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的当代音乐_一言难尽小曼

  在古典音乐迷中,我可能是个异数,因为我还热衷于听当代音乐。虽然绝大部分的当代音乐让我失望,但只要有现场聆听的机会(这方面的唱片不多),还是会去听。音乐属于文化的范畴,我是从文化意义上去了解当代音乐的(从总体上来说,目前还谈不上欣赏或愉悦)。不久前,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第四届当代音乐周,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前去聆听了几场主要音乐会和讲座,结合平时对当代音乐的思索,想从一个爱乐者的角度,谈些个人的认识和体会。
  在上海音乐学院迄今为止举办的当代音乐周中,这次的第四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要表现在:汇集了当代国际著名的作曲家作品,如美国的约翰·凯奇、希腊的亚尼斯·泽那斯基、法国的热拉尔·格里塞(Gérard Grisey)、英国的布莱恩·芬尼豪(Brian Ferneyhough)、中国的谭盾,等等;演奏这些作品的,也是当今世界乐坛最擅长演奏新音乐的加拿大蒙特利尔新音乐团、荷兰新音乐团;音乐周举办期间,还有多场颇具分量的讲座。
  先说约翰·凯奇的《有声与无声》专场音乐会。约翰·凯奇最出名的大概就是他的无声音乐《4分33秒》,我在现场看到的是(音乐从来都是用耳朵听的,现在却要用眼睛来看):舞台上一边是一架钢琴;一边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杯水,桌子旁竖着一架乐谱。
  美国钢琴家托马斯·罗森克莱(Thomas Rosenkranz)走上舞台,向听众致意后,在桌子前坐下,将乐谱翻到“1”(意为第一乐章),静默。过了一会,将乐谱翻到“2”,静默。再过了一会,将乐谱翻到“3”,继续静默。又过了一会,他将谱子“3”取下,在桌子上折叠成一架飞机,抛向听众,然后将桌上的一杯水慢慢喝完,站起,听众鼓掌。这就是《4分33秒》的表演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场内有拍照声、扭动座椅声、咳嗽声……
  这是《4分33秒》的创新版,主要是增加了表演的成分。最原始的演出是钢琴家坐到钢琴前,打开琴盖,默坐4分33秒。凯奇想用这样的表演方式告诉人们: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应该被剔除,生活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无声中包含着有声。说得似乎有理,然仔细一想,这仅是一种哲学理念。艺术和生活怎么可能会是一回事?如果艺术等同于生活,人们还需要艺术吗?艺术还有存在的理由吗?如果《4分33秒》也算是音乐艺术,那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音乐家?
  第二部作品是凯奇的《为预置钢琴而作的奏鸣曲与间奏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包括十六首奏鸣曲和四首间奏曲。所谓预置钢琴,就是在现成的钢琴中装塞进螺丝钉、木片、纸片、塑料片等杂物,以改变钢琴的声音,达到作曲家所需要的音响效果。据说,为演奏凯奇的这部作品,复杂的钢琴调制花了两三个小时。凯奇的音乐深受东方影响,这部钢琴作品以印度尼西亚佳美兰音乐为特色,“试图表现印度传统文化的永恒感情:英雄、奇妙、欢乐、悲伤、恐惧、愤怒、厌恶,以及他们对安静的共同爱好。”凯奇“注重的是在钢琴预置后产生的打击乐的音色,充分表达它的陈述结构和整体曲式结构的逻辑性,以及特殊节奏和各种预置音色的组合特点。”应该说,这样的音乐阐述基本达到了目的,但音乐的可听性、美感度和感染力显得一般。美国钢琴家托马斯·罗森克莱在演奏时,不断有人退场,好在他也许已有心理准备,情绪没受什么影响,约用一个小时弹奏完了这部作品。相比《4分33秒》,它总算发出了声音。
  谭盾与荷兰新音乐团专场音乐会,都是他前期作品(1987—1997)。谭盾的口才非常好,对自己作品的讲解生动风趣,不亚于职业演说家。比如对《距离》的解释:三件乐器(短笛、竖琴、低音鼓)平时在乐队中仅是音乐色彩的配角,就像中国音乐在世界乐坛的地位,现在让它们在演奏中既有独奏,也有重奏,既有无调性音乐,又有中国湖南民歌的元素,这样既缩短消解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的距离,又表明中国音乐也将在世界乐坛占一席之地;比如为拨弦钢琴与十种乐器而作的《协奏曲》,是用约翰·凯奇的英文名字(Cage)的拼写,作为音乐动机展开,这四个音在声音表现上又很有东方色彩(说明凯奇与中国有缘)。把钢琴放在舞台中间,其他乐器围成一圈,就如童年时孩子们围在一起猜谜、玩耍……还比如《秋风辞》中与《易经》的关系、《六件乐器的协奏曲》是如何受到中国民间猜拳启发的……联想到以前看到的《水乐》《纸乐》等等,谭盾的聪明才智在音乐形式的表达上可谓是无所不能,左右逢源,他甚至在《圆》中还加入了与观众的人声互动,起到了很好的现场效果。但整场音乐会听(看)下来,除了演出形式比较别致有趣,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深刻鲜明的音乐形象和内涵。临场观看的效果大于聆听效果。耐人寻味的是,谭盾在解释《圆》时说:有一次他在希腊听到一首公元一世纪左右的古希腊灵歌,即刻被深深感动,《圆》正是受此启发而作。在这首作品的最后,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旋律。音乐会结束后问谭盾,他说,这段旋律就是那段古希腊灵歌的旋律。个人感觉这恰恰是整场音乐会最动人的时刻。
  比较而言,由加拿大蒙特利尔新音乐团演奏的希腊作曲家亚尼斯·泽那斯基《科学与音乐》专场音乐会,是此次当代音乐周中最动我心的。泽那斯基命运坎坷,又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大师,音乐是出于兴趣自学的。他的音乐强悍凌厉,个性鲜明,创新与可听性结合得比较好,为八位演奏家而作《阿纳客托利亚》、为打击乐和十三位演奏家而作《啊,梅加》、为十三位演奏家而作《瓦格》、为十四位演奏家而作《塔兰》,尤其是《艾库尔》弦乐三重奏,博得观众热烈掌声和喝彩,这是我在听新音乐时很少见到的场景。
  在本届当代音乐周中,最受热捧的是英国作曲家布莱恩·芬尼豪,据说他在西方有不少粉丝,但争议也很大,有许多演奏者拒绝演他的作品,因为实在太难,这从他的专场音乐会的标题也可看出——《复杂与表现》。音乐会的曲目有:为双簧管和钢琴而作《花腔》,为钢琴独奏而作《定理、记号、警句》,为低音管独奏而作《时间与运动的研究I》,为短笛、双簧管与单簧管而作《三件乐器的对位曲》,为八件乐器而作《伊卡洛斯的坠落》《归来的西西佛斯》。
  如果看作品的解释,那简直就像看严密的科学论文,我已没有耐心哪怕是抄录其中的一段。音乐研究创新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音乐会演出中,有专业音乐工作者退场;也有作曲家表示,这是很高级的音乐,从中听到了新的声音表现。而以我还不算是保守的耳朵听来,这些音乐仅仅是像数学计算研究出来的各种音响。如果这就是最高级的音乐,那么人类看来真的是要换耳朵了。   从音乐发展来看,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到浪漫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每个时代和阶段的音乐都在发生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基本还是在调性体系范围内的。虽然瓦格纳和马勒已经走到边缘,开始动摇这个体系的砖砖瓦瓦,但主体的“钢筋水泥”依然矗立。给予颠覆性致命一击的是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世界乐坛从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五花八门、争奇斗艳、层出不穷的各种创新实验,虽然看上去风光无限,但同时显得无序、无标准,人们难以区别严肃创新和胡来。所以一百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看似热闹的当代音乐,(大部分)却离音乐爱好者越来越远,几乎成为了作曲家个人的“科学实验”或专业小圈子中的话题。
  曾听某著名演奏家说,他演奏一位作曲家新作的世界首演。作品中大量的都是技巧艰深的无调性音乐,但也有几段很有美感的动人旋律。首演完后,演奏家问作曲家:“你在作品中为什么不多写些很有美感的动人旋律?”作曲家回答:“如果这样,以后就没人委约我写新作品了。”
  据说,目前在世界乐坛有教皇级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势力,他们控制着各基金会,要求在委约作曲家写新作时,一定要用全新的音乐语言。至于这样的音乐是否能让观众接受,另当别论。也就是说,“新”是唯一。不写“新”的音乐语言,对不起,拜拜。这就印证了上面那位作曲家的回答。
  音乐艺术当然应该变化、发展,所谓与时俱进;但这样的变化、发展应该是渐进的、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唯“变”是变,唯“新”是新,并不符合真正的艺术规律。在参加本届当代音乐周期间,我曾采访过几位作曲家:“既然观众喜欢听有调性有旋律的音乐,当今的作曲家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难道调性音乐已经完全写完了?难道用调性就写不好音乐了?”作曲家回答:“从理论上讲,调性音乐没有写完,但现在的作曲家不可能再去写调性音乐了,这样个性不突出,显得你无能,也没有人会委约你写新作品。”
  这就陷入一个怪圈了。就好比食客喜欢吃的菜,厨师不愿意做;厨师津津乐道的菜,食客不要吃,甚至嗤之以鼻。这也许就是当代音乐与听众之间的纠结与无奈。其实,从作曲难度上讲,写听得懂的音乐比听不懂的音乐要难 ——画鬼容易画人难。
  在本届当代音乐周,中央音乐学院的周海宏作讲座:《什么是音乐?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周先生说,凡是符合以下几点的,才能被称之为音乐:一、声音是基本的材料。二、是经过人类创造加工的。三、满足人的听觉感性体验(是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四、其结构样式具有感性的统一性、有机性,有序性、丰富性。
  周先生由此断言:凯奇的《4分33秒》不是音乐。我完全同意周先生的观点,并感佩他不畏权威的胆识。其实,凯奇的老师勋伯格当初就说过,凯奇是个发明家,不是作曲家。这就有意思了,新音乐的祖师爷不欣赏新音乐的继承者,这本身就说明了新音乐创作中所存在的无序、无标准。目前,当代音乐创作的最大盲点可能是:将音响混同于音乐。音响不是艺术,天籁之音也不属于艺术,只有如周海宏先生所阐明的经过创作的音乐,才是艺术。人们欣赏音乐,是因为欣赏音乐艺术的“感性的统一性、有机性,有序性、丰富性”。
  据说,有不少新音乐听觉很差,但谱面很好看,曲式很有逻辑性和科学性,有一种仪式美和建筑美。因此就有作曲家说,听众听不懂,是听众的问题,曲子本身是很美的。这就更离奇了——音乐从来是让人用耳朵听的,现在却要耳眼并用。如果这也叫创新,那么以后的绘画岂不是要让人用耳朵来聆听了吗?
  当然,当代音乐中也有让乐迷动心者,如阿沃·帕特(Arvo P?rt)、古拜杜琳娜、潘德列茨基、施尼特克、坎切利(Giya Kancheli)……但这样的作曲家在当代实在是太少、太少。
  音乐需要探索,需要进步,但归根结底是要让人听的。马勒的音乐经过几十年后,如今在全球盛行,证明他的创新是成功的;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已经一百年了,但依然只是存在于教科书中。这两个典型应该为所有后来者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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