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同志生前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为了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杨显东和农业专家们对“农业学大寨”的问题认真地进行了研究。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太原召开全国农业科学大会。杨显东任理事长，他带领800余代表乘专列到大寨去参观。代表们到大寨一看，大失所望，只见大寨的虎头山是光秃秃的。大寨为了人造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林，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的麦穗，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只有玉米还长得不错，但病虫害严重。代表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大家在大寨参观时，议论纷纷，有的说“一切砍光”不符合农业全面发展的方针，有的说没有森林，没有畜牧业，谈不上综合经营。
杨显东也觉得大寨无科学。
作为一个农业专家、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亲眼所见，并听到了代表们的议论，心情沉重地思索着：大寨的问题不能再捂盖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再搞下去，对中国农业发展是极大的不利。但他又想到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揭大寨的盖子，还必须要触及当时还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这个盖子揭不揭？怎么揭？揭开之后又会引起什么反响？但他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要坚持真理，敢于说实话。
杨显东从太原回北京后，以农业经济学会的名义，组织了有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大寨问题。杨显东在座谈会上结论说：“必须揭开大寨的盖子！”在座的老经济学家陈翰笙博士说：“你说得对！”会后，杨显东又做了一番调查，并对过去宣传大寨的材料进一步做了分析。他把大寨问题归纳为6个问题：
一是大寨的耕地面积、产量、大旱之年大丰收，自力更生是假的。所谓大旱之年并不旱，是陈永贵亲手把当年实际雨量写少的。
二是没有执行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其他多种经营都砍掉了。
三是毁林造田，大造什么山间小平原，破坏生态平衡。把虎头山上的树砍掉，把小麦种到山顶上怎么能高产呢？中国山地占总面积70%，都能学大寨毁林造田破坏生态平衡吗？
四是过去宣传大寨“海绵田”言过其实。据土壤学家们观察认为，大寨的土壤与一般土壤差不多，根本谈不上是“海绵田”。
五是社员家庭副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社员家庭中不准喂鸡喂猪，谁家喂养了猪、鸡，要做资本主义批判。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推行极“左”政策，是把千家万户农民都推进“一样穷”的峡谷中。
六是实行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员劳动不计定额，吃的是“大锅饭”，而且吃得很苦。号召全国农村推行评“大寨工”，群众叫做评“大既工”，谁会讲学讲用，谁就评上“标准工”，否则就评不上“标准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9年春季，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鼓足勇气做了发言，第一个带头揭开了大寨的盖子，披露了大寨虚假的真面目。他说：“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
杨显东的发言像爆炸性新闻，作为小组简报发给全体政协委员会，成了五届政协会议两个重大事件之一。来自大寨的一位政协委员一看简报就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
农业部党组一位负责人大发雷霆，严肃地批评他说：“老杨，你这个发言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说的，你不应该说，未经部党组同意，一切后果都由你个人负责。”
“我个人负完全责任。”杨显东坚毅地回答说，“大寨问题很大，如果盖子再不揭开，对全国农业发展极为不利。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一名政协委员，我要对8亿农民负责，要敢于说实话。如果我们再捂盖子，我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啊！”
最后，农业部部长写了一个条子，要杨显东去向大寨的政协委员当面检讨，承认错误。他未予理睬。
直到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问题，才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了。主持会议的副总理万里说：“老杨同志不愧为农业专家，3年前就揭开了大寨的盖子，真是难得呀！”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血荐轩辕》 主编：杜导正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