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收到吾友寄来的《厦门文学》，上有北村先生一篇文章。他写到：“今后的写作，都是面对祭坛的写作……是向信仰交代的”。我陡感钦敬，为这话激动着。 细想，这不过是句大实话，且并非“今后”的写作须如此，以往中外的所有伟大的作家、杰出的文学作品，哪一位哪一部不是“向信仰”做“交代”?不是“面对祭坛的写作”呢?只是当今没多少人这样讲了，乃至没有多少人这么做、这样想了而已；还荒谬地搞什么“作家富豪排行榜”。试想，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况下写《红楼梦》，难道是为了得到黑暗的清王朝的赏识而荣华富贵吗?索尔仁尼琴与帕斯捷尔纳克在屡遭前苏迫害和竭力阻挠下写作，难道不晓得自己有生之年的必然的悲惨际遇吗?
帕斯捷尔纳克说得明白：“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时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试图偿还债务……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
――这是什么?
――这就是文学艺术家天赋的“责任人生”。否则，他们就不是人类的“白马群落”。
――这也可以来阐释卡夫卡所说的“写作是祈祷的形式”。
这样的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美好，信仰人类的灵魂之光，但他们绝不会拿这种“尊贵”去兑取社会当局可能给予的残羹剩饭――搞违心写作。他们都是孟夫子那三条“悲剧审美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忠实履行者。
如纳粹前苏这样的社会管理集团，很懂得“掩其罪愆”；更懂得用一而再再而三的谎言变罪恶为鲜花，吊诡于人世间。于是，求真的文学艺术家遂成他们的死敌。然而，造物主却宽宏且邃密――在给人类充填各式灵魂的同时，也没忘记给人类擢拔出一个比例甚小的“白马群落”，甚至精心蹉跎打磨他们。最终使他们能引领人类大军，生生不息的繁衍。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之路与他的《日瓦戈医生》就是上述之景深的突出展现。
帕氏的父亲是著名画家，母亲是著名钢琴家，这独厚的基因奠定了他的“先天”；他从小学习音乐，后来学法律又转向文史，又去德国马尔堡学哲学――噢，这“后天”的丰厚没法不让他成才了。然而这还不够，人生还须磨砺―那造物主又处心积虑地把他打发到人类史上一次重大的逆流洪泛中。他亲历了俄国革命一由热隋投入继之冷静品量。《日瓦戈医生》中有这样一段话：“唉，医生同志!要不是这祸害人的内战，世界上的不和，我干嘛这季节还在他乡消磨时间?它使我们阶级之间闹得不和，你瞧，它干得是什么呀!”听，这显然是作者捕捉到的当时俄罗斯老百姓的心底之叹。同时，在给为他出生入死的女友伊文斯卡娅(该女子为保护和支持帕氏写作曾惨遭前苏秘密警察迫害，多次坐牢，但至死不渝)的诗中，我们也能透视到帕氏的人生况味：“我们常常无言对坐到夜深／你埋头女红我手捧书本／直到天明竟未发觉／记不清何时才停止了吻／当生活陷入烦恼痛苦／你为我阻拦了绝望之路／你是关显现在勇气十足／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这是怎样―种犹如俄罗斯茫茫雪原样的生命寂寥；这是怎样一种有如铁色宇宙中的星辰冀望。
读解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让我蓦地想到达利的那幅《沉思的裸体》。
那是个单腿跪地仰望上苍的赤裸男子。旁边的山与海都失去活力。他头顶那黑云下露出一部分的天庭。一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各色球体从那天庭向那裸男纷纷坠落下来；有趣的是那球群中幻化出一个模糊的波提切利笔下的维娜斯头像……地上有卧睡的狗。
老实说，这幅画我中学时就见过，谈不上喜欢却让我难忘。这是一幅让我琢磨时间最长的画；我一直对其似懂非懂，但神差鬼使我却总爱观赏“她”。达利是出了名的“鬼才”，艺术视角总是那么独特。有人说那球体是象征“原子”的，我不以为然。因为人类对科技的求取，不必赤裸求祈。直到后来，我对文学对搞文学的人的宿命有了更多理解，尤其对帕斯捷尔纳克这类罹难作家的人生有了深刻理解之后，我才明了这幅画的妙曼用心。是的，那男子的赤裸和“跪姿’，一显然是人类那极具灵魂意义的“白马群体”的一种赤诚与单纯；那“跪”的祈望，也就是北村说的“信仰”和“祭坛”。但请注意，那男子不是低垂着头、双手合十的祈求，而是昂着头、摊开双手(一只手心朝上一只手心向下)迎接着那些象征着人类亟须的灵性与思想球体，纷纷临降――这既有上苍感其诚的垂爱，又是那男子倾心努力的结果。是的，那黑灰色的庄严的天庭，在人们不赋予艰辛付出的时候也许永远是板着面孔的，或许还会投掷洪水或潘多拉匣子里灾祸来毁灭这人类，可经过这“白马群落”的代代承袭的艰辛努力，终会有上天之灵的飞降了。
――我还记得何满子先生有一段很深刻的议论。他说――
“一些英雄攫取了权力，主宰了世界，即使他们干的尽是好事，蒙益的也只是同代人或延泽若干年，何况这类角色的负作用往往甚于其所产生的正面功勋；有些所谓的业迹还都是同伙人或党羽以及肓从者们鼓吹出来的虚美之辞，还须经过后世检验。惟是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即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
这样的话，对于一群只晓得“成王败寇”的人，是何其珍稀的呼喊。
也许有人还会问，那画中跪着的男人为什么非是裸体的、不穿衣服?
是啊，这“白马群落”的人们，对人世间本来就没什么苛求，只想要点理解与自由。
此外，这幅画还有一个无声的幽默点――此画至今没在某家博物馆收藏，而属私人藏品――这似乎从旁告诉世人，最珍贵的艺术或思想原本不属群体所有，而属个人。
无奈中的自我
在我国古代著名的诗词曲赋中，有三阕曲词让人别样心动――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里的“铜碗豆”和郑板桥的《沁园春・恨》。
这三篇凸显特立独行个人品质的名诗，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体现了大文化人在现实中的无奈与强烈的自我。这不由地让我想起梵・高《自画像》。众所周知，那是梵・高在自残割耳后―个月完成的。我们该想象到，那位“泽被后世而枯槁当年”的大艺术家在画自己像时的复杂心境―那种自残割耳的疯狂之后的再度敢于面对自我的超然冷静。再说到“文化^在现实中的无奈”，这既属文学艺术家们的性格特质也是他们生存中的必然，更是人类这特有的少数派“白马群落”的一种标识性的、区别其他人群的胎记。
我们看郑板桥《沁园春・恨》的全文：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折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
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青衫席帽太瘦生／看蓬门败巷／年年秋草／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十艮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这词的词意并不难解，但开笔就是决绝的。头三句一下就看出诗人对一切客观美好如“花、月、酒”都视同木然；后七句更甚，诗人气急败坏地要 毁灭一切(夭桃、鹦哥、砚、书、琴、画)，包括自己的文章和名声；接下三句，诗人干脆说“俺就是唐代那位出了名的‘撕了状元袍宁可沿街卖唱乞讨的郑元和’的后人”(其实他是不是“荥阳郑”之后，还待考)，但他的言外之意是“老子从根到梢就这副德行啦，你们看着办吧”――听，话说到这份上……这样，我们不禁要问，这位郑燮先生何以如此不管不顾、自残自毁呢?大家都晓得，郑板桥是清代名士，才情了得，又一心想做个好官清官；他甚至说出“难得糊涂”这样的在人们理解中属于看破红尘之人。而如今竞作这样一阕词，他不是变成疯子、狂人、拼命三郎了嘛。是谁把他逼成这样子的?
――显然，若不是生存现实所逼，一个理想十足的文弱书生何以这般的“恨”?
当然，说“逼”太笼统，须做客观阐释。就是说这个“逼”未必就是客观经心迫使他如何如何的，而是这些有“高目标追求”的大文化人自己感觉到生存现实在悖反、扭曲着他们的理想意愿乃至灵魂。他们再也忍受不了啦。也就是说，这类人的“自我”十分笃定，反衬出客观的“风刀霜剑”和他们自身的窘迫。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深陷绝境，如司马迁、稽康、李贽等人――当年已经被囚，正面临着生死难测境地。
说来，道理也似乎极简单，“现实生存”与“理想追求”之于人，本来就是对立的难以调和的一对矛盾。你要追求高远的理想就必须有超越现实的“思”与“行”；否则，成天在老婆孩子、柴米油盐、仕途人际中打转转，如何追求理想抱负?而要超越现实又必然在现实中无作为；而在现实中无所作为之人如何能得到现实的青睐惠顾?生活虽不一定如此绝对，但其趋势毕竟如此。如果你搞“折中”搞“妥协”，那下场很可能更可悲――两边都不搭界不靠谱。现实中，这样的可怜虫还少嘛。于是乎，这些文弱书生开始“拼命”了，就如郑板桥这词下半阕里写的：“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可不，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即使“宫刑”“砍头”“自杀”也难让他们回头?
――而这强烈的“自我”留痕，也就恰恰成全了他们的“理想成就”与名声。
谈到梵・高的遭际，虽然本质与上述华族文化人相同――均属客观与自我间的矛盾；不同的是，华族文化人的凶险窘迫大多来自社会管理者对他们的戕害，而梵・高只是当时艺术界不承认他的画风而已，属群体审美的偏狭低下。当然，梵-高现实生存亦很艰难。我读过美国亨利・托马斯和黛娜・莉・托马斯合著的《世界名画家传》，就生存的窘迫而言，梵・高是最不堪言的――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呆笨”同他在绘画艺术上“超越”，成为他生命悖论的两个极端。他几乎完全是靠最欣赏他画作的弟弟西奥的支助来生存、作画的。而弟弟西奥也不过是个勤奋的打工族，只是对哥哥的天赋与追求认同而已。
梵・高在爱情上更不幸，他在近30岁时爱上了寡居的表姐；可不但那表姐对他所献的殷勤没兴趣，表姐的父亲干脆把女儿关起来不让他见。因为在常人的视域里，他不过是个浪迹萍踪无力谋生的人。梵・高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一个人要工作，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就需要爱情。”一次，他为了见一见表姐，就把自己的手放在蜡烛上烧，对她父亲央求说：“我把这只手烧几秒钟，你就让我见她几秒钟，好吗?”可她父亲却把蜡烛吹灭。
梵・高的艺术追求更是执著。他说：“撇开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吧!撇开理论上正确、艺术上没有生气的解剖吧……大多数画家都不会运用健康的色调，他们不理解生命。”这显然就是梵・高在画他的《向日葵》的内力取向。可他对自己的生命却彻底绝望。1889年12月他在神志极度狂乱的高烧中割下自己一片耳朵送给个并不在意他的妓女；这其间，他好友高更离他而去。―个月后他画完《自画像》又住进医院；这期间，人们围着他喊“疯子”；接着当地居民给市长写信说他不宜自由生活，于是警官把他锁在了房间里。不久，他进了圣莱米精神病院。1890年3月他出院。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写信给西奥说：“我正处于一种平静得无法画画的心情之中。”同年7月20日，他举枪自杀。
――其实，一个人能自觉地结束生命，也是他彻底找到了“自我”。
相形之下，我真的考评不出――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的郑板桥较之自残自杀的梵・高――谁更自我些?谁更清醒些?或者说他们谁更不幸一些?
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后来的文学艺术家大多信仰尼采的“强力意志论”的原因?但我知道，很难想象，一个真正文化人如果没有一种“强力意志”，他该怎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