题材进行制度反思的小说。问题是这样的作品出现了，我们就能够说“后非典”的文学时代来临了吗？我想即使类似的作品再出现十部、几十部，我们也不能说就有所谓的“后非典”时代的文学，虽然他们确乎出现在“非典”后，而且也确乎与“非典”相关。因此，我们目前写作的时代，“非典”对于我们写作的影响可能还是相当潜隐和细微的，作为一个批评家，不能因为其潜隐和细微而漠然视之，既然我们已经感觉到“非典”时代和我们文学书写之间存在着共构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主动的去找寻它、梳理它。这中间，我以为在这些具体的文学变化中所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和世界观倒是值得关注，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变化也最有可能带上“非典”的印记，而且这种印记可能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比如像大家刚才谈到的“草根”写作、生态和全球关注以及先锋的回潮，是否和“非典”中所唤起的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把握能力相关，而且像“草根”写作、生态和全球关注在“非典”前就已经带入文学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还是看到区别的，比如其中的人道主义内容，我们过去强调得多的是对“人”的尊严的呵护，“非典”使我们意识到生命与生命的休戚相关，因而，同样的是“草根”写作，我在阅读中感到的是一种强烈的生命关怀，而不仅是单一的“人”关怀，在对底层的关注作家不再是零度介入，而是生命对生命的爱与怜惜，底层也不是我们俯视下怜悯、同情的对象，而是我们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写作中，“非典”之后，这样的信念确实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可可西里》这样一部朴素的电影引起圈内圈外的广泛反响决不是偶然的。
张光芒：非典证实了科学、启蒙理性以及公共领域建构的重要性，警示人们不能一味抨击理性，反启蒙，同时也要增强舆论监督意识。这是现代公民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文艺报》一篇《SARS肆虐，网络文学活跃》（胡殷红）的报道就这样强调：“SARS危机发生以来，为抗击、预防这一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相继采取了强有力的预防措施”，“网络作为最‘安全’的信息渠道，上网人数和时间较之以往大大提高。”
贺仲明：还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行为的透明度等。这也是一种必要的现代理性。西方的中世纪，瘟疫曾经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关键当然是医学不发达，但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封闭愚昧肯定也有关系。“非典”之在中国泛滥，与某些政府官员与体制的麻木僵化有直接关系，与我们疾病预警机制的不完善也有关系。人类文明“现代”的内涵，思想、制度是其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向现代化发展，这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是当前中国最需要加强的。
傅元峰：光芒所说的“理性”应该不包括科技理性。科技理性在非典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承担了生命救治的职责，将人类的行为纳入到一个不容质疑的逻辑范式，这和政治体制在应急状态中超常的运作范式有相似性；另一方面，科技理性所导致的现代通讯方式曾经被古典主义者质疑为是人际隔膜的罪魁祸首，但非典改变了这种成见。这样，非典就剥夺了人们对科技理性的反思权，而这种反思有可能找到人类改善自己生命处境的路径。不单是剥夺，还逼迫这种反思撤退到“反现代”、“反文明”、“反理性”的陷阱面前。科技理性在非典时代的激扬将干扰了人们生态反思的思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非典的源头也许恰恰是科技理性、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态破坏。非典时期，在突发事件面前，在生命敬畏中，人们思想和价值立场的突然萎缩导致了更严重的心理问题，这是“后非典时代”人们应当面对的最严酷现实，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在形成集体无意识之前就遏止它。文学不应当忽略这个问题。
张光芒：这个问题的确不能被忽略。但非典促使了人们生命安全意识增强、危机感增强，看到了花花世界背后隐藏的“惘惘的威胁”，这是个体人格建构的重要一环。在《民族的危难，抗争的精神》（《文艺报》2003年5月13日）一文中，王安忆就说，“疫情发生，我们才忽然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全的生活。”在那一段时期内，很多人返朴归真，从纸醉金迷中回到家中。更多的人体味亲情、人情的可贵。以上这几点不一定立竿见影地从文本创作中反映出来，但是一定会对将来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贺仲明：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值得书写，即“非典”中暴露出的人性弱点，这一点好像一直为我们的作家们所不屑，或者是不敢――他们更喜欢写我们民族的弱点，如阿Q精神――其实揭示这种弱点，很有助于我们社会的发展、人性的改善。“非典”中出现了很多可笑也可鄙的事，它的根源可能就不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了，而是缺乏文化教养的卑劣人性的表现。抗击“非典”是胜利了，但我们的文学不要只是一味的歌颂，更需要正视其中的问题，其中应该包括制度的缺陷，人性的阴暗面等。
晓华：今天的讨论虽然没有在具体问题上形成大面积的共识，但在看待非典这一自然/社会事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上，确实梳理了大量的现象。思想对现实的落后已经是很显然的。我又要说到海啸，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件，死亡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世界救助正在混乱地进行。相对于非典，这是一个在速度、能量、显在性方面更巨大的灾难，它不像非典，后者的缓慢、潜隐更具诡谲性，因此，两者所引发的社会震荡，所凸现的社会问题，所触动的人类心理情感也大不相同，但有一点已经看出来了，自从非典以后，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处置方式确实不一样了。世界正在改变，文学也在改变，起码，它已起于青萍之末。
张光芒：晓华“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比喻甚妙。比如，我们已经看到，非典之后，国家对爱滋病人的人文关怀、宣传力度明显增强。抗击非典的经历使这一意识逐渐凸显并得到共识，正如桑塔格所说：“对一种人们别指望会随即出现疫苗、更别提治疗方法的流行病来说，预防在意识中更起作用。”进言之，要想使疾病尤其是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得到控制，单纯依靠医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给病人以关怀，比道德批判或疏离更有效。但愿这一意识渗化为“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的一个新起点，这正是《疾病的隐喻》一再强调的：“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今天所谈的，既是“青萍之末”，也就意味着后非典意识尚没有在后非典时代人们灵魂的深处形成更有力度的狂飙巨澜。据我不完全统计，2004年各种社科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约200篇有关“非典”的论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社会学、政治改革、卫生体制等方面来谈的，谈到“后非典”问题的不足10%，而且我注意到，不少论者即使提到“后非典时期”也往往是将它理解为经过非典爆发期之后，到人类研究出非典疫苗从而能够有效控制这种疾病的一个较长时期，这种视角显然是浅层面的和狭隘的。在上述研究文章中，从人文精神方面来透视这一现象的相对更少，而直接从深层面谈论“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的论文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算是开了一个头，尽管主要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而没有去解决，但我更想说的是：它绝不是一个短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