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编辑部约我写篇创作谈。有些犯怵，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极端个性化的话题。万紫千红，无边无沿，一人一套，怎么说怎么有理。而我的经验是再简单不过了，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有话可说，说得美妙。
我的诗歌写作就是从有话可说开始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感受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内心涌动起一股被解冻般的潮水。不仅仅是个人精神压抑的苏解，更重要的是一种公民意识的澎湃。像只招潮蟹，像被第一缕春风唤醒的甲虫，我的卑微的灵魂与时代律动发生了共鸣共振。这是当时我明确意识到的。我觉得我有很多话要说。我要歌唱。简易棚，严寒、寂静、炉火、激情……下班后，我开始在随便拣到的纸片上胡乱涂写。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社会、哲学、伦理……我有限的、苍白的知识结构的每一个节点，都震荡起来，发出声音。正是对诗歌理论的无知帮了忙，使我有勇气写下那许许多多粗糙的、直抒胸臆的、毫无艺术品位可言、但嘹亮的诗句……
直到有一天傍晚，正在班上的我，戴着一顶被铁水浇得千疮百孔的破草帽，稻草绳缠住的掉纽扣的棉袄，偷偷溜出工厂，跑到火车站邮局，把一封投给《诗刊》的稿件扔进邮筒……
这批诗歌就包括我发表的第一首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以及后来连续发表的《科学说：我来了》、《致经济学家》、《休息吧，形而上学》、《春天，顽强些》、《生产力之歌》、《人之歌》等等，一大批长短诗。
在我看来，有话可说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有话可说之后，说得美妙才重要起来。不过，那时，很长时间，我都不懂什么叫“一枚镍币的两面”，我总偏执地认为，那新鲜的、顶花带刺的、独特的思想感受，本身本质上就是诗的，无须技巧的装潢。而只有当思想稀薄时，才去乞灵于技巧。我的这种愚蠢想法无疑解放了我，但恐怕这也是我的诗歌长久没有长进，一直维持在拙劣水平的原因吧。
回想起来，经验有两条。
第一，负面的。轻视或忽视技巧不妥。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从心理学上分析，显然是对自己缺少艺术天赋艺术灵气的自我开脱。形式永存，内容流变。表象即本质。自觉的重视运用诗的思维方式、技巧、技术和伎俩是绝对必要的。这就如同一块大理石与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区别。
第二，正面的。我一直坚持着“泛诗论”。世上的所有事物，包括我们认为非诗的事物，只要染上诗人的主观意绪，它就充满了诗意。让一块石块游动和歌唱。我从不囿于传统的诗歌题材。缪斯君临一切。凡人类的认知和意识抵达的地方，诗神也站在那里。诗歌的资源无穷无尽……特别是在这个去魅的科技时代，我特别告诫自己：别排斥理性，别排斥科技，别排斥知识，别排斥抽象……
当然，就像《鸭绿江》编辑部要我谈论的我的那首《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已属明日黄花一样，我的这些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想法，可能早已陈旧不堪了。已经有点像落伍者的呻吟。
由于多年来，郁葱主编一直赠阅他的《诗选刊》，我有机会读到大量新生代诗人的、先锋实验的、现代和后现代的、以及种种流派和类型的新诗作。往往令我耳目一新，令我惊异、羡慕、赞叹。所以，那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活跃的青年诗人们的名字，并不陌生。还有各种鲜灵的诗歌理论和诗观，我都感兴趣。应该说，这些诗作和诗论，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拓展了我的局限性，颠覆了我的思维模式思维定势……，使我认识到自己的片面和狭隘。
我赞成用现在的诗歌景观作为现在诗歌创作的参照系。而新世纪初叶中国诗坛的风景是这样的：“……艺术创作的空间开始增大，社会和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及心态趋于平和，生存张力扩大。生活的多元促进了艺术的多元，更多诗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诗歌立场、自由的创作心态和个性化的创作风格，诗歌的创作氛围和姿态更自由、更轻松、更包容、更平民化……”(郁葱语)
我之所以这么生硬地突兀地扭转了话头，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把说话的背景由过去跳到当下了，由回顾转向瞻望了。
似乎一切都有时效性。时代前进了。现在恐怕没有谁会再为“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引吭高歌、激动不已了。潮起潮落。现在流行的，已经不仅是“宏大叙事”而是增生了“个人化写作”；不仅是“公共话语”而是增生了“私秘叙事”；不仅是“时代号手”而是增生了“个性张扬”……现在时髦非理性、非意义、非传统、非逻辑、反抒情……这一切，并非不美妙，甚至很美妙。都是新垦地。新人新歌调。艺术无错误。毕竟人类意识大背景的独特气息已经变了……
但我注定不会顺势而变地变成一个纯粹的先锋诗人。“不年轻”决定了我必然有所展望也有所驻守。
我与郁葱大解合著的诗集《人类诗篇》(2005年作家出版社)也许表露了我对当下诗歌写作的某种想象――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应该”的样子。
第一、“在场”。延伸写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时的想法。努力跟上时代的发展、社会进步，种种思潮的起落。跟上现实步伐，特别是精神现实。我不认为“出场即在场”。这不仅仅是后现代主义诗人眼中的一个没有中心、没有凸起、没有主旋律的、被完全解构的世界。这个现实世界是有中心舞台的，是有主流的，是有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的。当下诗人、至少有一种诗人――现实主义的、无边现实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哈哈镜中的现实主义的――是“应该”与时代同步行进的。在人类当下重大的精神与心灵事件中，他(她)在场。不自我流放，也不允许被边缘化。
第二、“担当”。延伸写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时的想法。努力担当起一个诗人的角色，歌唱道义和良知，歌唱思想和真理，歌唱人世间的美好事物美好时光。特别是担当起人类精神家园的园丁、守望者和建设者，担当起民族精神的传承责任、文化使者。慰问和祝福。编织梦想……不冷漠，不回避。
第三、“思想”。延伸写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时的想法。诗人不能拒绝理性、不能拒绝思想和不思想。诗人是一部思想的机器。不仅仅把“生命”理解为生物钟声、下意识、感觉、情绪、情感……思维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生命”的旗帜。要主动领取时代赋予诗人的思索的任务。要提问和回答。这是一个“在场”和“担当”的诗人的天职。
第四、“言说”。延伸写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时的想法。开口。说话。把思想和激情变成缪斯的声音。积极的发出和传播诗人言语和语言。特别是面对现实的重大问题――和平、发展、生态、环境、公平、正义存在、精神困境、灾难、疾病、希望、远方……等等，等等――不能患“失语症”。这个世界需要诗人的诠释。诗人是言说者。不言说就丧失了诗人存在的理由，就会被边缘化被遗忘。要把诗人的智慧和美丽的话语抛向社会的每个角落。抛向电波、车轮、传媒和所有人的耳廓……
在场、担当、思想、言说――在每个诗人工作的每个地方和瞬间。
这不会形成争论。
这仅仅是此时此地我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
我现在换一下位置：不在场、不担当、不思想、不言说，有什么不好。从悖论的那面看，难道不在场不恰恰是一种在场吗，不担当不恰恰是一种担当吗。一个诗人想怎样，想说什么和怎样说，完全是一个诗人的自由选择。道理这玩意，起码是双子叶。而且有时像黑豆那样分瓣，有时像洋葱头那样分层。一个人拥有的仅可能是一瓣或几瓣一层或几层。因此，在我表述上述自己的想法时，我已预先肯定了和我的想法对立和不同的想法，同样有道理。
一个人的所谓诗观，不过是一个人诗歌产品的说明书。
我先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又急急忙忙涂抹它。破坏清晰，进入暖昧和浑沌。也许人的许多想法就是这样。但愿我的这篇最后毁了卷的创作谈，没有使编辑特别的失望。
我有一种感觉：写创作谈，就如同在深秋的收割后的田野拾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