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者问杨绛：“你们那一代知识分子1949年完全可以离开大陆，为什么留下来了？”杨绛说：“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张者问：“为什么不出国呢？”杨绛说：“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去外国做二等公民我们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奢望。”张者问：“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杨绛说：“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
不奇怪。我想我是可以理解杨先生这番话的。1950年我在南洋读小学二年级，学校来了几个1949年跟过国民党退到台湾去的军人，他们满身是抗日战争的弹痕，满脸是西山苍茫的落日，“蒋介石”三个字成了他们伤口上的盐巴：他们不愿意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留在台湾，跟钱锺书和杨绛一样。
政客的爱国口号跟老百姓的爱国心不一样，杨先生说得对极了：
我们爱的是中国的文化。1949年到现在，香港这个商业码头早已经不是只顾招财进宝的浅薄之都了，香港这六年来统治不灵，商机尽失，生财无路，老百姓和平集会和平游行表达一下他们爱香港的一点诉求，说什么也不能等同“文化大革命”。
做了官得了便宜别再卖乖，中国老百姓其实大都像杨绛先生那么温顺了。张者问杨先生，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杨先生说：“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这才是人话。
张者这篇访谈我是在《深圳商报》上看到的，文末说明“摘自《东方》杂志”。我刚读完杨先生的《我们仨》，看了这篇访谈心更不舒服。杨先生90岁了，最近在忙什么？“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她说。她心上并不舒坦，却不能不往舒坦想——杨绛先生写的每一本书都给我这样的感觉。
她写得真好，比钱锺书先生还要好。
【邓卉卉荐自《白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