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青年人在瑞士的赫格斯维尔上了开往卢塞恩的火车，毫无疑问，他们刚登过梯特里斯山回来。其中的一个是姑娘，穿着一件崭新的黄T恤衬，胸前印有“Titlis，3200公尺，10，500英尺”的字样。
他们正巧坐在过道的另一边。那个清秀的姑娘虽然卷发乱蓬蓬的缠在脑后，却依然妩媚动人。两个小伙子中间有一个跟她长得很相像，似乎是她的兄弟。
另一个小伙子从背包里掏出一副立体声耳机，顺手往头上一戴，音量开得很大。
人们在国外旅行时，往往容易将同胞在外不拘小节的行为看成是对他人的冒犯。这时，我不由低声祈祷起来:“我的上帝，但愿他们是英国人，德国人，或是法国人。”
那个姑娘往嘴里塞着口香糖，朝我莞尔一笑。“嗨!你说什么?”
天哪，他们也是美国人。
我忍了几分钟，不得不朝戴耳机的小伙子俯过身去。
“听上去象是查比・切克尔的曲子。”我搭着话，希望他能悟出话音，把音量拧小些。
“谁?”他茫然不解地问。
姑娘摇摇头。“不，不是，他对古典音乐没兴趣。”
又过了一刻钟，我的妻子乔伊娜，身为专职的听力检测医师，也觉得有责任说上几句。她轻轻地拍了拍小伙子的膝盖，他摘下耳机，不解地注视着乔伊娜。
“你要是继续……”她刚说了个话头，小伙子却摇着头朝她侧过身子，表示听不清她的话。乔伊娜提高嗓门又说:“你要是继续那么大声的放音乐，会损害耳蜗的。”
“你说什么?”他喊话似地问，随手关了耳机。
“你这样听会损害耳鼓的。”乔伊娜的话音在突然沉静下来的车厢里象呐喊似的。
姑娘和她兄弟听了乔伊娜的喊叫都乐极了，戴耳机的小伙子却点头称是。“你会弄坏听觉的。”我妻子继续规劝着。
小伙子脸上浮现出理解的神情。“有道理，”他说着“谢谢”，便把耳机摘下挂在脖子上，又将旋纽往回拧了拧。这下对他来说，音量可能是弱多了，可我们却觉得嘈音依然如故。
“小伙子，”我招呼道，“还能旋小点吗?”
“没法子啦，”他说，“旋纽坏了。”
于是，我们就在“西德・维舍斯”等流行音乐的嘈杂声中一直挨到卢塞恩。
在火车站附近，我们得乘扶手电梯，在那儿又一次碰见那三个青年人。他们正跟在一个体态臃肿，行动蹒跚的老太太后面，耐心地等她先上电梯。老太太站在电梯前一前一后缓缓地晃动着身体，显然想等待机会，平稳地踏上一级级往上滑动的踏梯，以免跌跤。她好不容易才瞅准机会，踏了上去。
老太太刚登上电梯，站得似乎挺稳当，可没一会就开始摇晃起来。跟在后面的三个青年一下子没能扶稳老人，赶忙扑到滑动的梯子上抬起惊吓不已的老人，扶着她迈到平台上。
老人左眼上方碰破的伤处流血不止，越是用围巾擦，血淌得越多。她不迭地谢着年轻人，为自己给他们招惹的麻烦而抱歉。令我们惊讶的是，三个青年根本没有顾及自己，只是关注着老人的伤势。
卷发姑娘用手捂住老人的伤口，最后又将老人的头抵在自己的新T恤衬胸前来止血。两个小伙子则匆匆把老人的行李集中到一块，然后扶着她走到街上。
我和乔伊娜在一旁注视着。他们截住一辆出租车，操着生硬的德语同司机争论着。司机不愿搭载老人，不过他用对讲机替他们喊来一辆救护车。
几分钟后，救护车呼啸而至。老太太认为自己一身是血，一再谢绝，不肯上车。三个年轻人则连哄带劝，帮老人上了车，并把她的行李放在她身边，救护员忙着关上车厢后门。
“请等一下，”老人喊着。“你们这些好心人，谢谢，好心人。”老人似乎还想说什么，可是救护员关上了门，救护车又响着铃声，飞驰而去。
火车站对面有一座桥，过了桥可以径直走到卢塞恩市的一个风景区，由卵石铺成的街道一处沿一排台阶可以直通罗斯河。以前，我和乔伊娜来此旅游，曾在那儿眺望过暮色里的天鹅。
那三个青年在我们之前到了河边，他们正坐在台阶上，一边说笑着，一边在河里洗着衣物。我们在以往常坐的长登上坐了下来，旁边有一对中年瑞士夫妇在低声私语，那个男子看见我们便侧身招呼。“我正跟我的妻子讲着呢，”那个男子说:“如今的年轻人真是毫不顾忌。他们飘洋过海，竟来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城市的河里洗脏衣服。”
乔伊娜竭力平静地反驳那个男子。“先生，”她庄严地说:“这三个青年刚才帮助了一个在电梯上摔跤的老太太。我想，他们是想在血迹凝固以前洗掉沾上的污血。”
那位瑞士妇女朝河边望去，她的丈夫赞许地点点头，然后装上烟斗，夫妇俩一同站起身来。
“第一印象有时并不可靠，不是吗?”他自嘲地说。
是的，第一印象有时并不可靠。
(胡开杰朱和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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