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海外投资的资本分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中国跨境收购的失败率比较高，海外投资过程中还缺乏驾驭风险的能力，更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投资保护“阻碍”
这或许不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第一次被狙击，但也绝不是最后一次。
已是夜幕浓重的京城，来自中海油负责海外市场开发的饶拥军坐在茶间，落地有声。外面正是车水马龙的京华夜色，此时此刻，饶拥军在海外的同事们或许还在疲惫地谈判，但再谈也无益，就在此前，中海油收购尼克森之路再次遇阻，继遭到美国国会议员阻挠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之后，加拿大政府将审批中海油收购尼克森申请的期限再次延长了一个月，这让饶拥军的同事们颇为郁闷。
他们惹到了谁？
确切地说，或许他们并没有刻意地去招惹谁，而是当他们走出海外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此后的路途不再平坦。
步履维艰
2012年7月23日，中海油宣布以每股27.5美元现金作价，收购尼克森公司的普通股，交易金额为151亿美元。目前已获尼克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如获加拿大政府批准，这将是中国最大金额的海外公司收购案。
但据公开报道，加拿大总理哈柏出访印度前，曾指出加拿大应该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加强与亚洲各国经贸往来，吸引外商投资，并以保障加国资源经济为首要考虑。但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保守党国会议员透露，由于保守党素来反对企业国有化，加上对中国长期不信任，以致中海油收购计划引发保守党内部矛盾。即使中海油通过审批，相信问题仍然会导致哈柏左右为难。
由于新民主党仍然反对收购计划，民意对计划倾向反感，商界亦存在分歧，以致联邦政府的决议需要顾及公众反应。虽然中海油为释除政府疑虑，已承诺维持公司管理于加拿大、保证于多伦多交易所挂牌上市、遵守社会责任、遵循投资计划行事及将总部设于卡加利，但相信谈判仍然会继续。
“其实，加拿大政府也很纠结。”中海油工程建设部高级主管常青林表示，一方面，由于该项目涉及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多地资产，加政府不能只顾自己想法，还要看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脸色”，且加拿大国内也有很多政治利益纠纷，一些保守派、右翼派对中国并不友好；但另一方面，“页岩气革命”使美国基本实现本土油气自给，不需要再依赖加拿大的油气进口，加拿大亦急需找到新买家。“多股力量交锋，其内部也是争论不休，延长30天也是为了缓冲。”
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随着经济总量加速扩张以及对资源和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加，加上国家实现内外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从传统的商品出口发展到海外上市和海外建厂，再到大规模的海外并购，进入积极主动进行全球战略布局的新阶段。
继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海外投资的资本分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中国跨境收购的失败率比较高，海外投资过程中还缺乏驾驭风险的能力，更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投资保护“阻碍”。
事实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率一直高居全球之首。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不乏夭折或流产的案例。中海油以185亿美元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折戟，牵动全球神经的中铝195亿美元注资力拓交易“夭折”，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悬崖撒手，中投公司投资黑石大摩至今巨亏，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终究是一场错误的牵手，腾中收购悍马上错花轿，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吞苦果，三一重工收购德国“大象”陷入了质疑门等等。
在饶拥军看来，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面临以下障碍：首先，发达国家法律环境相对严格和健全，如国家安全法、反垄断法、证券法与环境法等，有海外并购意向的中国企业是否能够正确解读当地政策法规，这对企业及其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其次，国内具备国际化视野及具有参与运作跨国大中型并购交易的专业型人才相对匮乏。第三，语言及文化的差异也是海外并购交易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各国语言文化之间的隔阂，使得中国企业无法与外国企业、媒体、政府进行正确有效的沟通，导致并购过程复杂化。
风险重重
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危险，大体可以划为政治监管风险、市场社会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其中首要的是政治风险。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投资贴上政治化的标签，而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资源民族主义也在抬头，致使我国的海外企业受阻。“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很难置身事外、全身而退”。
此外，缺乏对国际经济形势和目的国的深入了解，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化经营意识等也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不小的市场风险和管理经营风险。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美国历年直接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相当于各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的1‰，仅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0.1%。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日前撰文指出，截至2011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67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美投资不足3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而中国直接投资在美国仅排第25位。中国对美国投资总量占美国吸收外资总量不到1%，差距悬殊。
“我们只关心投资项目中是否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因素。”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林不久前表示。
早在1988年，美国就成立了由财政部部长亲自挂帅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并颁布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之后又在此基础上颁布了《埃克松—弗洛里奥（Exon-Florio）修正案》，规定如果外国企业并购美国公司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CFIUS有权进行审查，并有权拒绝。
“一直以来，但凡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都是美国限制的投资领域。特别是针对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朝野的态度非常统一，那就是限制。因此，诸如能源、通讯等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领域，必定会受到美国政府的‘特殊关照’。”曾丹烁指出。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企业没少因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被美国政府拒之门外。而出手拦截的卫兵，要么是CFIUS，要么是美国国会。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熙瑜表示，不仅中国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美国也在向实体经济回归，在两国未来的贸易中，高新技术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将是绊脚石最多的领域。美国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原因之一就是其在全球技术领域的领先，所以保护本国的科技含量是美国人不变的观念，美国比较抵制他国进入到其科技领域里投资，因为共享技术会让美国随时失去行业内的话语权。
为了不让外国产品损害本国市场，美国设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委员都是总统亲自任命，专门负责调查外国产品是否涉及倾销或补贴，是否对专利、商标或版权有侵权行为等。据统计，2011年，ITC共发起“337调查”69起，其中涉及中国企业的26起，占调查总数超过1/3，原因均为专利侵权。
美国人可能已经发现，明目张胆地“双反”总会遭人诟病，不如打着“自由和公平”的旗号来得冠冕堂皇。2012年2月，美国正式成立跨部委贸易执法中心（ITEC），其使命是“大力监管并执行 WTO协定所赋予美国的权力”。据奥巴马称，这个组织将“整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财政部及情报部门等一切国家资源”，用于“调查和打击全球各地不公平贸易行动”，并特别提到了中国。
李熙瑜认为，在WTO框架下强调不公平贸易已经成为美国新的手段。美国认为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拥有政府背景的国企，和自己并非处于同样的经济地位。
“去年我们和国家发改委去美国兰德公司考察，对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国企什么时候改革？”李熙瑜指出，随着美国开始更多地强调不公平贸易，美国的目光不仅只停留在贸易的层面，且已经深入到中国国内企业改革当中。如果美国认为该企业有特殊的补贴政策，就会逼迫该企业改革，否则就以不公平贸易为由，拒绝这些企业进入美国。
“按照这个趋势，未来进入美国最困难的将是国有企业。”李熙瑜表示。
“走出去”要更为灵活
在一些专家看来，中国企业出海，优劣势并存。优势在于：目前中国大部分资源类企业效益不错；中国外汇储备充足，银行也较乐意支持资源类跨国并购，中国企业比国外同行能得到较宽松的融资支持；经过多年积累，中国资源类企业在勘探技术、专业判断水平上已比较先进；中国在开采成本方面有优势，能够产生协同效应。
而劣势在于，中国企业不像许多跨国企业那样在资源地缺乏本土化力量和长年运营经验。尤其是一些绿地项目（即仅拥有相关资源开发权，需要从头开发、建设并解决基础设施配套才能获得产出的项目），需要处理好当地社区关系，注重环境保护。由于把握不好，不少海外项目出现了延期和成本上升。
“其实，不妨借鉴一下日本经验。”李熙瑜指出，日本企业就比较“讨巧”，他们通常不直接出面收购资源，而是给收购企业提供贷款、物流，掌握销售渠道，从而在“幕后”达到实际掌握资源的目的。比如，三井物流作为巴西淡水河谷的最大物流合作商和小股东，掌握了后者卖铁矿石的物流路线，因此其施加的影响一点都不亚于淡水河谷的其他大股东。
“此外，日企会在资源所在国建立很多加工制造企业，利用当地人力资源，并在当地销售，这也受到当地的欢迎。目前中国企业虽然在努力这样做，但在资源当地的雇佣人员还是有限，仍主要为中国的劳务输出、原材料输出和贷款输出。”他称。
“在海外光买下资源也并不一定安全，且初期成本较高。几乎所有油气生产国都发生过对外国公司当地油气资产的强制国有化事件。‘抢占资源’这样的思维是不是有点老？我觉得，中国企业未来海外资源并购还要更加灵活、更多样化一些。”他说道。
当国外知名企业进军中国市场时，他们往往很喜欢的一种战略就是“本土化”。对于立志进军海外市场的中国名牌代表企业来说，要最大限度地避开国外市场的“歧视”和“阻力”，本土化同样十分重要。
有专家认为，中国名牌企业应该摆脱海外拓展中的单纯卖产品模式，淡化中国背景，融入当地，加强海外本土化战略，如人才本地化，吸引海外人才加入。另外，还应该生产本地化，在当地设厂；名称本地化，给自己取一个本地化的名字；甚至可以与本地企业合作共同开拓市场。
作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案例之一的联想，应该给出了很好的样板，通过并购老牌PC品牌IBM相应的业务，取得通往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通行证”，成功避开国外市场惯用的“歧视”手法，然后通过本土化经验模式，打入世界各地市场，据美国调查机构IDC调查数据显示，如今联想已经成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PC品牌，成为中国名牌在海外的典型代表。
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发展国际化经营，必须要转变理念、转变方式、转变形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合作供应、承担社会责任。坚持以合作为主的方式，坚持人才国际化和用工本地化，切实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规避最大的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的偏见不攻自破，才能证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仅是商业化的，而且是共赢的商业化投资。
中海油工程建设部高级主管常青林提出三点防范风险的建议：第一，在政府层面，应着手建立相关的法律保障机制，应考虑制定中国《对外投资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其次，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指导和监管的力度，预防无序和盲目。同时，政府要努力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各种保护和支持，要切实维护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正当权益。
第二，在市场和中介组织层面，可以探索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充分利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平台，解决境外投资融资难等问题。要大力发展金融、法律、外语、咨询等现代高端服务业，加强商协会等中介组织建设，要倡导我国的企业将争议在中国涉外仲裁机构仲裁，避免境外仲裁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合作的不利影响。
第三，在企业层面，要引导企业不断地提高跨国经营水平，要从企业经营管理的源头出发，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科学、理性、冷静地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国际化模式，开展多元化的合作方式。建立完善企业内部风险控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