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忧虑・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笋口)归返阔别了近30年的祖国。那时，祖国处在“文革”时期，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祖国故土，他看到的祖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了。几经考虑，他决定趁这次回国的机会，给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政道在写建议的过程中，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但是，他一时苦于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无法找到合适的例子。
这时，李政道的夫人秦惠(笋口)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李政道夫妇首次归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惠(笋口)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她记得，在席间，江青曾向她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说他们在十来岁的少年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并说这是一条很成功的经验，云云。秦惠(笋口)把这件事说给了李政道听，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看看他们是如何培养芭蕾舞演员的。5月中旬的一天，李政道夫妇参观了上海芭蕾舞学校。
李政道在以《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为题的建议书中，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现在不抓基础科学的建设，10年以后将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是危险。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基础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创造。李政道提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
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一同赴美国留学的朱光亚先生请来。把建议书和致周恩来的信一并交给他，请他呈报给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人大会堂西大厅的“争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议，他极为重视。5月24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首先告诉李政道，你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您的想法好不好?”
在李政道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江青就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对李政道讲话本能地显出反感、抵触和不耐烦，忍不住想“批判”他几句。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说：“50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少年的标准作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就是要有持续斗争性!理解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李政道对江青的说法未必同意，但考虑这不是原则问题就没有反驳。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16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要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江青看看会场上没人响应她，也发现自己失态和太霸气，于是，她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了牛啦!小谢，你讲啊!”
谢静宜受宠若惊应声上阵，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不知道这位“小谢”是何许人也，便直言与之相辩：“为人民服务，这不错。问题是用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也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谢静宜辩解：“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谢静宜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解，连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说：“你领会错了，他(指李政道)讲的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主持会见的周恩来总理说：“毛主席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曾讲到，一机部搞过一个41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中有些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不少都是穷苦的工人。它告诉我们(对人才问题)要破除迷信。”他接着对坐在第一排的几位科学家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李政道的建议)可不可以试验一下?”
在江青面前，科学家们知道要是吭了气必将大难临头，他们又看到江青对来自美国的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李政道都如此骄横霸气，他们哪还敢吭气。
在讲了一些与李政道建议无关的话题后，周恩来正式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周恩来还没说完，江青又强调：“我们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言外之意仍是不同意李政道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路子。周恩来则进一步明确对李政道说：“你说的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毛泽东当“裁判”
5月3日，也就是李政道夫妇拟结束北京访问的那天早晨6点钟，李政道接到一个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接见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已坐在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来了，就起立与李政道握手。
毛泽东很快切入了正题：“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
李政道听毛泽东说赞成他提出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非常高兴，担虑多天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问题有了最权威的答案。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贯彻，但是，也拖了近4年时间，其间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可谓“山重水复”。直到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方毅同志担任副总理、主持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后，贯彻落实李政道的建议的工作才放到了议事日程。这年3月，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这是我国开辟的“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是11岁。
在美国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后欣喜不已，他特地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
摘自《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