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胡斯尼·穆巴拉克聚敛了多少钱财。一位所谓的专家估计，这位被罢免的埃及前总统以及他的家人的财富超过了400亿美元，可以与卡洛斯·斯利姆、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世界最富有的人相提并论。其他人对其财产的估测要小得多，但也称得上世界巨富。
不管穆巴拉克家族有多少财富，都是绝大部分埃及人无法企及的。埃及的人均GDP只有2500美元。西欧和北美的人均GDP在4万美元左右，但埃及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精英阶层的能力绝对不逊于任何国家。
像穆巴拉克这种人所造成的损失绝对不仅仅是他们所攫取的钱财。
真正的悲剧是，使他们能够聚敛钱财的体制还破坏了其他人创造财富——不仅是为他们自己，也包括为整个社会——的机会。
如果马克·扎克伯格或者比尔·盖茨在创办新公司的时候，必须向十个官员每人贿赂100美元，就不仅仅是腐败官员索要1000美元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让腐败蔚然成风的审批过程，使得很多公司被扼杀在摇篮里。与此同时，一些有办企业潜力的人可能会选择走上仕途。如果商业总是让人受挫，政治总是让人获益，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会选择什么职业，答案不言而喻。
制度是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要知道，西德并不是因为其明智的货币政策才超越东德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宾逊在他们合著的书《国家为何衰落》（Why Nations Fail）中指出，成功的经济制度具有一个关键特征，那就是它会限制“压榨活动”，就是其他人所说的掠夺行为和寻租行为，即盗用他人创造的财富。
路易十四说：“我即是国家。”当你就是国家时，法律就成为你的工具，国家的财富都是你的。最邪恶的罪犯通常不犯法，因为他们控制着法律。在穆巴拉克、英国的斯特亚特王室和路易十四打造的社会中，财富和权力没有赋予那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人，而是给了统治者的朋友、或者为其统治提供支持之徒。
这些宫廷的举措阻碍生产性企业的发展，把人才聚集到窒息经济增长、而非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中。托马斯·莫尔爵士和奥利弗·克伦威尔或许本来可以成为伟大企业的成功领导者，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且这么做对他们而言也毫无意义。
带着点不拘一格，阿西莫格鲁和鲁宾逊认为，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是近代史的转折点。议会废黜了斯图亚特王朝，让一位荷兰商人及其妻子登上王位，成为立宪君主。这次起义为包容性制度构建了框架，将培育出一个民主社会，并限制“压榨”的权力。
执政王朝的某些朋友利用国家授予的垄断权获益，这在今天是个普遍现象。在埃及——在俄罗斯或拉美也很显著——我们看到，政客打着企业家、商人的身份幌子，他们在权力和经济上的成功，不是源于他们创造的资源和活动，而是来自他们利用自己影响力而控制的资源和活动。
掠夺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之间的区别很难界定，但在监督这条界线时必须万分警惕。在我们为自己的自由企业制度庆幸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容易受到压榨性活动的破坏。
金融领域的许多活动都具有这种特点，与那些把士兵带到约克党人或者兰开斯特党人身边的人相比，操控企业捐资给国会和总统候选人之辈只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顺应时代变迁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方法。
（摘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