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大化”思维，是导致目前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环境破坏、资源过耗，最终使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思想根源。“最大化”是一个思想体系，一种处世价值观，这个被理论化了的价值观体系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软稀缺性”假设是西方经济学“最大化”思维的理论前提，市场经济是“最大化”思维的体制支撑，竞争把“最大化”思维变成行动，而人类生存的不可持续性则是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理论、市场经济体制和竞争行为的综合后果。担负对人类最终关怀的责任，摈弃局部“最大化”思维，树立“可持续生存”观，探索非市场决策的资源配置体制，将是经济学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贡献。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大化”思维，可持续生存观，非市场体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8—019—08
人类主宰地球二三百万年之后，似乎行将走到了尽头。被称作当代爱因斯坦的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提醒，未来200年内地球上的所有资源将被耗尽，人类必须找到另一个星球作为自己的家。而我国著名知识经济专家吴季松则称，未来45年内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将被用完，至时，人类社会将陷于瘫痪。现在不仅是中华民族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类经营地球，何以导致如此惨局？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化”思维难辞其咎。
“最大化思维”是西方经济学的灵魂，其要害在于它形式上是一种科学，一种配置技术，实际上它却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和“说教功能”，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破坏者。它声称是一种非主观判断的“实证分析”，一种中性的所谓“纯客观的经济学”，实质上却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价值观、生存观、发展观。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一位西经教师的讲课，如果没有对读者或学生特别提醒和警告的话，就等于是天天在做人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动员人们无节制地刺激消费、扩张生产、加速资源耗费，使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更不要说发展）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可持续。因为西方经济学极力从理论上论证人的“最大化”消费欲望的合理性，论证“最大化”地动用资源、开足马力，使增长达到资源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正确性。
马克思的“好家长论”、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说”、里夫金等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始终是生存发展观中的非主流。现在，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世界的共识，各种媒体、政府文件都在谈论“可持续”，但现在的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理论”）、管理学（“广告刺激”、“市场营销”等）、金融学（用所谓“金融创新”，扩大“虚假需求”）等等大学课程所讲内容却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国家大政方针、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化”理论是多少代经济学智者慎密思考的成果，当其前提假设合理时，在技术上有其高度的合理性并被赋予了科学的形式。但必须明确的是，它的前提假设（我称之为“软稀缺性假设”）存在问题，而且，它仅仅是一种“效率”视角的资源配置技术，而不能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生产的价值观、发展观。它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中的个体理性，而不能代替整个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集体理性，相反，这种个体理性“整合”起来的只能是一种加速人类灾难更快到来的“集体非理性”。
西方经济学的可悲之处正在于：“最大化理论”仅仅适合于人口少、资源多（但非无限）、资源的可替代性强、技术能力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较低级阶段，但那个时期还没有成长出借以实现“最大化”理论的现实体制（成熟的市场经济）；而在有了这种体制的现代社会，地球上已经人口过多、资源匮乏、资源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差、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又过于强大，使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化”思维在总体上因损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而不再适用。
1.“软稀缺性”是“最大化”思维的假设前提
不承认现实世界中物质资源的真正稀缺性是西方经济学“最大化”思维的隐含前提。虽其也有名称上的“稀缺性假设”，把物品分成无限供给的“自由物品”和具有“稀缺性”的“经济物品”，但其实质区别仅仅在于“自由物品”可以不付代价地任意取得，而“经济物品”的获得需要支付相应价格。换句话说，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提假设的“稀缺性”并不是指物质资源的“不足性”，而仅指资源使用的“付费性”。这种付费意义上的所谓“稀缺性”或明示、或暗含，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用预算约束取代物质约束。它把作为自然对人类活动硬约束的“物质不足性”偷换为作为预算对人类行为软约束的“经济付费性”。前者是指像水、石油等这样的短缺物质资源在生产和消费上的“不够用”甚至绝对耗竭的可能性，这种物质约束对人类行为的限制是“硬”的、不可突破的；而后者即经济性约束，如资源的“有偿使用”、支付价格、不能“自由取用”，对人的行为的限制是“软”的，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如赊购赊销、延期支付等，予以突破的。稀缺性假设把物质不足性的“硬约束”偷换为经济支付性的“软约束”，改变了事物的性质，犯了根本性的错误，给人们一个巨大的误导：好像稀缺程度高的资源无非是贵一些而已，资源再“稀缺”，都严重不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西方经济学的这种所谓的“稀缺性”假设，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地球上的资源对于人们的消费是“不成问题”的，大不了是贵了多出点钱，贱了少出点钱，只要有足够的货币支付能力，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有钱可以突破“稀缺性”，这种“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逻辑是多么可笑。
第二，用“市场需求”取代“实际需要”，用“市场供给”取代“自然提供”。它假定在价格的自动调节下市场供求能够自我均衡，避而不谈有限的地球资源能否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特别是人的“无限”欲望的需求。供求理论认为，价格是供求变化的结果，也是调节供求的工具，价格与供求的相互作用会在波动中实现市场均衡，消除产品短缺。因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会自动上升，涨价会使市场需求自动减少，同时，涨价会刺激供给增加，促进供求的平衡；供过于求的商品价格会自动下降，降价会使市场需求自动增加，同时，降价会抑制供给的增加，促进供求平衡。按照供求理论，消费导向不会消费到无资源可用的地步：不会因为人们都消费猪肉而导致猪肉短缺，相反，消费越多、需求越大的商品的供给也会随之增多，总之，商品短缺是不会出现的。这里需要指出的，它混淆了市场过程和生命的自然过程，一是供求理论中的价格只能调节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而不能调节自然资源和人们“实际需要”（不是出于营利目的的需要）的均衡；二是供求理论只适用于“可再生性”资源和产品，而不适用于不可再生性资源和产品，价格机制只能调节家猪的供求平衡，而不可能使野猪肉的供求自动均衡。 第三，用多个供给者取代自然这个唯一的“终端提供者”。西方经济学的灵魂是竞争，而竞争必然是多个而非一个行为人。事实上，地球提供给人类各种资源，它就是唯一的“终端供应者”，没有可与大自然进行竞争的第二个资源提供者。就市场竞争中多个供给者根据价格确定其市场供给数量以达到“市场均衡”这一意义来说，市场供给永远都能满足市场需求，不存在长期的“资源短缺”问题。但实际上，当地球只有大自然这一个资源提供者的时候，供给竞争是不存在的，地球也无法按照市场价格对其资源存量进行即期调节和短期调节，而只能在“地质年代”的意义上改变资源的供给，但这与市场机制无关。
第四，把有限的资源替代性普遍化。西方经济学被称作“选择的学问”，即利用资源的决策是对不同资源进行选择，暗含着不同资源之间都普遍具有替代性的假定。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它也承认不同资源的可替代程度是不同的，但仅此说说而已，理论体系上还是把可替代性普遍化。正是因为这个替代性被普遍化的假设，才让人觉得任何资源都有替代品，从而不会出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不可持续问题。实际上，人类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资源替代性都是很差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如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目前已经现实地成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如果没有替代性的普遍化，也就没有不同需求之间的替换，价格对供求的调节也就无从谈起；如果供给和需求完全刚性，也就没有供求理论和价格机制，市场因有足够的替代资源而能实现；那么，供求均衡的理论也就破产。
微观经济学的“个体分析”或者“个量分析”，就是以资源的“不成问题”为前提的，它把市场交易者看作只是市场供求和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市场总体状况的改变者，认为个体行为不会影响市场供求，这实质上是假定市场行为人可以无限制地从市场获得任何所需资源，资源是可以任意买到的。比如，它在假设市场供给不成问题前提下考虑规模经济问题；在假设市场上存在着无限多的竞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前提下研究一般均衡，即帕累托最优问题等。
西方经济学在微观上研究“资源最优配置”问题时，没有考虑物质资源的短缺制约，在宏观上研究“资源充分利用”问题时，又总是假定资源过剩，这正是它极力主张让人们“最大化”地消费和生产，动员所有资源进入生产耗费过程，以达到资源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认识前提。
2.“最大化”原则是不可持续的理论根源
理论界已经对“最大化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有所认识。谭顺把“利润最大化原则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说成是“一个经济学悖论”。郭熙保等则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反对以追求最大利润或利益为导向，以贫困悬殊和资源掠夺性开发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笔者也曾撰文指出：“生产可能性边界’、‘帕累托最优’和‘利润最大化原则’也都是在缺乏可持续性思想作指导背景下对稀缺资源竭泽而渔的短视观念。……‘可持续性’并不构成经济学中最大化原则的一个约束条件。”
“利润最大化”不是追求利润“率”的最大，而是利润“量”的最大；“效用最大化”也不只是追求单位资源的效用最大，而是转化为通过努力更多占用资源实现享受最大和满足欲望的程度最大。有学者对“利润最大化”原则必然导致经济扩张的机理进行过以下分析：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是导致规模经济扩张，即依靠经济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规模经济扩张实质是外延式扩张，并无技术进步的伴随。据此，只要遵循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原则，即可获得最佳生产规模，即实现最大利润的生产规模。二是导致范围经济扩张，即扩张生产经营范围，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在分散经营风险的同时，利用不同产品之间在生产技术使用方面具有的“相互关联性”，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三是导致地域经济扩张，即为在更大区域内实现利润增长而实施的地理扩张，从较小经营区域扩至更大经营区域，或从国内市场扩至国际市场，等等。
如果鼓励所有的厂商都追求这种“最大化”，必然促使人们无视对可持续的破坏，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在现有生产和生活方式下最大限度地争抢有限的资源，加速宝贵资源的枯竭；同时，还会不断开发消耗新资源的新需求项目，使资源更快耗竭。在这两种冲动下，人们就会像愚公移山那样，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人类无节制地耗费既定的资源迟早要碰到边界。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就警告说，如果放任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张，在未来一百年内全球经济和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和崩溃。
也许有人会说，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化”恰恰是最节省的，因为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那个点上，生产成本是最小的。难道生产成本最小化不正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吗？这里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是西方经济学是以“最大化”为指导思想的，所谓“成本最小”是相对于最大限度追求利润和最大限度追求效用满足意义上的“最小”，而非人类社会生存成本的绝对最小。有人把最大化理论概括为“最小——最大”，即一定收益下成本最小，或者一定成本下收益最大。这种说法“固定了一头，放开另一头”，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放开两头”，说“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则是不科学的。但这种固定一头、放开一头的“最小——最大”，只是“最大化思维”两步中的第一步而不是它的全部。最大化思维的要害在于它的第二步，即把“一定支出”变为“最大支出”，把“一定收益”变为“最大收益”，从量上刺激原有消费形式的规模，扩大旧形式的需求，再把已有消费形式下的“最大需求”变为在创新需求形式下达到更大消费规模的需求。这样，从原来消费形式下的“一定需求”→原有消费形式下的“最大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形式下的“最大需求”，这是一个需求最大化的无限过程，最终结果一定是把原来的“最小——最大”模式改变为“最大——最大”模式。这种同时“放开两头”一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最大需求”满足下的“最小支出”其实仍然是最大支出。西方经济学到处鼓励人们最大化地享受效用、最大化地生产利润，它的“成本最小”也是在这一系列最大化前提下的成本“最小”，并非在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时的成本最小，所以，作为这种“最小”的前提本身，生产早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正常生活所“必要的限度”，消费也大大超出人的正常生存所需要的水平，长此以往，资源有限的地球将难以承受。 二是按照最大化理论中“规模经济”的要求，生产规模一定要扩大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才停止，在此点之前被认为还有潜在利润，生产不扩张是不经济的。每个生产者不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而是按照“规模经济”要求来安排生产，所有厂商的生产不是停止在实际需要的点上，而是扩张到“利润最大化”的规模上，这也必然使社会总产量大大超过社会的实际需要，在实现个体的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整体的巨大生产性浪费。当然，你也可以说规模经济的要求已经考虑了社会实际需要这一因素，因为，关于市场需求的有价值信息都已经被综合到价格中了。问题是，价格信息也受到“虚假社会需求”（不是出于实际需要而是出于营利目的，甚至投机取利目的而表现出的市场需求）的调节，可能反映的并不是社会实际需要的真实信息，它常常歪曲和夸大了实际的社会需要。
三是按照最大化理论中宏观经济的“资源充分利用”目标的要求，应使所有资源（含劳动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都要接近“充分就业”或“充分利用”，以缩小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差距，使资源的利用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所谓“可行的但不理想的”（资源利用不充分，尚有闲置资源）、“不可行的”（产量对资源的要求超出了现有资源能力之外）和“理想的”（资源被充分利用，达到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三种资源利用方式的划分，暗含着一种把所有资源都利用起来、没有闲置资源，即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生产规模和生产形式才是“正确的、合理的”思想。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总是假定“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物质资源不够，这个假定的必然政策结论就是无度地扩大需求而不是抑制超前的奢侈的消费。
四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漠视节俭，鼓励消费甚至浪费。节俭是公认的人类美德，但节俭行动决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而是经历了工业化对地球资源的掠夺破坏之后，今天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可持续生存的需要。西方经济学从基本理念到假设前提，从微观到宏观，从消费到生产，从理论到政策，其基本取向都是对节俭美德的贬斥，把这一美德说成是什么“节俭悖论”，以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抑制了总需求，在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总需求”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需求的降低会减低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简单的道理是，经济困难、财政拮据时，本该节衣缩食勒紧腰带过日子苦度难关，但深奥的“最大化理论”给出的药方却是相反，主张用更加奢侈豪华的超前消费扩大需求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而对只有在地质年代意义上才能自然地“再生”的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根本不可能通过“刺激”产生的这一事实，却视而不见。这是多么荒谬的经济学理论！
地球上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多、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资源短缺与需求扩大的矛盾日益突出。大学本应教育人们珍惜资源、减少消耗，但西方经济学的教课书却告诉我们“最大化”才是理性的选择，人人都应该追求消费的“效用最大化”和生产的“利润最大化”，至于像资源耗尽之后人类将如何生存这样急迫而重大的问题，那似乎不应该是西方经济学家思考的问题。美国学者科尔曼不无讽刺地说：“当利润成为衡量企业活动的标尺时，其他的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便溜之大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更是批评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他看来，脱离了对道德哲学原则的严肃讨论，实证经济学家们沦落为一群“思想阉人”，他们逃避了本应承担的道德义务。
最大化思维为西方经济学营造了一种气氛，使人一进入这个学科领域就能感受到那种竞争、扩张、“最大”的压力和冲动，并把这种冲动合法化、正常化，正是在“最大化”思维广泛传播和熏陶浸染的背景下，经济的无度扩张和生活的奢侈豪华被认可和纵容，几乎成为生产、生活的主流，而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不可持续因素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统统被忘诸脑后，难怪有人惊叹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够”的时代。不难想象，这样的经济学教导人们的不是可持续发展观。
3.市场经济是支撑“最大化”思维的体制
一种经济学理论需要有一种适宜的经济体制作支撑才能实现该理论的要求，市场经济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化或在体制上的实现形式。西方经济学专家梁小民教授毫不掩饰地说，“西方经济学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化”思维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得到贯彻，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不可持续的体制根源。
首先，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的。市场经济奉行“消费者主导”，声称是“消费者主权”，被认为是消费决定生产，需求决定供给，科尔内称之为“需求约束型体制”，即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需求而不是资源供给的体制。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下，消费者不仅追求其单位财富效用的最大化（单位财富效用最大化是最大化理论的合理部分，它有利于对宝贵资源的“相对节约”），而且追求占用更多财富以实现个人总效用的最大化（这是最大化理论所必然带来的负面效果，因为最大化者非利润率和“效用率”这些“率”的最大，而是利润量和效用量这些“量”的最大），这就会产生消费者的最大需求。“最大化”思维鼓励消费者扩大消费，强化奢侈享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消费者的需求，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健康的还是低俗的，正常的还是超前的，适度的还是过度的，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有资源保证的还是无资源保证的，有正外部效应的还是有负外部效应的，只要有货币支付能力，能形成市场购买力，在法律不予禁止的范围内，市场就都给予承认，都可以作为生产的导向。市场经济是认钱不认人、有钱便是娘的。什么人类整体主义价值观，什么资源、环境、气候变化，什么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什么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最大化”思维下，为了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都可以统统不予考虑。
其次，市场需求并不都是理性的。虽然名义上市场经济强调“消费者主权”的需求导向，但实际上，身陷各种媒体、广告商和专业营销商包围之中的消费者的需求很难得到正确的指导，而是常常受到“市场营销学原理”的“忽悠”。马克思很强调“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而这些以“最大化”为目标的商家们却会无孔不入地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地去影响消费者“内心的意象”即需求，以作为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和目的”。消费者的很多需求不是因人本身的生存、发展和适度享受而内在地产生，而是被不良信息刺激甚至诱骗出来的。从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这种所谓“金融创新产品”可以看出，现代金融已经被管理学所俘虏。金融创新活动在赢利目的下更加注重“营销推广”、“上市包装”、“策略策划”等“忽悠”活动，在诱人的馅饼后面常常隐藏着高度专业性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很深的陷阱，引导着人们的超前消费、奢侈消费、浪费式消费，把物质资源引向快速枯竭。 退一步讲，即使没有营销商的刺激和诱导，即使消费者主权和需求导向能够实现，如果没有超越于个人利益的更高理性的引导，在自私基因、贪婪欲望的自发作用下，人类也同样会趋向于豪华奢侈、贪图享受、攀比消费、挥霍资源，而不是俭朴节约、珍惜资源。西方经济学的实现体制——市场经济正是把这些不良倾向落实为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
最后，市场需求并不反映而是大大超过实际需要。虚假的“市场需求”、和“实际需要”是完全不同的。恩格斯说：“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需求不是真正的需求，他所理解的消费只是人为的消费。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真正的需求者，真正的消费者。”就像SNA体系的经济核算中没有市场化的生产不算生产，不参加交易的产品不计入产值一样，没有货币支付能力的实际需要也不被承认为市场需求，而并非出于实际需要但有支付能力的虚假需求也被承认为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有两种：一种是实际需求，一种是虚假需求。实际需求是由人们当前的实际收入所决定的实实在在的购买力，实际需求下的购买决策是消费者考虑到其实际收入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后才做出的，所以，是保证市场发展的可持续因素；虚假需求则不以当前的实际收入为基础，虚假需求下的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所考虑的也不是其当时的实际收入和实际支付能力，而是在当前实际收入之外通过种种‘创新’活动所达到的这样一种‘神奇效果’，它使本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人感觉到‘有支付能力’，从而可以产生足够的‘（虚假）市场需求’”。这种包含着巨大虚假成分的“市场需求”（超过实际收入水平所决定的正常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生理、精神和社会活动所要求的“实际需要”，也超过了有其实际收入做基础的“真正的需求”，因而也会加速短缺资源的耗竭。
4.竞争把“最大化”思维化为行动
人类毕竟是高智能、有理性的，对于资源短缺、需要过度等危及人类生存的状况都有一定认识，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作用下，“最大化”者都会身不由己地选择继续扩大需求为资源短缺火上浇油，而不会主动克制自己的欲望去缓解资源供需矛盾。
原因很简单，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中，人们之间互不干涉，在遇到资源限制的时候都会自觉减少资源耗费，保证其经济的可持续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不同，由于市场主体之间的激烈的竞争性，使人们不得不首先考虑自身竞争力的增强，这需要占有和耗费更多资源。同时，由于竞争本身具有巨大的负外部性，别人竞争力的增强会威胁到我的生意甚至生存，别人占用了更多的稀缺资源就增加了我进一步占有资源的困难。出于避免这种负外部性的需要，竞争者也会拼命利用更多资源来强化自我，而不顾及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可持续。
另外，由于资源、环境和生态产权界定的不充分，客观上存在着“科学发展的要求与非科学发展的激励”的二难矛盾，“其困难在于，有限而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市场竞争中的‘利润最大化者’来说，是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一种‘共同财产’，对它的攫取所产生的利益‘最大化者’可以独占，而对它的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却由全体居民分担。这种‘收益一成本’的比较，这种‘风险一利益’的不对称，客观上是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违背‘发展伦理’行为的鼓励，是对维护生态环境的符合‘发展伦理’行为的惩罚——使人们有动力对生态环境进行攫取而无动力对生态环境进行涵养，这样的‘负激励机制’不消除，真正的科学发展难以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对他人、厂商对其他厂商、一地区对另一地区、一国对他国，都存在着竞争的关系；由于市场竞争的外部性和资源环境产权的不清晰，虽然他们都明白粗放发展、损害生态、浪费资源是对整个地球的破坏和人类生存的危害，但并不会停止行动，因为他们需要权衡的是：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行为对实施者实力的增强与其对人类损害后果的分担，孰大孰小？
这里特别典型的可能是可持续发展潮流中的国际关系。每一个国家，都同样面临着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不损害本国民族利益的矛盾选择，或者说面临着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和人类整体“可持续”的矛盾选择：如何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正确处理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民族与人类的利益关系？面对日益恶化的资源环境形势，人类已没有退路，必须走可持续道路，但在污染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讨价还价中，各国都想让他国多担责任，自己少尽义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每次都无果而终。对于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来说，“最大化”与“可持续”是矛盾的，客观上不能兼得，必然要忍痛割爱。当整个人类的生存遭遇资源短缺的“硬约束”，连人的生存都成问题时，还奢谈什么局部利益的你大我小？
但是，人们宁愿更快地“共赴球难”、同归于尽，也不愿意暂时牺牲自己的一点局部利益以换取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正如制度经济学解释“为什么低效率的制度能够长期存在”那样，每个人的行为选择单个地看都是理性的，但整体上却是非理性的，以局部“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也是这样，每个个人、企业和国家这种局部的理性选择却得到一个总体上人类不可持续的非理性的可悲结果。基于此，应该呼吁全世界的消费者、企业家和政治家们：救救人类！
5.用“可持续生存观”取代“最大化思维”
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化”思维是“反可持续”的，作为西方经济学实现体制的市场经济根本不可能解决目前人类遇到的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二百多年是世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状况迅速恶化的时期。人类已经面临绝境，必须做出重大抉择：要“最大化”还是要“可持续”？面对严峻的现实，人们一面呼吁“可持续”，另一面却在践行“最大化”；一面担心资源短缺，另一面又在刺激消费；一面达成“可持续”的共识，另一面还在为少尽减排义务而进行谈判！种种矛盾和悖论都说明，只有用“可持续生存”理念替换“最大化”思维、用理性合作取代利益竞争，才是使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理性选择。
所谓“可持续生存”理念就是以人类的能够生存为首要价值，在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人类生存越来越成问题的背景下，人的消费、生产、发展等都服从于人类“能够持续生存”这个最后目标。人类所追求的，既不是生产最大化、消费最大化，也不是对地球资源的不断摄取的可持续的“发展”，而是以更低的可持续“生存，，作为目标。这既是对过去几百年里生产最大化、消费最大化、经济发展过快、资源耗费过度的一个还账，也是面对当今世界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无奈，更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市场机制可使供求自动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理论的讽刺。 在新的“可持续生存”观的目标下，人们应做以下的理念和行动的转变。
第一，人们将更加理性地对待“最大化”思维。在资源短缺的现实中，曾经辉煌的“最大化”思维显得既低俗，又不理性。人们崇尚节俭、朴素、真实，视奢侈、豪华、装饰为不齿，只在必要的限度内消费，消耗极低的资源进行着有限的生产，满足人们基本的生理和社会需要。刺激消费、扩张需求、拉动经济、营销策划、媒体推广等将成为历史笑谈。
第二，按照资源状况进行生产和消费。在那种情况下，生产不再遵循“需求导向”，不再去任意满足挥霍资源的消费欲望，而是“按资定需”——按照现有资源状况和最合理、可持续的原则来安排生产和生活，在考虑“可持续生存”原则下自觉地节约财富、低度消费和进行必要的生产，以保证人类得以长久存在。在不把“增长”作为目标的时候，曾经流行的“节俭悖论”、“蜜蜂寓言”也将失去魅力。
第三，“技术”进步也将“适可而止”。科学技术仍然是“第一生产力”，但生产力是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所以在“人类存亡的边缘上”，人类最需要的已不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而是珍惜资源、延长人类得以生存的时间，那时，技术进步的意义也会不同。任何技术都要消耗资源，越先进的技术越是如此，技术不是“生产出”资源而是用已有资源“组合出”产品，它并不能使地球上有用的东西更多，而只能是更少，因为，熵告诉人们，地球资源利用的有序性是不可逆的，越开发越趋向无序直至熵值最大，资源完全转化为垃圾，达到死寂状态。技术进步可有两类：一类是用来节约资源的技术，另一类是用来刺激人们的享受欲望，为满足人们并非“必要的”千奇百怪的“需求”而发明的很多高新科技，后者只是为满足人的贪婪享乐欲望耗费紧缺资源，这对人类可持续生存损害甚大。
第四，全球应由一个组织来集中配置资源。这样的“计划体制”，能够把竞争体制下竞争行为的外在效应“内部化”，既消除了决策者方面存在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民族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之间不能兼顾的矛盾，也消除了“生态产权”界定不清而出现的“发展的科学要求与非科学激励”所引起的不可持续后果。在目前尚不具备条件实行最理想的统一集中配置全球资源的体制的情况下，各国政治家应当承担历史责任，通过政治协商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解决，用这种协商解决所有问题可能很难成功，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尝试还总有希望，况且已有诸多非市场化协商解决的成功先例；如不进行尝试，依然按照老路子走下去，结果将是全人类因资源枯竭而更快地同归于尽。
显然，这是一个似乎具有悲观色彩但又是更加理性的选择。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有终极关怀精神的学者有责任关心人类生存这个首要问题。
责任编辑：梁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