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1年的第一天，人生第一次路过杭州，中间有四个钟点的停顿，什么都没看过，什么都是第一次。从岳庙出来的沉重，暗合了灵隐的香烟。下午的阳光很好，没有游览图，只是在西湖边游荡，就忽然撞见了苏小小的墓，就忽然撞见了秋瑾的墓。苏小小距离秋瑾只隔一座石桥，千年的苍茫只在这对望里；就在辛亥百年到来的第一天，猝不及防，我和这高贵的灵魂撞见了，是冥冥中命运之掌的拨弄，还是文字是有灵性与生命的？
我知晓，作为一女子，秋瑾命运何其周折，不只生前颠簸，毁誉无算，殁后也不得灵魂的安宁，忠骨一次次反复折腾，曾被来来回回从绍兴到杭州，从杭州到绍兴，然后到湖南，最后落脚西湖,曾埋葬达十次之多。我看到一帧老照片，那上面有英文的介绍：“摄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时值被不公正地杀害的女教师秋瑾的棺柩从山阴运往杭州，经过苏堤第六桥。当时下午一点，灵柩下葬于西泠桥左侧墓地。吴芝瑛料理此事。”
从这幅留有沧桑的黑白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四位脚夫抬着灵柩，与一前一后两位男子肃立于西泠桥上。桥堍的桑树叶尽落，嶙峋骨立，一片肃杀冬景。
不能不感慨这冬日里温热的友情，有一句话：在冬日里取暖的最好方式是友情的棉衣。作为秋瑾知己的吴芝瑛为死后的朋友践诺，在铁幕和罗网的罅隙中，把秋瑾归骨于西泠。
一诺千金，曾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昼夜喧哗过，那是一种大义，在人们心目中然诺常存在于须眉男子间，而吴芝瑛徐自华这样的巾帼女子的作为更令后人心热敬仰。历史上重然诺的荆轲的标杆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我更看重的却是被司马迁不惜浓墨重彩，能在《史记》中占有一段的高渐离先生。
我想把秋瑾和吴芝瑛徐自华的友情看成晚清的荆轲与高渐离，虽然时光的流逝早已模糊了《史记》里荆轲、高渐离的形象，但那种为友情护持的血气却不会褪色。在危难的关头，那红尘的世间，友情仍会给堕落的人们以警醒，如一块蒙尘的玉，在关键的节点闪出她们的惊艳的光泽。
荆轲是孤独的，就如秋瑾。荆轲在战国时代与文人交而口不能说书，与武士交而言不能论剑。那时的生存曾把他逼得性情怪僻，赌博嗜酒，只有到市井的角落来寻找温暖。于是荆轲就和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终日唱和，相乐相泣。
图穷匕首见，荆轲死掉了。剩下的高渐离更显孤独，他带着到今天我们早已看不到的乐器――筑，独自靠近嬴政始皇帝。他被始皇帝认出是荆轲党人，就残忍地被剜去眼球，令其阶下奏筑以供朝廷逸乐。但谁知高渐离暗中在筑中灌铅，乐器充兵器，拼掉性命再一次实施生命的轰然的攻击。
高渐离击筑而攒击始皇帝的行动，早已和燕太子丹托付荆轲的事没有了关联。高渐离只是为友情负责，在始皇帝面前张扬的是一种义气的高度与纯度，一种对友情剖心的维护，一种不容丝毫玷污友谊的大美。所谓的权势所谓的武力所谓的鹰犬当道，即使你烈焰万丈，即使我玉碎，即使我碎为齑粉也在所不辞的高贵。这是一种对政权的蔑视，是以一人之力，背靠友谊的出击。这种历史不多见的传承，我们在秋瑾死后，又看到了我们民族不死的精魂，好像这精魂又回来了，这种蹈励的激情多么令人感动。所谓的民气，所谓民族的脊椎，正是此之谓也。
《史记》里司马迁特意记载了高渐离以筑送别荆轲时的演奏：“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虽然如今人们不再击筑，筑声也在历史的深处缥缈难闻，但那种精魂却在我们这片土地沉淀下来，一有合适的机缘，那友谊的筑声又如黄钟大吕般飘荡了。
今天的西湖早已不知“变徵”之声的韵味，此时的西湖也少了风苦水寒。我想到，也是在光绪三十三丁未年的正月间，秋瑾与女友徐自华一起，在冬日的杭州，两人登临凤凰山吊南宋故宫遗址，登高送目，正故国的冬日，那时的西湖肃杀，正如当时的国运。
在寒冷中挺风而立的才32岁的奇女子，如一枝寒冬的梅，横斜在冬日，不是疏影黄昏，而是如瘦铁的枝干，在顽强对抗着孤冷。我知道秋瑾是喜爱梅花的，她笔下的“孤山林下三千树，耐得寒霜是此枝”，抑或就是她的影写，秋姿态，梅精神。《徐自华女士传》中有这次凭吊的细节：
你是否希望死后也埋葬在西湖边?徐问。
如果我死后真能埋骨于此，那可是福分太大了啊！秋答。
如你死在我前，我一定为你葬在这里；但如果我先死，你也能为我葬在这里吗?徐又问。
这就得看我们谁先得到这个便宜了!秋再答。
还不到一年，当时一语成谶。但我以为这也许是对岳飞的承诺，是一种对岳飞的追随。即使秋瑾想到在乱世随时有必死的可能，她也许不会想到死亡来得如此匆匆，也许她当时和女友只是随口一说，因为头颅是不可随便轻掷的。况且，秋瑾说埋骨在岳飞墓旁，伴着湖水何尝不是一种福分。
二
先初，我接触到秋瑾被捕时的文字，是说用枪激烈抵抗的，但后来知道血写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墨写的秋瑾持枪拒捕的事实。所谓秋瑾指挥学生武装英勇杀敌，击毙清兵若干人等，最后，因寡不敌众被捕的成说只是美丽的谎言。而秋瑾却在某些戏剧、曲艺、电影乃至绘画、连环画中得到了更加夸大更加幻化凌空的描绘，变成了女神的模样。历史，多少人假汝之名加入自己的私货，以瞒和骗来达到别样的目的。有的人抽空，有的人阉割，有的人毁弃，历史成了溺器，成了棍棒，所谓的历史规律成了某些人合法性的铁律。我知道徐锡麟被捕后，在他的行囊中抄检到秋瑾于1902年深秋，在绍兴■■湖上送徐锡麟去安庆，临行写的一首《金缕曲》，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就以此作为株连秋瑾的一个佐证。原词是：
“凄唱阳关叠，最伤心愁城风雨，禹陵柳色。正喜斋中酬酌事，同凭阑干伫月，更订了同心盟牒。笑从龙山联袂处，问天涯共印几多迹？几时料，匆匆别。青衫洒渍凝红血，算者番离情恨绪，重重堆积。月满西楼谁解我？只有箫声咽噎；恐梦里山河犹隔，事到无聊频转念，悔当初何苦与君识，万种情，一支笔！”
就是这首词后来被人为地扭曲得不成样子，词中的语句如川剧变脸的油彩换来换去，坊间出现了几多的版本，让人不辨真假。甚至题目也换作了《送季芝女兄赴粤》，把徐锡麟变成了女性，成了另外的人，“斋中”成“闺中”，“盟牒”成“兰牒”了。这本是真情的告白，决绝和纯粹，却被某些人把这情愫看作是与革命不容相背的东西，好事者把徐锡麟和秋瑾说成是表兄妹，真是不知革命的目的是让人活得好还是别的？我觉得正因为是爱得真，才使秋瑾在徐死难后下了决心要拼到底的。陶成章《浙案纪略》回忆，得知安庆事后，执报纸坐泣于内室的秋瑾“不食亦不语”，“有劝之走者，不问其为谁何，皆大诟之”。此后杭州女师同学劝其避难，秋瑾的最后回答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清军到大通学堂前门时，学生仍劝秋瑾从后门乘船渡河，“瑾不应”，而是不走不避，决心殉难。其时以身相殉的秋瑾，一袭白衫，坐在楼上，静等着那最后时刻的到来。
被捕后的秋瑾，被关在山阴监狱，绍兴知府贵福要县令李钟岳严刑拷问，希望获得有用的一二线索。
第二天的午后，雨脚如麻，虽是夏日却有种凄风苦雨的味道，雨落在青藤的胡同，雨落在人去楼空的大通学堂；雨落在闹市轩亭口，雨落在乌篷船，雨落在岸旁的乌桕树上。这一切都在雨中有了凄迷，有了不祥。
李钟岳是在花厅审讯秋瑾的，还破例为他心目中的英雄设座。这不是一般的审讯者和被审讯者，而是一种雨声中的一个县令和一个嫌犯的对谈。李钟岳恪守着自己的良知和底线，没有动刑，没有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秋瑾提笔仅写一“秋”字，如指顶大。李钟岳令再写，秋瑾沉思片时，你好像看到储存在天际的云和雨，越来越凝聚，越来越饱满，突然一声长啸，那氤氲就跃下云层，独立纸上：
秋风秋雨愁煞人
而后，掷笔，蓦然抬首，凝目花厅窗棂外檐滴下如瀑如麻的雨滴。是胸臆还是自然的雨水成就了这浓于墨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虽然这七字并非秋瑾自作，而是从诗人陶澹如《秋暮遣怀》中“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借用的，但我以为这和秋瑾斯时斯地的心境相契。虽然她就死时正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天气溽热，但秋风秋雨的丰饶的诗意却让她感到的是满目的肃杀。在这个国度，无时无地不是秋的凋零，那“颐和园共宫前路，活剥民脂供彼身”，歌舞升平里有百姓的血，那“若有不忍微言者，捉将菜市便施刑”是志士的悲抑；“志士杀了多多少，尽是同胞做汉魂”。一部近代史，在秋瑾的心里是比南宋史更令人心寒的时段，大清时的秋风是风波亭的秋风复制，有过之无不及，天地为之一寒的节气更要的是人的气节。我曾看到过秋瑾的一幅手迹，是秋瑾古轩口就义五天前，寄徐自华妹妹徐小淑的信，当时徐小淑拆开来，缄内别无他简，只是这绝命的笔墨：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
挽？
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
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
断！”
这绝命词，犹如《楚辞》句式、七言四言杂言，血泪、悲愤、责任、故国交集，是诗非诗，是文非文，亦诗亦文，亦文亦诗，随心所欲，纵意挥洒；日暮穷途……残山剩水……无干净土；是那晚清，是那祖先的血地，但仍要“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那秋瑾的手迹另行最后的文字是――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读到这决绝的文字，我看到了一种了结，为这三千年的故国，若是自己的死能唤起那沉睡的土地和知识分子，这死是值得的。若是自己的死，使那些知识分子还是看客还是混在看客的群里拼抢人血馒头，那秋瑾的死真的是白死掉了。
秋瑾被下狱后，满人贵福怀疑汉人李钟岳偏袒秋瑾，有替秋瑾开脱的嫌疑。就在得到浙江巡抚张曾扬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即刻召见李钟岳，令他执行。但李钟岳却争辩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厉声呵斥：“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李钟岳知大局已定，只得意兴阑珊返回县署，枯坐案头，苦无两全之策。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在秋瑾的事上，李钟岳恪守着良知的底线是尽力了，然而他只是一小小的七品县令，在转蓬的官场中，七品县令如同草芥，上司看待下属就是家奴。满清官场，最流行的自我称呼，就是奴才。小民是官吏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满清是爱新觉罗家族自己的财产，爱新觉罗之外皆奴才。李钟岳在官场，如不随官场起舞，只有淘下去。官场自有规则，人微就言轻，没谁以你的是非为是非，你的建言只是上司轻蔑的谈资。
在秋瑾的事上，贵福本是存有私心，借刀于李，因其“雅不欲冒杀士之名”，故假手李氏，“以济其恶”。明天就是六月初六了，到了子时，李钟岳提审秋瑾。这时的李钟岳的内心，如虫子在啮咬，他感到了无力，感到有点对不起秋瑾，他向秋瑾惭愧地说：“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
说完，李钟岳的内心如翻腾的湖海，“泪随声堕”，压抑的啜泣声随着老泪纵横青衫，旁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使原本的满清爪牙机器转换成了对满清政治倒行逆施的唾弃，对扼杀人性的不平与控诉。死就死耳，徐锡麟不远，隐约可见那些早死志士的背影，“同凭阑干伫月，更订了同心盟牒”。秋瑾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她向李钟岳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但她不堪受辱，一是国家的耻辱，再就是不要在被杀之后把躯体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她难以忍受的是一堆拥挤的看客肮脏的眼睛。
时间到了，有兵士欲拽秋瑾前行，秋瑾怒目而斥：“吾固能行，何掖为？”及至轩亭口，秋瑾立定，对刽子手淡然一笑：“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乃张目四顾，复闭目曰：“可矣。”遂就义。在不远处，李钟岳监斩，当刀起下落，李钟岳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肩舆中痛哭以归，路人为之泣下。
当秋瑾系狱，亲属恐遭株连，逃避进深山。当秋瑾轩亭而殉，秋家就无人收尸，而遗骨由绍兴同善局草草成殓，槁葬绍兴府城卧龙山西北麓。
秋瑾的尸骨不得入土为安，作为胞兄，秋誉章心怀不安：“聂政乃有姐，秋瑾独无兄。”时间流逝，两月过去，江浙一代的舆论对秋瑾案哗声四起，满清政府对秋案的势头也有点低落。这时秋誉章就秘密雇人，在1907年10月，将秋瑾遗体挖出放入棺木迁往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放。可是不久，殡舍主人得知这是“女匪”秋瑾的棺木，便令秋誉章迁走。
此时的秋誉章只好将棺木移至附近一荒地，以草苫盖其上掩遮日晒雨淋。秋瑾秋瑾，那时只有野草能认出你的极致的美烈性的美，也只有野草才陪伴你极致的美烈性的美么？
我不知道鲁迅先生当时在哪里。他是熟知古轩亭口的，那时先生是在日本吧？同是绍兴的子弟，他一定胸里堵噎如块垒。先生没有归国，但先生也有血荐轩辕的冲动。鲁迅的《铸剑》，写了一个怪异的复仇的形象“眉间尺”，还有黑衣人。在鲁迅的描写中，眉间尺和那个突然出现的黑衣战友断颈舍身，在滚滚的沸水中追咬着仇敌的头，直至自己的头和敌人的头在烹煮之中都变成了白骨骷髅，无法辨认，同归于尽……我有个隐约的判断，鲁迅复仇的心理可能起源于秋瑾的被杀，也许，在文字里，鲁迅偿还一种债务，为不能回国的亏欠。
秋瑾死后三日，李钟岳即被撤职。钟岳志在救人，但力有不逮，对此心怀耿耿，终至衷怀纠结、缠绕盘桓，遂乘家人不备之际，自缢于旁舍，享年53岁。一个老年的小小县令，为秋瑾死在自己的手下而感到重负，然后背负着沉重的重压，最终仆倒了。
三
在1992年2月，我知道柏林墙倒塌两年后，东德守墙的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轰然倒塌前，27岁的他曾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20岁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从1960到1990年的短短30年间，只有空气飞鸟可以穿越的“隔离人民的墙”的柏林墙下，先后有300位东德欲越墙逃亡者被无情的子弹射杀，成为墙下的冤魂。
仅仅是为执行上峰的命令么？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的天职就是服从，罪当不在卫兵个人。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在一种人性的高度断然反驳：“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是啊，李钟岳也是活在体制内的满清的官员，但他守住了自己的良知，他没有把体制的命令上司的命令当作作恶的借口。李钟岳知道自己放在首位的是一个人，然后才是满清的县令。虽然李钟岳背负体制的重压，但李钟岳也有自己的选择，以自杀来抗击恶政，来说明良知的正当性。李钟岳死了，他的牌位曾被人们放到秋瑾的纪念堂配享，就是人们和历史对他的最好认可和公允的评价。李钟岳也是“抬高一厘米”的人，在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知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高于人顶的一厘米，是长在体制之上的一厘米，也是见证人类良知的一厘米。
你问，李钟岳比晚清的那些官吏多出些什么？我说，只多出一厘米！
而对于秋瑾来说，秋瑾比晚清的知识分子多出了些什么？我说，她比女人多出了男人气，比男人多出了英雄气。我知道对当求仁得仁的机会到来的时候，秋瑾不能不死，无论对革命党，无论对满清，秋瑾必须死。我想到了鲁迅先生，其实在乌篷船�乃的绍兴，在有师爷传统的绍兴，秋瑾的家和鲁迅徐锡麟的家只是隔了几条胡同，几条水，物理的距离很近，又有着留日的背景且重叠，也可称作同学的。但秋瑾和鲁迅的性格却是两样，一是赤裸的火的赤焰，一是冰裹着的冰与火的赤焰。鲁迅对战士和革命家的名号一向是警惕的，1927年，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热血的青年开欢迎会。鲁迅却兜头泼了冷水，“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鲁迅的思想深处，对一些空头的名号是警惕的，无论空头的文学家革命家，还是所谓的战士。这和秋瑾不同，“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也许是鲁迅看到过过多的死和血，看到过过多的瞒和骗，鲁迅的心是悲凉的，他看出是革命党内部对勇于牺牲者的热烈掌声将秋瑾送上烈士的刑台，秋姑娘是被同志捧杀的，死是秋姑娘的必然。在秋瑾死去的12年后，鲁迅的《药》，再次以人血馒头让人记起秋瑾，但革命者的血，却被愚弱者当成了医治痨病的稀奇药引，这是怎样一种无尽的哀凉：志士们躯体里沸涌的血，被一大群铁屋子里懵懂的人鸭子一样引颈觊觎。若是命运玩笑，革命者忽地不死，那群愚昧的看客的表情究竟何如？他们也许会化成豺虎，群扑上前，撕噬志士的喉咙，渴饮那鲜血吗？……
在鲁迅冷眼下，他看透了天上的深渊，他看透了承诺黄金国的虚妄，他知道狂热的背后，是不尽的苍凉。当许广平去游行的时候，鲁迅也是极不赞成、不鼓励作无谓的牺牲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都是沉默的羔羊，无疑也会使刽子手的猖狂张目和放纵。
也是鲁迅说过：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陈天华虽然选择了热血的蹈海，让这古老的土地上绽开了血之花，但陈天华的遗书确是出奇地冷静，也许冷静的血就接通了鲁迅最内在的心理；有大志的人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激情不一定就是过激，不一定就是蛮力。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翌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之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秋瑾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这个细节，原先是为一些人所避讳的，当我在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读到这个细节时，我也是吃惊异常。
1905年是秋瑾在日本留学的第二年，当时鲁迅已经在日本呆了两年。在这个时间里鲁迅也经受了幻灯片的刺激，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日本人砍头，旁边的看客也是中国人，鲁迅的心是隐痛的。也就是在此时，留日学生遇到了一件大事，日本政府与满清政府勾结，为限制留学生反清政治活动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应该注意，取缔一语在日语中主要意为“管束、管理”)。规则一公布立刻在留学生中卷起了洪波巨澜。当时的秋瑾再也坐不住了，热血沸腾，樱花的国度再也不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此时的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更是烈火烹油，嘲笑中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
一向自尊的陈天华感到自尊的伤害已经到了临界点，他决计以性命反驳蔑视，于是选择投海自杀。
陈天华在《绝命书》中说，中国受列强之侮，因为中国自身有灭亡之理。某者之灭，乃自己欲灭。只是中国之灭亡若最少需时十年的话，则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以养实力，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中国不灭亦未可知。
弱国是没尊严的，弱国的子民是没有尊严的。读到陈天华愤而投海的史实，我总是悲愤难抑。他的死，也许唤取了警醒，也许只是水中荡起的涟漪，最后归于虚无。陈天华死了，活着的还在争吵。去和留，拯救与逍遥，面对着纠缠如麻的留日同学，秋瑾忽地抽出了短刀，以刀击案，怒喝包括鲁迅在内的留日学生，说出那句“吃我一刀！”的话。也许，你可能想象曾缠足的秋瑾暴烈起来，犹如持刀挟持人质的恐怖分子。但秋瑾拔刀的目的和最大的正义恰是消弭恐怖，革命最大的正义就是让弱小者免于恐怖而前行的。
瘦小的鲁迅，显然是不入秋瑾的襟抱的，虽然越东自古是慷慨悲歌卧薪尝胆之地，也许她觉得鲁迅们身上多的是阴柔或者是柔韧，少的是爆发是血气的蒸腾。在晚清的年代里，秋瑾身上的男子气概是超于一般女性的，阿伦特曾说“红色罗莎”卢森堡身上散发着一种“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历史的进程中是空前绝后的。但我想阿伦特不知道秋瑾，如果她知道秋瑾，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我想仅有男子气概也可能只是粗野的强蛮的专横的。卢森堡说：“我这个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柔弱。”正由于有了柔弱的人性作底子，有人道主义作质地，革命的刀与火才是可为人间所接受的。其实秋瑾身上何尝没有柔弱，正因为她不忍看到故国那些弱小者的涕泪而走向了侠义，走向了拯救，走向了血与火。
法国诗人雨果有一首赞颂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诗人米雪尔的诗，题目是《比男人伟大》。面对秋瑾这样的有奇行的女性，我们除了沿用诗人雨果的话，还能有什么更恰切的词语去描写秋瑾么?“比男人伟大！”秋瑾自己也说“英雄也有雌”！我知道在1903年的中秋节,丈夫叫秋瑾准备晚宴要请客吃饭, 谁知他自己却在晚宴前被人拉走去吃酒了。中秋之夜,秋瑾独自一人面对一桌酒菜,天上一轮明月,只有对影三人,于是,她换上男装,带一个仆人,毅然到一个戏园去看戏。这是秋瑾第一次着男装。待看罢戏回家,时间已过午夜,正巧丈夫也刚刚吃完酒回来。当他得知秋瑾身着男装去戏园看戏,不禁勃然大怒,竟然动手打了秋瑾。秋瑾自小学过武,真要动起手来,王廷钧怕不是对手。
拳脚侮辱所谓的家法和夫权已使这位比男人伟大的女子忍无可忍，如娜拉一样走出家门。于是在朋友吴芝瑛纱帽胡同的宅地里，就诞生了和岳武穆相媲美的《满江红》词章：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在这平平仄仄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秋瑾的雄强和反抗与不平，只因你是女性，所以你格外不幸。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几次提到自己在夫家的位置和境遇，“直奴仆不如”，尊严无论男性，平等无论男女，或者说人性这是秋瑾内心的支撑，她看到了遭受了来自各方面惨不忍睹的暴力和人性的扭曲，但她采取了抵抗，对传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的抵抗。无论传统的夫权还是满清的统治，她在信中有“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报之”之辞。面对着奴役，纵然是夫妻间，秋瑾也是采取了不苟且，俗语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虽然是口上的常谈，但内在的精神还在熠熠闪光。传统，纵然是千年，只要是虚伪和不道德，只要是不把人当作人，纵然是父母夫妻和儿女带来的，也要举剑奋力一击。我相信每个人的腔子里都有一股子沸腾的血，特别是处于奴役和怀才未有彰显的时候。而这时，如果能遇到一真心以国士待你的人，你满腔子的血就会涌顶而出。
敏感如鲁迅先生，白眼和侮辱未必少于陈天华和秋瑾，但鲁迅并没有拔剑起舞，热血相向，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更加荆棘和坎坷的路途，但这个路途难免有看客的尴尬折磨着他、提示着他。
我想鲁迅先生后来的文字是洗刷自己作为看客而苟活的心理的，是秋瑾的死，是徐锡麟的悲壮，这些邻家同学的血酿成了鲁迅心底的苦涩文字的苦涩，也酿成了后来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样金石质地的文字。
鲁迅是选择了留下来，在留下来的人中，有秋瑾的同学王时泽。秋瑾在私下，曾和王时泽就归与留进行过交流，那是在秋瑾归国行前，对“归否?”一问。王的回答是：“甲午之耻未雪，又订辛丑和约。我们来到这里，原为忍辱学……不必愤激于一时。”
秋瑾不再说话，几天后即束装就道，归国而去。
归国后的秋瑾拟了一封《致王时泽书》，以文字和理性表明了自己的立身处和志向。信文虽不长，却见毅然和断然，大英雄做即做矣，何须缠绵？
吾与君志相若也，而今则君与予异，何始同而终相背乎？虽然，其异也，适其所以同也。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无忘国耻也。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君交勉之。
走，有走的依据，秋瑾的信坦直地倾泻出自己走的理由，归的目的，大义在肩，她不能不走。再就是作为女子的一份尊荣，她要维护一个女子的尊严。
其实我看重的是信中的这两句话：君我之异，虽表面为负气，内里却有大义存焉，一己的长远之学业与一国的眼前之荣辱。秋瑾无法作长远的利益之选，她的热血无法泼洒到窗明几净的学问里去，她必须和这些学问中人划下一道鸿沟，一道楚河汉界，一边是井水，一边是河水；不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的这句话，如果对比正月间与徐自华在西湖边的对答，已经是一决绝一轻松。此时的秋瑾已经历了许多血和死，9月吴樾弹炸五大臣血殉燕市，11月陈天华的高歌蹈海。我们读到的是秋瑾救世的热肠“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此时的秋瑾正如一把宝剑或者是一把短刀，十年磨成的一剑，还未曾试过如霜的锋芒呢。这剑与刀开始跃跃欲试地鸣叫，在墙壁在匣中也在秋瑾的靴筒里，但这刀从靴筒里抽出了，出鞘的刀怎能回返？秋瑾的这一幕，也是鲁迅目睹的一幕，刀插讲台上；我想也许正是此景此情在十年后的发酵，才有了鲁迅的《铸剑》里的热血的文字。那不是冷冰的文字，是叫人热血沸腾的血和号叫，是秋瑾遥远的回响。
秋瑾被砍头枭首的血，也溅到了李钟岳的良知里，让我们还原赋闲的李钟岳，他整日整夜地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独自一人，有时就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展出来“注视默诵”，这时随默诵而下的是纵横沟壑的老泪。这样的场景一日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秋瑾的血成了威压，李钟岳在良心的自责下，觉得秋瑾死在自己的任内，是自己的耻辱，最后他的投缳解脱离秋瑾被害尚不到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一个县官，其清也如此，其穷也如此，似水似冰。环视当时的中国，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人格底线的县令，是个有耻感的县令。他的投缳，一是愧对秋瑾，再是对满清之绝望使然。作为一个山东人，李钟岳是受孔孟濡染较深的，从骨髓到肌肤，他有自己的耻辱感和人格底线，死就死了，不愿受辱，但他却赢得了历史的荣耀。
对比李钟岳，那些在晚清官场奔竞，没有底线是非，以皇家的是非为是非的人，却被钉在耻辱柱上。
杀害秋瑾、为大清王朝扑灭星火的功臣张曾扬，非但出人意料地未能加官进爵，反而无法在浙江巡抚的现职安身；改任江苏，也被当地绅民拒斥。迁就民意的清廷万般无奈，只好再发上谕，将张氏转调山西。其离杭起程时，自知民间结怨已深，恐有风潮，故乘火车赴埠。及由八旗会馆至清泰门外车站，有军队拥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
秋瑾被杀后，当时的舆论界是有道德感是非感的，他们并没有找一替罪狼晚清政府而放水，而是对张曾扬、贵福们进行口诛笔伐的追讨，不依不饶将二人永远涂抹在历史的汗青上。我想到以色列人，也没有简单地把所有的屠犹罪行找一个替罪狼希特勒而偃旗息鼓，而是对所有证据确凿的纳粹凶犯一个也不放过，哪怕只是一个下级官兵也穷追不舍。
我想到了张志新和林昭，那些手上沾满这些女性鲜血的人，有几个怀着自责而自杀？
秋瑾的死和血，烙痛了一些有良知的人，她激怒了这民族久已蛰伏的良知，一个女人的死使一个民族的男子蒙羞，秋瑾给麻木以惊醒，给踉跄以力气，给无情以热血，给铁石以恻隐；为冥作光，为旱作润，为良知作愤慨。
四
秋瑾死后，荣辱的变换，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某些所谓的正义和良知，怀疑秋瑾何辜，被折腾再三，所谓的死者为大的民间的高义，却被当作了腐朽，烈士的血和历史一样在某些人的眼里再没有了敬畏，历史成了戏弄和戏法，烈士的血渐渐凝固成了虚无。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秋瑾死后受辱的是她的尸骨多次被掘出，被辗转，在晚清的末年有过，在“文革”时也有过。秋瑾第一次被清廷从西湖逼迁，与秋瑾墓“文革”被毁，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么？抬高一厘米，把枪抬高一厘米，但皇权显然还是为人伦、人性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或者说百年前专制的严酷中显然还容许有某种程度的弹性，秋瑾才能得以全尸全服棺殓并得以屡迁。但“文革”的荒唐呢？
在2011年元旦的下午，阳光下徘徊秋瑾墓，怆然而起的是青山有幸，此土何辜？一剖尸骨竟三次被权势逼离西湖，1908年遭清廷严令平毁，1964年被借口“美化人民的西湖”而迁，第三次是在劫难逃的“史无前例”了。秋瑾死后她尸骨所受的屈辱，何曾少于生前？
第一次归骨西湖的秋瑾，有乡绅为之棺殓，有兄长为之护灵，有闺中密友风雪渡江践约移灵西泠。其实最动我心者，莫过是风雪渡江的场景。
风雪渡江，那是怎样的场景？在晚清进入黄昏的冬天,雪意酣畅,整个钱塘江静静地卧在苍茫的天穹下,大雪在覆盖,隐蔽,或者是为秋女士天地一白地尽哀么？冒着百里齐奏的白雪哀乐,作为友人的徐自华，是在寻找和护持着什么呢？这是一种祭奠?还是一种朝拜?
那浙东的山水和灰瓦白墙的民居,那蓑衣和乌篷船，在雪下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也许这在平日是一种水墨的写意,但秋瑾的棺木和船头的徐自华予人的却是沧桑，是冷凝，是冰中的温慰。白了风帽,白了船头，天地一白啊，那时的历史肯定是为这般的举动疑惑非常,风雪渡江，风雪茫茫?大道默默，苍穹不语！
大道默默，苍穹不语而风雪渡江，也许是上苍的安排，老天为归骨西湖的秋瑾安排雪的梵音。虽然它是那么茫茫苍苍蕴蓄着大的沉默，这沉默正是一种终极的为秋女士独绝的无言之美吧。
苍茫的江上，一叶扁舟，一具棺木，有自己的友人相护相持，在风雪的西子湖头有岳武穆在等待。虽然我知道那苏小小不会穿越历史在雪中迎出，用纤细的手拂去秋女士肩胛额际的雪片，但她会感佩风雪渡江的高于顶的友谊。
风雪渡江，一种道义在肩的精神在流贯。多年以后，已经成年的秋瑾的弟弟秋宗章，仍记得他仅12岁时徐自华冬日来越中的情景，那是风雪弥望的冬日，“一主一婢，间关西度，勾留三日，一舸赴杭”。
辛亥百年后的元日晚上，和友人从杭州乘火车穿行绍兴，那时的绍兴早已是灯火隐隐，看不见秋瑾被砍头的古轩亭口，也看不到鲁迅的旧园，火车的铿锵越过了钱塘。现在也仍是冬日，我感到一种风雪渡江的苍茫。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