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塞林格的小说作品不多，但却深入地剖析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表面繁荣而实际颓废的时代矛盾。二战后的战争阴影被内部化，瞬间发生的生活片段凸显出人性的支离破碎和残忍无道。而其中的一个短片故事《德·杜密埃-史密斯的蓝色时代》更是营造出一种反映生活却拒绝参与其中的矛盾。与塞林格前期塑造的有些“聪明的孩子”气味的霍尔顿相比，故事主人公德·杜密埃-史密斯在精神上已经长大，沉思中带有禅师的气质。这表明塞林格已经开始用历史事件和禅宗式的顿悟来拓宽创作思路和加深思想意义。
1953年的美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举国上下洋溢着一种轻浮的欢乐氛围。严肃作家们对美国社会世风日下的道德思想表示担忧。同年，J.D.塞林格（J.D.Salinger，1919—2010）出版了一个故事集《九故事》（The Nine Stories， 1953），深入剖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在塞林格的小说中我们发现战争被内部化，瞬间发生的生活片段凸显出人性的支离破碎和残忍无道；人们堕落的精神唯有偶尔在见证儿童的天真那一瞬间中获得解救。
塞林格拿短篇成就了梦想，但艺术上真正达到成熟的却是这本薄薄的有九个故事组成的集子，其从主题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了对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奇特而强有力的影响力。塞林格的创作风格可以说是多种现代主义风格糅合的产物，他以微缩的故事场景表现美国战后人们的精神匮乏。
塞林格是最受美国青少年喜爱的一位当代作家，是战后唯一能够得到所有美国青少年认同的作家。斯蒂文森认为塞林格故事中的典型危机能使读者产生自我反省，从而意识到我们是如何成为所有孤独群体的组成部分。[1]2塞林格的小说本质上存在着一种双重冲突，即纯真梦想与罪恶现实之间的斗争。
青少年的敏感本质在于其冲动性，他们用无意识的理想主义和自觉而风趣的愤世嫉俗来表达他们的探索和归隐意识。塞林格的短篇小说有着多变的结构，主人公通常会陷入爱和邪恶，困难、罪恶等肮脏事物的矛盾处境，而用以表达这种矛盾处境的则是一系列新颖独特且不无幽默的象征手法，甚至其中的对话和叙述也都风趣有致。故事集探讨了天才，诚实，道德腐败及纯洁对人生的改变力量。塞林格表现的是人们对于美国青少年道德现状的焦虑。九个故事中有七个是描写青少年的，他们的道德水准往往都高于其监护人。
塞林格借用孩子的叛逆性来颠覆成人世界，这也可以说是他多数故事的灵魂所在。为此他经常采用一种对称形式的叙述模式，在庸碌的凡俗生活中相映成趣地嵌入另一个世界。
然而，塞林格《九故事》的魅力是在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禅宗思想。禅宗思想的确与现代主义一些流派的重要思想发生重合：如众生皆空、众生皆苦、有求皆苦、无求乃乐、打破执著等。《德·杜密埃-史密斯的蓝色时代》（De Daumier-Smith’s Blue Period）中的主人公德·杜密埃-史密斯称自己是“佛门弟子”“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很有些崇拜厄西经的圣弗朗西斯”并“特别喜欢马丁·路德”的男人。这表明塞林格已经开始用历史人物和禅宗顿悟来拓宽小说创作思路和加深小说思想意义。
塞林格在《德·杜密埃-史密斯的蓝色时代》中对故事情节进行了巧妙的安排，给俄底蒲斯式的困境开出了一副幽默的药方，并且以一种惊人的宗教冲动表现了他对传统事物的关注。故事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一段生活经历。主人公9岁时母亲改嫁，他随母亲和继父到法国生活。19岁时母亲去世，他决定离开继父独立生活。
尽管叙事者始终都没有提到“憎恨”二字，但读者仍能够从故事的字里行间里感觉到他对继父自小以来就有的仇视态度。他对母亲有着十分强烈的感情，这在他的工作自荐信中表露无疑。在另一封写给学生爱尔玛嬷嬷的信中，叙事者表现出了一种情人约会时所特有的兴奋和幸福感，他在潜意识里无疑使自己的母亲扮演了一个类似于情人的角色。而当他发觉到自己同继父原来都深爱着同一个女人时，他决定离开情敌的家，放弃与继父的供养关系。故事中不仅表达了主人公恋母情结中被压抑了的性爱成分，而且还反复出现憎恶父亲的种种迹象，甚至出现了有所映射的阉割比喻。
叙事者认为他可以脱离继父并有所成就，然而他却发现自己最终不过是又陷入到另一种家庭格局之中罢了。但在这第三个“父亲形象”出现以后，叙事者有了一些可以让他获得解脱，去除自我心理问题的经验。一个名叫爱尔玛的修女闯入了他的生活，德·杜密埃-史密斯迅速爱上了她。正是对这样一个甜美善良的女人的爱才使他得以走出他人生的俄底蒲斯阶段而达到成年人的异性恋的层次。尽管她的年龄被想象成18岁，但实际上无疑却是一个母亲形象，因而他必须压抑自己情感中关于性爱的一面，而给爱尔玛嬷嬷邮去了一封情感炙热的书信。这是对同另一个善解人意的灵魂沟通的企盼，也是一种按捺不住的爱情宣言，但结果却与之恰恰相反，爱尔玛嬷嬷反而因此不得不放弃艺术课程。在德·杜密埃-史密斯的心中，他就是一种阉割的象征。
另外，在叙事者致爱尔玛嬷嬷的一封信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阉割的意象，读者自然可以领会的到德·杜密埃-史密斯在故事开头的映射。他自称是一个“生活导师”，无非是想成为一个受人青睐的学院讲师、哲学家和绝佳的恋爱对象，但这种幻想同时也揭示出，他从心理上正遭受着阉割。按照拉康的说法，“为了使主体不再永久地回避对其欲望的呼唤，他就必须经受某种东西，而确定这种东西的标准不是别的，就是阉割。[2]50他爱上自己的学生并受到其监护人的惩罚，爱尔玛的神甫希马曼就是对他实施阉割的工具。他称自己为佛门弟子，不可知论者，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都反映出他对宗教的关注程度同他对自己在心理上和性征上达到成熟的期望一样强烈而执著。他所在的“名师之友”正好处于一家矫形器械商店的上面，他在凝视着那家商店橱窗的短短一瞬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宗教历程。在第一个阶段里，他仿佛目睹着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异教徒；在第二个阶段里，姑娘发现了他并重重地跌坐下去，就在她试图将新绑上的架子重新摆正时，德·杜密埃-史密斯终于得以从他的爱情和经历中解脱出来。这不仅是一种释怀，更是一种独立宣言，表明他摆脱了许久以来他在潜意识里努力想要挽留住的母亲的形象。 《德·杜密埃-史密斯的蓝色时代》的开篇和结尾都表明了叙事者的晚熟，作为一个19岁的青年，他对事物的追求很是别出心裁。此外，整个故事的叙述也表明，他已经摆脱了对继父的嫉妒。故事开篇处就交代了这一点，然而，这样的叙述方式并没有削弱作品的深度，因为故事的主题比这些要复杂得多。
故事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德·杜密埃-史密斯的孤独感的曲折表现。故事没有交代叙事者的真实姓名，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四个学生的姓名。他以虚假的身份和伪造的姓名，到远在加拿大的“名师之家”去教书，遭遇到的却是两个日本人，而他们的姓名也根本算不得是真正的日本姓氏。他整日都呆在尤素托夫妇的教研室里，疲于应付学生的作业，而实际却与学生们素未谋面。学生们艺术素养的缺乏（爱尔玛除外）如同他们与他之间在空间上的距离一样将他们远远地分隔开来。当他得以从对爱尔玛的思念中解脱出来时，他终于领悟到，每个人在孤独的时候就宛若与世隔绝的修女。故事的标题也暗含着主人公从矛盾走向平和的过程。德·杜密埃-史密斯正像被他称为“家庭挚友”的毕加索一样，经历了一段孤独的抑郁时期。然而，这只是一段时期而已，爱尔玛的出现使他渡过了这段抑郁时光，从而转向追逐穿短裤的美国女孩子。这也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从青春期开始，人类个体必须努力摆脱（对）父母（的情欲），只有完成了这种脱离之后，他（她）才能走出儿童阶段，从而成为社会群体的一员。[3]
《九故事》中的这些孩子在精神上已经长大，那种自视清高的厌世感也逐渐转化成为寻求心境上的平和。他们深深体会到了人们难于弥补的精神颓废和无法挽救的道德堕落，从而也不再采用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方法来看待单纯的自我和复杂的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德·杜密埃-史密斯的蓝色时代》就充分地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和哲理思考。然而，面对近乎残酷的现实世界，他的这种顿悟又能于事何补呢？这无非是从反抗的极端向逃避主义的极端的一种过渡，他始终还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可以说《九故事》是塞林格艺术与生活的有机结合，故事的人物往往被置于希望和绝望之间，感受人间的“真爱与污秽”。塞林格善于营造一种反映生活却拒绝参与其中的矛盾，表现出人性的神秘。他将禅宗思想同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结合起来，亦庄亦谐，于细微之处表达宏大主题，于短暂瞬间展现永恒真理。
塞林格的故事亦如其人生，故事内外的他都是“一个于浊世间苦苦寻求纯洁和真爱的孤行者。”[1]648而这种寻觅的结果就是被放逐于千里之外。纳博科夫借背井离乡的主题来抒发情感，塞林格则为自己和笔下的人物创造这样的悲凉。这或许正是禅宗小说的意蕴所在，“儿童”则是作家借以表达希望的象征符号。而这种希望产生于细微琐事之中，没有宏大事件的映衬，这就是令人深深感慨即使被放逐也在所不惜的美妙瞬间，也是塞林格小说世界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Dominic Smith. Salinger’s Nine Stories： Fifty Years Later[J]. The Antioch Review，2003（09）.
[2] [法]穆斯达法·萨福安.结构精神分析学：拉康思想概述[M].怀宇，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3] Zhu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1：110.
[作者简介]
杜惠玲（1975— ），女，回族，宁夏银川人，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