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尚义耻利”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表述，中国近代彩票借助“为诸善举”得以产生，并与传统射彩拉开距离，这正是对传统道义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签捐票，开启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业之滥觞，这不仅是近代彩票由舶来品吕宋票到本土彩票的一个发展过程，更是其时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道德价值观由“义”趋“利”变化的折射。
关键词：晚清；张之洞；湖北签捐票；官办彩票业；义利观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开始发行系列彩票。当前，彩票已然走进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然而，彩票的风行、彩票业的兴盛并非当今所独有。早在晚清时期，张之洞就在湖北创办签捐票，从而成为近代官办彩票之滥觞。尽管晚清彩票与当今彩票相距近百年，其本身也曾发生许多重大变化，但探讨近代官办彩票业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运行等问题，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这一方面可以重现中国彩票发展史上一段相当关键却长期被湮没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能为理解当代中国彩票事业提供一种历史学的视野。
一、拟办彩票的初期准备
清末同光年间，一些义赈团体出于助赈需要，仿西洋舶来品吕宋票而设“变资助赈彩票”，这被视为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萌芽。早期彩票以“为善”“济赈”为首要关怀，故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同以及官府的默许。这些助赈彩票也在赈灾济荒的“为善”之举中为自己的存在获得了传统道德文化的支持。至19世纪90年代末，广济公司经两江总督奏报并获得殊批“六年专利”，发行江南义赈彩票，标示着近代官督商办彩票的开端。
随着晚清彩票的本土化，系列彩票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而出现北洋顺直义赈彩票引发南、北洋势力对上海彩票中心市场的争夺，这一系列围绕彩票而展开的事件表明：中国近代彩票市场在晚清已蔚然成形。彩票于国人，也由19世纪70年代陌生而新鲜，发展为家喻户晓之物。各地督抚们也由先前的禁查吕宋票变而为默许义赈彩票，再到将之视为筹款之道。《辛丑条约》的签订，巨额的庚子赔款成为彩票冠冕堂皇走上前台的极佳机会。晚清彩票开设的主题也由先前的赈灾转而为善后赔款。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需赔款白银4.5亿两，连同利息共9.82亿余两。为应对庚子赔款，户部拟定的筹款办法是老一套的加抽捐税，摊派至各省。湖广总督张之洞初拟采取的应对之策是加派田捐及百货、厘金三成，但拟加赋增税之策遭遇中丞“有碍商情”的担忧，不得不另思其策。因“庚子事变”以来，民情浮动，人心未稳，各地督抚均以稳固地方治安为上策。依据户部“因时制宜，量为变通”的原则，加之前已有两江总督刘坤一禀请在上海发行彩票以应赈需的成例，故仿行江南义赈彩票便成为最简便易行的措施。而张之洞早在就任两广总督时为筹集海防军饷就曾变通弛禁闱姓，借以抽饷。因前有经验可循，所以当张之洞担任鄂督再度面临财政困窘时，通过发行其时通行的彩票来舒解财政困境便可谓顺理成章。不同的是，所办彩票的名目，则由过去的“济灾民于水火”，演变而为替朝廷“善后”的“赔款筹饷”。
其实，早在庚子赔款分派前，张之洞就已开始与各司道商计筹集赔款的各种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兴办彩票，“复传见司道各官，拟于照鄂省奏行彩票”。其行销规划则是拟将所有票纸“责成所辖六十八州县分别认销”。
对于湖北当局借故筹款艰难而思行彩票以为“补苴之计”，其时媒介不以为然。湖北当局“议行彩票”三日后，《申报》便做出反应。其“不禁遽然”，“异哉，制军之为是举也”的开篇之语，直接表明其与湖北当局议行彩票的相反立场。《申报》认为，为筹款起见，即便派捐加赋，也远比发行彩票支付的社会成本来得小，“毋宁举行田捐一事，果能得人而理，或尚且不至弊窦业生”，进而断言：
此事（发行彩票，笔者注）果成，亵政体而耗民财。即不必计及，而每月须销至二十万两之彩
票，恐当此民力凋敝之余，购之者未必踊跃。若竟责成各州县分别认销，则恃势抑勒之弊端必至
因之而起，是上未得充裕之实，而下已有烦忧之虞，迨上下俱受其亏，而其法亦断难持久。相较于此前舆论对兴办义赈彩票所持的理解甚或倡言的态度，《论鄂省议行彩票事》一文所担忧的主要着眼于彩票“迹近赌博”所造成的“亵政体”、“耗民财”，以及依仗行政力量实行官办派销可能带来的“恃势抑勒”之弊端，恐其最终造成“上下俱受其亏”。
尽管如此，筹议湖北彩票之事仍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湖北当道因筹款维艰，不得已，惟有开办彩票一法，以济急需，现饬善后局妥定章程，详核办理”。湖北彩票创设规划的工作主要由藩司瞿庚甫会同善后总局各官筹商办理。一方面，进一步确定了“鄂属六十八州县，按照地方之大小分别认销”的原则，同时，咨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各督抚，“派员如售，以广招徕”；另一方面，对究竟每月能售若干，“一时尚无把握”，只是确定了仿照江南义赈彩票章程办理的原则。随后，商务总局王秉恩（雪岑）提议创办“国家彩票”，已期“中外通行”，同时奏请通饬各省督抚“协力筹办”，“以广销路”。此举深为张之洞赏识，“以所议极为周妥”，旋即一面会商端午桥中丞，札委观察会同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岑馥庄观察照章开办，一面咨商两江总督刘坤一会衔陈奏。同时，以“彩票二字不甚雅驯”，故参照日本彩票之名，命其曰“富签票”（湖北签捐票之名便是由此演化而来，亦称“富签票”、“签捐票”）。
在王秉恩提议兴设“国家彩票”的次月，张之洞遂以《试办签捐票》上奏朝廷，理由有四：其一，其时赔款巨大，限期急迫，而又筹款维艰，舍彩票外别无他种见效之法。其二，外省、外国均有开办彩票以筹急需之款的成例可为依寻。其三，外省彩票行销湖北，查不胜查，禁不甚禁，造成鄂省漏卮严重。其四，开办彩票之举既可筹集要需，又可抵塞漏赀，虽乃权宜之策，“实存固本之义”。
一方面，张之洞力陈筹款不易、而赔款又急的窘境；另一方面，既然眼下各种彩票纷呈，无从禁止，与其坐看鄂省财源外漏，不如自保利源。更重要的是，张之洞看准了彩票具有“出资少而获利多”的特质，因此提出仿照日本富签票方式发行彩票之请。 近代以降，西方的坚船利炮已让晚清政府谈虎色变，而甲午年的中日战争，中国被弹丸之地的日本击败，天朝上国的尊严荡然无存。之后，国内掀起一股由向西洋转而求学日本的高潮。张之洞提出仿照日本而兴富签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了这一潮流。
自李鸿章死后，张之洞跃居为各省督抚的领衔地位。以张之洞为首的各省督抚请办“迹近赌博”的彩票，无疑是将清政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准行，彩票“迹近赌博”的性质与“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取向相违背，这对标榜礼教治国的清政府而言，实在是有损国体有失颜面之事。但此时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不保夕，而赔款又是联军退兵的先决条件。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选择允准地方督抚请设彩票之奏。清廷的举措表明，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大变动中，传统的“重义轻利”被现实的“重利”“逐利”取代，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观念上，一切均唯“利”是行。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此时清廷的日暮西山，不仅无力抗衡西方列强的入侵，也难以有效解决日益严峻的社会财政困境，甚至对于地方督抚大员的各项举措也是鞭长莫及，除了应允别无它法。近代官办彩票也就在这一背景下被提上了议程。
尽管获得了朝廷的允准，但张之洞视之“极为周妥”的“国家彩票”的发行计划其实毫无实行的可能。主要原因是该计划忽略了当时各地已然呈现的彩票情势：其时各省纷纷自主发行各色名目的彩票，而湖北欲以一省之力发行国家彩票，必然与各省彩票发行范围重叠，使各省地方利源受阻，从而遭遇阻力，因此实行该计划诚属万难。
二、试办州县签捐票
湖北议行国家彩票虽然遭遇困境，但黄岗县宝子年大令却是力赞其成，申请先行试办。黄岗之举得到张之洞的“深为嘉许”，命其着速回本任试行办理，“如果畅销，再于各州县设法推广”。
黄岗县首次印造6000张，分寄武汉各商家试行销售。以抵免丁漕税粮为号召，此次试办获得不错的反响，“一时间巷小民闻风感动，携赀购票，踊跃异常，迄今开办未及两旬，而票纸已售去大半”。
对黄岗县试行彩票，《申报》评论为：
前报纪鄂中虽未全省举行，而黄冈县已经试办，可见目前筹款之难，省宪亦不得已而为此急则救标之计也。……然思彩票不行则已，行则当以国家开办为是。庶各省通行，莫若画一，且同一取利于民，款项可以早办，赔偿可以早了。
若以迹近赌博有关政体，则今义赈票已奏准于前，而黄冈县又试办于后，又何必盗铃而自为掩耳哉。……虽迹近赌博，有关政体，而较格外之捐输，似尚差胜一筹。中国虽非小吕宋之比，而目前之贫弱亦不啻当时。鲁卫常则守经，变则达权，想亦中外所共谅者也。《申报》虽然还是强调彩票的负面性，但面对“国用之乏，舍取民无别策”的现实窘困，也只得表示“常则守经变则达权”。因为在其看来，以彩票筹款，尽管迹近赌博，然购彩者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均是愿者而为，不算强迫，“虽迹近赌博，有关政体，而较格外之捐输，似尚差胜一筹”。较之前次，态度明显有所转变。不仅如此，《申报》还建议如若创设彩票，主体应“当以国家开办为是”，以期“同一取利于民，款项可以早办，赔偿可以早了”，具体开办则“须仿商贾之法，票则由少而多，彩则由小而大”。
正当一切都向着有利于黄岗县试办的州县签捐票的发展之际，黄岗县却在第一次开彩过程中因涉嫌舞弊而遭遇诚信置疑：
黄冈县宝子年大令踊跃因于任事，力赞其成，于是县境首先试办。一时商民往购者颇为踊跃，不数日即销售一空。上月二十八日值揭晓之期，大令以开彩铜球尚未购到，变通办理。将号数分写竹签，令二瞽人当众抽出，不意头彩为县城某钱铺所得，是铺与县署素有往来，以致人言籍籍，虽力为剖白，众心仍不能平。大令势处两难，爰于日前束装来省向大府面陈，恐日后此票终不能于市矣。
此后，续开彩票，“购者寥寥”。无奈之余，黄岗县宝大令只得运用行政强制手段，“谕饬各绅商按户派销，闻极多有派至千余张者”。随后，更由善后局对各州县的派销彩票制定详实章程，依照缺分之大小区分为三等：
大县设票三千张，每票二串，共六千串……大县每月应解公款二千七百串。
中县设票三千张，每票一串五百，共四千五百串……中县每月应解公款钱二千零二十五串。
小县设票三千张，每张一串，共三千串……小县每月应解公款钱一千三百五十串。湖北当局利用行政力量强势摊派彩票，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发展到后来，出现情愿将得彩之款归公，只为嗣后不再认售之事：
某钱肆适得三彩，计钱一百六十吊文。店主情愿将此款归公，嗣后不再认售。地方官初不
应允，后经绅士求之再三，始蒙允许。亦可见销售彩票之难也。派销州县签捐票再次陷入、困境，加之各属也纷纷禀陈为难情形。无奈之下，张之洞只得酌情更改。思量再三，张之洞遂奏请改州县签捐为赔款捐。在奏请改设中，张之洞陈明开办州县签捐票原系“恤民之政”，本拟“籍以稍纾民困”，然却因“乡僻难以偏喻”，因而“意存观望，致形滞销”。若“行之既久，更恐相率裹足，必致有误要需”，于是，“不能不略事变通”。经“督饬”司道，最终议定“即将签捐停办，另饬州县就地抽捐以为抵补”，并将此项捐输即改名为“赔款捐”。
州县签捐票尽管昙花一现，然湖北当局议行彩票以济筹款的策略却并未因之停步。并且，当湖北当局吸取州县签捐票的经验，再度发行签捐大票时，遂有意识地尝试将行政干预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起来，以期建构起签捐票的最佳发行策略或发行制度。随着州县签捐票的偃旗息鼓，而湖北签捐大票却乘势而兴。
三、官办湖北签捐票
湖北签捐大票由鄂督张之洞札饬汉关道、商务局、税务司三家会同经理。对于签捐票的承办发行，鄂省当局起初顾虑彩票“销路难筹，不免亏折”，曾欲“招商承办”，并拟商定由向办江南票的粤商郑某承办，后因其报效数目太少方仍改由官办。1902年2月，鄂省签捐大票最终出炉，由官钱局经售，有成银号经理其事。此举开创了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业之始。一如《中外日报》所言：“湖北签捐彩票之制，盖即仿照江南、顺直等票办法。唯江南顺直等票，虽经当道批准，上达天听，而办理之权仍在商人，官不过问。湖北签捐票则由官主之，是为官售彩票之始。”时人言官办彩票，乃“事事以官法部勒之，而局面为之一变”。 湖北签捐大票的官办性质，首先表现在主事人员上。签捐总局由二品顶戴湖北汉黄德兵备道江汉关监督岑馥庄、二品衔奏调湖北差委广东候补道王秉恩负责。换言之，签捐票实则由江汉关道、湖北商务局，加之江汉关税务司共同主持操办。其不仅负责草拟章程，还担负发行的一切事项。商办者开彩时，“所司登记号码，喝彩目之人，仅公司一二小司事为之”，湖北签捐票则由总督委办司道代办其事，以示郑重，“翎顶辉煌，冠裳璀璨，遂令若辈骤增身价焉”。彩票公司主管人员的在商与在官是商办彩票与官办彩票的显著区分。以出席湖北签捐大票第一会开彩现场的官员视之：是日清晨，善后总办朱、王两观察，武昌府梁集巷太守、江夏县陈介巷大令先后莅止，藩宪瞿庚甫方伯亦命驾亲临，以昭郑重……保甲局及城守营员弁兵役分投（头）弹压。比较之下，江南义赈彩票奉两江总督奏请、殊批允准开设，开彩时也仅由该公司出面“恭请”“关道李健齐爵观察及英谳员翁笠渔、太守张柄枢口马圆通寺巡防局员刘穆庭二尹”等前往“督视开彩”。“命驾亲临”与受邀“前往督视”之间的主、被动差异，显示了彩票公司因其官办、商办属性的不同而在官方的差异对待。其次，市场经销中的行政介入是湖北签捐彩票官办性质的又一表现。官办性质的最大特点是行政权力决定一切，这不仅表现在人所周知的企业内部经营的封建官僚性上，而且在于其产品市场的行政化。地方官权力的大小决定着产品销路的广狭。企业主办者势力范围所及之处，尽为其所属企业产品的当然市场。官方甚至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强迫人们接受，签捐票也不例外。为确保销售，张之洞命令全省各府州县建立彩票承销网点，又令各地将彩票的销售情况列入当年地方官政绩考核之列。在城市，签捐“不独按店挨售，凡光景稍丰者，差役必强令多购数张，违则架词拘入衙门”；在乡间，“有勒令绅士认销，由绅士劝派乡民购买之事，又有差役送票收钱籍端需索之事”。更有甚者，据《中外日报》报道称：“闻湖北文武各官俸银现已改章，一半给银，一半给彩票，各衙门各种衙署发放书吏工食亦照此办理，银票两给。闻营兵月饷初亦拟半给以票，而各兵以营规不准赌博请仍给银，故未将票搭放。并有某县令以所领彩票未能售完，即出示劝谕百姓购置彩票，而该县所辖境内亦有耶稣教民若干，官将彩票交一华教士嘱其转售于各教民。”此实为依仗行政之令以保签捐票行销的官方强制之举。
彩票经营可以采用官办，但彩票的销售单靠行政力量是不足以维系其发展的，湖北州县签捐小票即为前车之鉴。在逾越了行政势力之外的市场领域，就不是湖北签捐当局可以凭借官方行政力量可操控的了。因此，除了依仗官方势力扩充市场外，签捐票的行销更多还是依靠市场运作与发行策略来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并获得长久发展。
首先，充分利用近代报刊媒体的广告宣传效应以扩大签捐票的知名度。较之江南义赈彩票、顺直义赈票以及山东胶州皇家印捐彩票，湖北签捐票起步较晚。在各省彩票纷呈的市场中，为了能挤进原本已十分拥挤的彩票市场并进而占得一席之地，签捐票当局充分利用近代报刊媒体的广告宣传作用，不遗余力地在《申报》、《中外日报》乃至《大公报》上作文章，打广告，广为宣传，并选择在通衢“遍贴章程，以供众览”，使签捐票能在短时间内为大众所熟知，促进销路旺盛。
其次，确保彩票发行以及开彩的公信力。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信誉是彩票销售的关键。其时颇具规模的彩票公司大多为昭诚信而予以特意声明（有的是集巨资先行存储，有的是延请素有声望之士督视开彩）。湖北签捐票发行伊始，因其为官办彩票及较优厚的开彩章程，很快吸引了购买者的兴趣，争先恐后，竟有“不远数百里而来者”。这于签捐票而言，是个不错的开局。但签捐票却在第3会头彩开彩时，发生了严重的舞弊事件。据《中外日报》报道：“前月二十五日，为签捐票第三会开彩之期，藩阜及关口等均至某会馆监督开彩。至午刻始报三彩，鸣炮致贺时各官正在后台午餐，某同事将袖内号码揭出，报称头彩，旁观者以未用机器取出连呼有弊，一唱百和，几欲酿成事端”。事后调查结果，实乃摇彩之广东人借摇彩之机屡次舞弊被人告发。在依仗彩民信任度获取市场的情况下，这对开张伊始的签捐票而言，无疑当头一棒。张之洞深为震怒，下令不仅停发第3会头彩，并处死两名摇彩的广东人。惩罚如此之重，主要在于确保签捐票为官方所办的公信力。纵观签捐票发行始终，湖北当局均极重视对其公信力的维护，这极大地保障了签捐票的销售市场，故而很快入掌晚清彩票市场的龙头地位。
再次，实行对经销商释放利多之优酬的营销策略。经销商在彩票销售环节中居关键地位，因为发行彩票的签捐总局、分局仅负责批发，并不经营零售业务，所有彩票均透过零售、批发商来承销。因此，要推出签捐票首要的一步就在于得到经销商的认可。在发行初期，签捐局采取对经销商释放利多之优酬，以期建立、获得稳固的经销商群体。针对其时江南义赈票大多给予经销商九五折批得彩票，签捐票遂以九二折价格从优。一开始，彩票商以迟疑态度试售签捐票，“初虑官局官办，上下之情或有阻隔”，然试销之后发现，“官派事事秉公，商情允洽”，且“屡次加票，而票价日高，吾等稍获盈余，以资弥补”。故票商均乐于承销。事实证明，签捐总局所采取的高折扣、批价从优的策略达到了预期实效。此后四川彩票公司在禀陈川东地区销路不畅的原由时，认为关键就是当地彩商因湖北签捐票批价从优因而更愿意承销，“湖北彩票章程扣头较重，领票之家叨光较多，且呈缴红票又有扣头，若得大彩，买票者既有奖资，承领者亦有幸口。我辈鬲人惟利是图，肯舍多就少？”
正是通过以上策略，签捐票后来居上，呈领头之势。其重要标志则是，签捐票发行之初，是仿行江南义赈票，而其后代江南义赈票而兴的南洋筹捐官彩票，反以签捐票为仿行对象。以此为开端，陆续开办的大小彩票均唯湖北签捐票马首是瞻。稳定增长的发行量以及长期累积的公信力使签捐票成为晚清发行最久、规模最大的官办彩票。由此，湖北签捐票的创设也成为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业之滥觞。
四、结论
晚清彩票是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从社会言之，其“迹近赌博”而有违“重义轻利”之传统道德价值观；而作为“为诸善举”“以济赈需”，或是弥补财政困窘的手段，近代彩票又受到不同阶层甚至是当局者的青睐。故中国近代彩票从诞生之日起，便处在传统社会道德与近代市场经济功利性的双重壁垒中，二者相互牵制而形成的平衡使得彩票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获得认同。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彩票就会因其“迹近赌博”的特性而弊陋丛生。
由官府直接开办“迹近赌博”的彩票，无疑是对晚清社会道德价值标杆的直接冲击。这一方面是近代社会传统“尚义轻利”道德价值观向“尚义重利”转变的折射；另一方面，更是晚清王朝衰败、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挽救社会困境的反映。其时的晚清王朝库储空虚，罗掘俱穷，四面楚歌，对于“苟有能筹及经济问题者，往往一言甫入，立见施行”。晚清政府的衰败注定其无力引导彩票这“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新生事物在社会与经济的互动中寻得良性的两全之策。到了现代，随着现代政府对彩票的公益性的引导与规范管理，彩票方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责任编辑：桂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