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年暮春时节，我不远三千里，从渤海之滨专程赶到湘西来，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来寻觅沈从文的旧影，祭奠沈从文的亡灵，聊以慰藉我的这颗怀想的心。在我的印象里，凤凰小城可是飞出过好几只金凤凰的。而作为世界级文学巨匠的沈从文诞生在这里，从这里走向外面的世界，死后又葬埋回了这里，凤凰小城因此便增添了许多异彩。
穿过鳞次栉比的店铺，沿着狭长小街的石板路，我径直朝听涛山走去。出城不远，沱江便露出了清秀的芳容。伴着欢歌般的水声，拾阶上山，不到百十步就是沈从文的墓地了。山腰间辟有一块平台，青石铺就。我四下找寻，却不见坟墓，只有一尊高过人头的巨石屹立。那巨石显得雄健、刚毅，周身镶嵌五彩石子，斑斓溢彩。巨石正面镌刻着沈老的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据说沈老辞世四年后，1992年5月，亲人才将骨灰护送至凤凰，遵嘱将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一半安葬于此。如果说这象征着沈老多彩人生的巨石可以作为不朽墓碑的话，那么他的这两句话就是最平实也最经典的墓志铭了。
我站在沈先生的墓前，仿佛全身心都被一种肃穆与庄严所笼罩，而凝望了游人安放在五彩碑石上下的一个个小小的花环之后，又有特别温馨的气息氤氲在心头了。
鞠躬，默哀，我的心顿时变得不大宁静，仿佛倒流的岁月用它那隐形的手在我的眼前翻开了一幅幅沈老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画卷。读过《从文自传》，看过好几个版本的《沈从文传》，印象中，沈老您小时候就是个地道的顽童，逃学、逛街、打架、骂野语，是您那时候的家常便饭。上学途中，您常把书篮子藏到土地庙的神龛里，然后便尽性儿地去玩耍了。哪怕是被学校或家长发现逃学，于孔夫子牌位前趴在凳子上挨打，或在屋子的一隅罚跪一炷香，也照样没法子管住您那颗野马似的童心。这时，您会“神往到屋外的种种东西上去，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处罚的时间忘掉”，您居然“感谢处罚”，说是在无法和大自然亲近的时候，那种“处罚”给了您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多有意思!十四岁您就跻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在“清乡剿匪”中成百上千地看杀人，在鄂西边界所属部队一夜间全军覆没惟独您死里逃生，然后芷江“初恋”，常德“打流”，又在川东龙潭结识了一个杀人放火的“山大王”……直至有一天，受到了“五四”新思潮的启蒙与洗礼，您才从“一场战争”中跨出了“地狱之门”，到了北京，开始使您在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也学不尽的人生了”。在《从文自传―一个转机》里您曾描述过这次“人生抉择”：“我闷闷的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地想了四天。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应该说，这是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生活磨难和精神折磨之后的一次生命的跨越与提升。非常熟悉您的凌宇先生曾精辟地剖析过您在《从文自传》中所记叙的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转变与思想历程：“从作者对自我存在本质认知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之子逐渐朝理性与知识皈依；从作者对自我精神状态的把握角度看，是自我由于理性精神的蒙昧，身不由己听凭命运的播弄，朝渴望获得‘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的转移；从作者对自我生存处境的反应方式看，则是从对社会的现存秩序与观念的被动接受、承认，走向怀疑与不信任。”而且认为这其中蕴涵着您的许多“哲理沉思与体验”，诸如必然与偶然、理性与情感、命运与意志、生与死、价值与非价值等。一幕幕传奇与惊险在我心里翻腾，想到这儿，我似乎才感受到您的这段生命历程给予我们晚辈的人生启迪真是太重要太深刻了。
您青少年时期的人生道路太曲折，您所经历的人生选择也是太艰难，可是到了北京以后，为什么您的经历却依然是那么坎坷多变呢?我忽然注目于墓碑上的大小不一的彩石，红的，绿的，蓝的，黄的，青的，仿佛一齐放出光来，眩人眼目。或许正是这种亦真亦幻的感觉，才能表达出此时此刻我对沈老您传奇一生的惊奇与仰慕。记得湖南有位青年学者叫吴投文，他在论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的“导论”中一开始就十分敬仰地说：“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说您一生有三大变化堪称“奇迹”：一是您“以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而成为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二是您“突然在文坛上销声匿迹，转而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不凡的业绩”；三是您在晚年“才终于像‘出土文物’一样被人发现，早年的作品得以大量出版，并陡然成为研究界的一个热点”。我很赞赏吴先生的见解，今日得见沈老您的这座无墓之墓、这尊无碑之碑，我就更意会了所谓“独特的存在”的意味，并看到了辞世之后您的生命之光依然辉映。
我站在沈先生的墓前，沈老您那两句墓志铭一次次映入我的眼帘。“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我以为沈老您的作品，就是一部湘西大百科全书，包括您的人生在内，还有湘西的山川风物、人文历史、民族习俗等，在您的手下无不妙笔生花。读您的作品，就会跟着您一起思索，就会读懂您，理解您的人性与人品；也就会读懂乡下人和城里人，认识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好坏短长。我甚至都想多写几句您的墓志铭，那就是“照我思索，能了解历史。照我思索，可认识世界。”这样自大的话，当然是不会出自沈老您的口的，不过广大读者肯定会有这样的共识。有人说沈老您是一位“文学殉道者”，我颇有同感。您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用一枝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挥霍的形式”，“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的一首抒情诗”。(《水云》)沈老您创造的以湘西为题材的作品，不就是弥漫着乡土抒情诗的氛围吗?直到晚年的您，不是依然怀着“一份淡淡的孤独与悲哀”，来抒发对人生对民生的悲悯感吗?(《散文选译・序》)所以完全可以说，您的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具有强烈的悲剧性，您乐意并自觉充任的最后的“乡土抒情诗人”角色，便定格了您“文学殉道者”的不朽形象。
短篇小说《柏子》分明是一支“洞箫”，它吹出了一曲交缠着柔情与凄凉的生命悲歌。您所写的主人公柏子是一个痴情水手，在一个微雨的夜，他用在搏击风浪的水路漂泊中拼命劳作的所得去抵押换取吊脚楼里那一瞬间的爱的欢愉与宣泄，这并不是您有意渲染生活贫穷，粉饰道德败坏和人生愚昧，您分明是想让世人听到地底下岩缝里的人性被压抑的苦吟和生灵挣扎的喟叹，您表露的该是对不平世界的控诉与谴责，而您倾诉的却是对底层劳动者的悲悯、宽容与祈愿，您把 丑恶升华为人性的美丽，把痛苦转换成了欢乐的歌吟。这真正是一曲凄美的洞箫。
沈老您是卓然不群的大家，您的长篇小说《边城》是您的扛鼎之作。小说是以那特异秀美的湘西风光的描绘，古朴醇厚的世俗人性的生动描摹和那纯洁质朴、弥纶着淡淡哀愁与浓浓诗意的爱情悲剧的叙写，才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的呀。您的《边城》无疑是现代小说史的一座无人企及的高峰。小说语言那么美，您的美好的社会理想全部寄托在《边城》之中。您谱写的这首古典式的赞美纯洁爱情的最后一首凄美的“挽歌”，多少年来，感动着中国，感动着世界，感动着一心热爱真善美的人们。
沈老您一向声称自己是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可是偏偏您又是从生命的视角来观察社会，是透过人的生命形态来理解政治、关注伦理、诠释道德的。虽然您不曾选择重大政治题材，也没有描绘过宏大的历史或现实社会图景，可是您的妙笔却有神奇的魅力，往往能以小见大，从一篇作品窥见到历史与整个世界。那篇带有深刻哲理意味的小说《新与旧》，不就具有这样神奇的魅力吗?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寓言”讲述的竟是一个刽子手杀人的故事。一边读小说，我一边想起了鲁迅在几千年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流水簿上写着的那“吃人”二字，同样也想起历史学家早就说过的那句“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史”的警语。您的小说写得荒诞离奇又触目惊心，我万万没想到，在“光绪初年”和“民国十八年”里，虽然同一个刽子手在众人的心目中先后扮演了“英雄”、“疯子”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但是那“吃人”、“杀人”的残酷却都是在“齐声欢呼”、假装正经的宗教仪式、“喧闹的戏剧表演”和懵懵懂懂的“取乐”和“抓人”的闹剧中成就的。如果说您当年笔下的这个刽子手，还有一点“杀人有罪”的本能意识，还有一点恐惧感，还有那么一点善良人性和做人良知，您对他还心存悲悯的话，那么写到民国十八年当局在“清党”中有意将一排排地枪决羞答答地换成“刀斩”的花样时，您恐怕早已在恐惧中绝望愤怒了吧?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历史寓言”更发人深省的了。
我站在沈从文的墓前怀想。当我转到五彩墓碑的背面，在许多小小花环和无数鲜艳野花的簇拥下，我看到了您的爱妻张兆和与您合葬时的留言，特别是您妻子的二姐张充和的那两行诔文：“不折不从，星斗其人；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像一股温泉流注我心，马上眼前又是一亮，我蓦然看见您赤子般慈爱与谦和的笑容，并忆起了沈老您当年那如痴如迷的恋爱经历和您跟儿子在战乱中独享天伦之乐的情景……记得那还是在北京的时候，您打拼了出来，已成了公众喜爱的小说家，于是经诗人徐志摩的介绍，您被北大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可是，没想到您上第一节课就大出了洋相，而且居然让您日后的妻子看了个满眼，要不后来您的爱情追慕怎么会那么艰难呢?据说当年张兆和在中国公学可是夺得过全能第一的女生。她可爱又伶俐，单纯又任性，她把追求她的男生分别编了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按她二姐的说法，您可是被排在了“癞蛤蟆十三号”的呀!冒昧，冒昧，恕我直言。可是您并不灰心，情书一封封地写，然而心中情人却冷若冰霜，默然置之。听说当时风言风语地传，说您要自杀。于是有一天，张兆和便拿着您的一摞情书去找胡校长评理了。胡校长好心地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却说：“我很顽固地不爱他。”可是没想到胡校长还是要做您俩的“媒婆”。后来您听信了巴金的建议，买了一大包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结果却扑了个空。还是在二姐的撮合下，惆怅万分的您才意外地被回请了一次。回青岛之后，您赶忙写信询问其父意见，恳请早点回信，让您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还记得当收到张兆和那封堪称“现代第一”的白话文电报：“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时候，您是何等的欣喜若狂吗?如此看来胡适终于没当上“媒婆”，倒是这位二姐成了地道的月老。记得您和兆和女士是1933年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的。几月之后，您就回了湘西，开始了故乡的水上漫游。
有谁想得到，1934年张兆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收获了从1月12日至2月2日沈老您在湘西水路的船舱里给她写的数十封情书。现在看来，这真可以跟“情书大家”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媲美了。那年冬天，沈老您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您一路慢悠悠地坐在船上，乐滋滋地看美景，甜蜜蜜地写情书，您的痴情都渗进了清波之中，然后全流向张兆和的梦中去了。您比您妻子收获更多，除了情书，您还写出了优美绝伦的《湘西散记》和记叙详实的《湘西》。不是吗，沈老?
记得，当芦沟桥的炮声滚过北平古城，沈老您化装成了商人，同杨振声、朱光潜、钱瑞升、张悉若、梁宗岱等结伴，挤上沦陷后第一列开离北平的火车。您在昆明安顿下来以后，师母这才拖着两个儿子，加入辗转逃难的人流。等母子赶来昆明，您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可是1939年4月以后，昆明也落下了小日本罪恶的炮弹，您举家又疏散到了呈贡的乡下。沈老，您忘了吗?当时您穿着长衫，扣眼儿上别着“西南联大”的牌牌儿，每周上完课，您总是急匆匆拎着包袱，挤上小火车，被晃荡一个钟头之后，跨上秀气的云南小马儿，又被颠簸十里地，这才赶到呈贡的南门。此时，您可曾看见站在河堤上焦急等待并四下找寻您的身影的二小子虎雏吗?见到他那欢喜雀跃的样子，您这当爸爸的心头又该是怎样的滋味呢?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您老爱给他们唱当兵时的歌，“大兵味儿十足，大伙笑你，你却得意，从不扫兴。”其实他们“最爱你给他们讲打老虎、猎野猪、捉大蟒的故事”，说“这才是你拿手的本领”。他还记叙了一段生动文字：“爸爸还随时学蛇叫，模仿老虎叫。讲到猪被叼着耳朵，又被有力的尾巴抽打着进山时，那猪叫声也渐渐远去。他学狼嚎，听来人，于是又学十几种鸟雀争鸣，自己总像那些陶醉与快乐的雀儿。”在虎雏的心目中，您可是天底下最慈爱的父亲。沈老，您爱凤凰，爱湘西，爱湘西的山水，爱湘西的乡民，爱天底下受苦受难的劳动者，这和您爱您的妻子儿子都源自一种对生命的挚爱，这正是一种人间大爱，是您这位文学巨匠最善良最温柔最宽容最人性化的一面。莫怪您的墓前从来没有冷落、寂寞过，正如您的墓碑上的花环从来没有枯萎、凋零过一样。
我绕着五彩墓碑不停地徘徊、伫望，又把目光投向四方。见山上林木蓊郁，野花盛开，清清的沱江水泛着鳞光，荡荡东流去。当年沈老您或许想找个幽静的地方，好枕着青山，日夜卧看家乡水的。现在热闹了，江对岸机声隆隆，偌大一个工地上仿佛正有工程项目在紧张施工。沈老您一辈子都是挚爱家乡的，您对湘西也都一直有着特别的瞩望，不然您的骨灰怎么会葬埋在山清水秀的听涛山呢?现在家乡工业在发展，经济要腾飞，沈老您一定会感到万分惊喜呢!
当晚，我独自一人，顶着淅沥小雨，借着幽幽的天光、水光和江岸的灯光，小心翼翼上山，再一 次拜谒了沈先生墓地。我抚摩墓碑，祈望听到什么。又仿佛听见了一种声音，没有节律地在五彩石墓碑上低低回旋，可我侧耳倾听，又好像听不见了。噢，我猛然醒悟了，莫非正是沈老乘夜色悄悄为家乡祝福?我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30年代，沈老您回过一次湘西，您朔江而上，写尽了沿途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和山野故事，您在沅陵一住就是四个月。后来，我在您的那些时而眷恋赞叹，时而忧郁感伤的文字中，读出了湘西这块肥沃富饶、多姿多彩、却又灾难深重、荒蛮风寒的土地上慢慢升腾起来的希望与理想之光。我特别喜欢读那篇《箱子岩》。您在描绘了乡民划龙船的壮景之后，便吐露心声，对世人对家乡未来寄予憧憬与渴望，您动情地说：“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我们用甚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湘西散记》)您还对湘西人，特别是年轻人谆谆告诫，希望他们改掉“湘西人的负气与自弃”，培养起自尊心，把“对地方对历史的责任”看得“远比个人的得失荣辱为重要”，因为“负气与自尊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辱。每个湘西人都有消除这羞辱的义务。”您还殷切地说过：“故乡的山川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情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藏又如此丰富，实寄希望于未来。”(《湘西-题记》)
深夜，我依然站在沈从文的墓前。
我忽然又感到一种悲怆，一种沧桑。一个人当他十几年艰难跋涉在人生途中，吃尽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磨难之后，忽然有一天生命从懵懂与惊悸中觉醒，他勇敢地奔向了新生，正如折翼的凤凰在风雨烈火中蘖�之后，他获得了文学上的极大成功。但是一场疾风暴雨使他落伍成顽固不化、不识时务的人，于是他十分痛苦地学会了放弃。他虽然熄灭了他胸中文学之火，然而他的生命之火却又一次被他点燃，他又不事张扬、默默无声地向着另一个全新的天地跋涉而去。不消十几年，一篇篇文物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论著发表问世：《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他在文物史研究方面陡然成了富甲天下的权威专家。
这个人就是早已安卧在凤凰听涛山的沈从文先生。
幸而如今有这么一尊五彩巨石作墓碑。这也许正是沈老您的先见之明，因为您太了解中国历史上那掘棺扬尸的阴损勾当了。世道再不好，一块巨石奈若何?现在好了，这雄健、刚毅的墓碑正无言地向天下人昭告您的传奇人生、伟大人性和杰出贡献，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