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客观地把握我国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在总结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3种假说即“需求遵从假说”“供给主导假说”“互动融合假说”为理论基础，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东部10个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和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山东及广东体育用品制造业是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Granger原因，即满足“需求遵从假说”，而北京、河北及浙江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则是体育用品制造业的Granger原因，即遵从“供给主导假说”。另外，东部10个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业与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假说”均不成立。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要实现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应积极采取措施构建体育用品制造业和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关系。
关键词： 体育产业；体育用品；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 G 80052 文章编号：1009783X（2012）03022105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20091223
作者简介：陈颇（1982—），男，重庆铜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应用统计学、体育教育训练学。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重庆 40133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健身运动最早兴起于美国，伴随这一运动产生的训练健身行业也成为一种热门行业，至今仍然方兴未艾。训练健身器材已在国际市场上立足20余年，仅美国年均产品销售额就达120亿美元，这对推动本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壮大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生产力与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均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国民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更是倍加关注，全民健身路径也逐渐遍布大街小巷[2]。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出现了训练健身器材的生产厂家。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训练健身器材已拥有自主品牌，例如英派斯、好家庭、舒华、汇祥、WNQ[3]，并涌现出一批实力派企业。另据张林等 [4]关于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分类标准研究，体育用品制造业包括球类制造业（2421）、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业（2422）、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2423）、运动防护用具制造业（2424）及其他体育用品制造业（2429），由此表明我国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已经在体育及相关产业中存在较大影响。综上所述，训练健身器材已经成为满足人们日常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及优化消费结构等的重要载体，同时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作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对壮大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规模也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进而提升国内体育产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张林等 [4]关于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分类标准的研究已经足以说明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在体育用品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但二者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影响机制，彼此作用程度究竟如何，这将是本研究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国内相关文献显示，代中强 [5]和顾乃华等 [6]学者归纳出目前3种论述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观点，即“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融合论”。需求遵从论认为制造业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业发展处于一种需求遵从地位，服务业的发展是通过制造业的扩展而引致发展的[56]。供给主导论则认为生产者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力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提高社会的分工程度和劳动效率，通过迂回生产延长产品生产链，制造业企业将服务业外包给生产性服务行业，可以降低其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67]。互动融合论认为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两者的边界也开始趋于模糊化，随即便出现了融合趋势[78]。基于此，本研究将以上述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关系的3种假说为理论基础，尝试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实证我国东部10个省市自治区的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究竟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关发展对策与建议。
1 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依据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3种理论假说，提出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与体育用品制造业的3种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1：若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与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关系遵从需求论的观点，则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是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发展的原因，而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发展不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原因，即存在单向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对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因果关系。
理论假设2：若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与体育用品制造业关系遵从供给论的观点，则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发展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原因，而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不是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发展的原因，即存在单向的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对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因果关系。
理论假设3：若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与体育用品制造业关系遵从互动融合论的观点，即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发展能够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反过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也能够带动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发展，则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互为因果关系。
按照模型的设定思路，本研究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若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东部某一地区的体育用品制造业是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单向的Granger原因，则理论假设1（需求遵从论）成立；若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单向的Granger原因，则理论假设2（供给主导论）成立；若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与体育用品制造业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则理论假设3（互动融合论）成立。
毋庸置疑，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与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受社会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国民经济实力、人均收入状况、人均受教育程度、群众（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及科技研发实力等。本研究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相关因素纳入计量经济模型的理论构建过程中，主要是为了在排除其他客观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仅就体育用品制造业和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关系进行较为准确的剖析，从而客观地验证我国东部地区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与体育用品制造业的3种理论假设是否成立。
2 指标变量与研究区域
选取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和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的资产总计作为具体分析指标，该指标属时间序列的月度数据，时间期限为2003年2月至2008年3月。样本数据分别源于中国产业分析平台网站、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及《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7）》。考虑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相关数据指标的可获取性，本文以我国东部10个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包括北京（BJ）、天津（TJ）、河北（HB）、辽宁（LN）、上海（SH）、江苏（JS）、浙江（ZJ）、福建（FJ）、山东（SD）和广东（GD）。同时，各地区代码后面所跟的数字1和2分别表示体育用品制造业与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为进一步提高数据分布的正态性，分别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值，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1。
3 实证结果与分析讨论
3.1 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业与训练健身器材制造业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