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转折点。因为这两个时期，在中西方文化巨大撞击的相似时代背景下，中国发生了重大而急遽的社会变革，由此而导致的两个时代先后发生的“文化暴动”与“艺术突围”，直接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新质。作为分别处在新旧文化交替的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先锋，鲁迅和王小波各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辟，重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篇章。他们在迥然相异的两个时代文本里所表现的相似时代原型意象、主要人格及其关系特征和文化批判精神，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得以一脉相承。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王小波的文化批判和精神高度最接近鲁迅，他们的文学精神正启迪着新一批文化觉醒者思考和开创“新千年文学”的伟大梦想。
一、“铁屋子”与“黑铁公寓”：两个时代镜像的奇妙重叠
20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有感于文艺启蒙对于国内愚昧民众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弃医从文，集毕生精力批判“国民性”。20世纪末，王小波留美回国后，放弃经贸教学转向文学创作，解构传统文化。虽然处于不同时代，但两人都在同样保守与革新角力的文化语境下，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在严酷的文化语境中，如何才能冲破思想的樊篱、毁坏铁屋，将沉默变成充满力量的呐喊?内部的改良行不通，便唯有借助外部的力量，借助另一种别样的话语体系了。20世纪的两个不同时代，医学和经济都不能铲除中国专制文化的病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仍然是改造传统文化思想的问题。因此，鲁迅和王小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眼世界，“别求新声于异邦”。
20世纪初，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新青年》初创时却颇为冷清：“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为了引人注意，刊物的内部同仁甚至唱起了双簧戏。在这种“铁屋子”般寂寞的氛围，鲁迅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情开始为《新青年》作文呐喊：“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由此，鲁迅文本开始出现了闷杀世人的“铁屋子”时代镜像。
铁屋子时代，老中国儿女们不但在肉体上要直面疯狂的战争、赤裸裸的残暴和血腥的屠杀，精神上还要承受几千年专制文化思想的奴役。铁屋子不仅扼杀人的生命，更要杀戮人的灵魂。因此，在这个时代，鲁迅以笔代枪，大声呐喊试图破坏铁屋。然而，他和自己文本里的“狂人”们一样，尽管在“铁屋子”里呐喊、启蒙，但面对麻木的阿Q们和固若金汤的文化铁壁，终归为失败者，因为几千年传统文化铸就的有形和无形的“铁屋子”实难一时打破。
大半个世纪后，作为铁屋子里“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之一，王小波不但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宣告了自己的“不再沉默”，而且在《黑铁时代》里，寓言般地刻画了20世纪初“铁屋子”里呐喊者的现代境遇：因为有学问、聪明，特别容易犯思想错误，知识分子在“黑铁时代”都被关进了“黑铁公寓”，他们“享受”着时刻被监控的待遇——住在安装了监控器的黑铁公寓里。即使在出门时，他们要么是脖子上被锁上铁链，要么是手上被戴上拇指铐。实际上，由于长期的精神禁锢与扭曲，负罪意识早已深深地刻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里。他们自觉地“受，虐，”以消除内心深处的负罪感，从而成了黑铁时代里的顺民。正如奥威尔在《文学与极权主义》中所说：“极权主义除了废除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候闻所未闻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除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从“铁屋子”移居到“黑铁公寓”，我们也自然从文化专制时期进入到政治集权的“黑铁时代”了。
如果说鲁迅曾生活在一个外敌入侵、内战频仍、礼教吃人、政府残暴、国民愚昧的悲惨时代；王小波则曾置身于另一个辨不清真实还是梦境、认真还是游戏、乌托邦还是梦魇、爱还是残酷的荒诞模糊的世界。铁屋子时代还可以启蒙，鲁迅可以在无物之阵中呐喊，即使有时感觉彷徨，他还是以决绝的姿态反抗绝望；而在黑铁时代，王小波则竟至于无可措其手，连真正的战争都不可得。因为一切不合常情都在爱和理想的神圣名义下被抹杀，启蒙的声音刚要发出，肉体就已经被消灭了。在更沉默、更严酷的黑铁时代，一切战斗、胜利和失败都成了神圣话语下的泥人游戏：“我们根本就不是战士，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泥人——忽儿被摆到桌面上排列成阵，形成一个战争场面；一忽儿又被小手一挥，缺胳膊少腿地跌回玩具箱里。但是我们成为别人手里的泥人却不是自己的责任。我还没有出世，就已经成了泥人。这种事实使我深受伤害。”既然如此，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只能拥有另一种生活的指望。那么，面对不断轮回的不可改变的人类生存困境，鲁迅选择了“呐喊、战斗、彷徨”后近似于虚无主义的“反抗绝望”，王小波所做的便只有无止境的精神游牧和思想逃逸。因为，无论是“铁屋子”还是“黑铁公寓”，对于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都不过是活人的坟墓或监狱。
在福柯看来，空间隔离与权力规训之间早就存在一种同构关系：“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军营等，都是空间分割与规训的场所。关键是，都是权力和压迫的场所。”福柯甚至把现代规训社会形容为圆形监狱，在这样的监狱里，人们时刻感到被隐秘地监视，久而久之，他们就在惶恐不安中自己成了自己的狱卒。他们为权力话语的规章制度所驯服，自觉地替统治者审察、监控自身，自觉自愿地“愚昧”化，终于遗忘自身的存在，丧失个性，沦为对社会运转有用的机器零件。
在这样的无形监狱里，理解并接纳尼采、福柯思想的鲁迅和王小波都不相信绝对永久的乌托邦太平。尼采说：“爱短暂的和平甚于爱持久的和平。……我劝你们不要和平，而要打仗。”福柯也赞成永久性的、分散的反抗。鲁迅说：“锥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王小波则自况“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永远反抗和逃逸生活的设置。尼采把酒神式的悲剧抗争精神与战士的大笑杀戮合而为一，福柯把生活美学式的精神超越与对权力的现实反抗合而为一。尼采与福柯的渊源注定了王小波与鲁迅的相似：他们乃是生长在不同却类似的时代环境中，用不同的方式大笑并斗争的生命和自由的斗士。 如果说，鲁迅和他文本中的“狂人”们是“铁屋子”里的呐喊者、启蒙者、失败者，那么，王小波和他文本里的“王二”们就是“黑铁公寓”里的出走者(呐喊没有回应)、戏谑者(正面启蒙没有效果)、边缘者(失败后没有出路)。作为民族魂与自由思想家，20世纪初鲁迅在“铁屋子”里发出的呐喊，与20世纪末王小波在“黑铁公寓”里的“不再沉默”遥相呼应。在中国文学20世纪的两端，他们的创作贯穿了最伟大的时代主题，他们所创造的“铁屋子”与“黑铁公寓”的时代原型意象，是同一个世纪两个不同时代里奇妙重叠的历史文化镜像。
二、狂人、阿Q与王二们：
两个时代的人物关系及其人格的同构性
相似的时代语境所催生的“铁屋子”和“黑铁公寓”两个同构性时代原型意象，为鲁迅和王小波展示了20世纪中国“专制集权”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国民性人格，提供了最为恰当的叙述背景。因为“铁屋子”和“黑铁公寓”的意象意味着专制时代监狱般的真实生活环境。
生存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鲁迅惊讶地顿悟出，中国历史原来是吃人的历史。几千年传统文化铸就的铁屋子像是一个血盆大口，生存在里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吃与被吃的关系。无论是少数的清醒反抗者如狂人、夏瑜等人，还是大多数麻木的阿Q、华老栓等看客们，最后都不过是文化口腔里的食物而已，都无法逃遁自己被吞噬的宿命。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一书中说得很形象：“牙齿是口腔的武装部队，而口腔则是一个直往下之处，乃所有监狱的原型。任何下去之物都失去影踪，而在许多情形中还是活生生地进去的。血盆大口之随时地在等待猎物，而且只要轻而易举地一关闭就永远地将猎物关进，凡此种种都令人想起一座监狱之最可怕的特性。”
同样，在王小波的文本世界里，无论是反讽的现实世界还是重构的历史碎片，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像在监狱中被规训着。如果说在《黄金时代》的“文革”回忆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当代乌托邦闹剧——当代噩梦的话，那么，我们在《青铜时代》的新历史主义想象中，看到的则是历史与现实交融、古今混为一体、滑稽虚构的历史拼盘(历史乌托邦)——历史旧梦，在《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的反乌托邦想象中，我们又看到了想象未来的寓言式乌托邦——未来噩梦。三种梦幻的可怕感觉都源自于监狱般的历史和现实处境。
由于生存时代文化语境的相似性，鲁迅文本的“铁屋子”内和王小波文本“黑铁公寓”里的人物关系和人格特征也显示了极大的同构性。在“铁屋子”的世界里，明显存在着一个“吃人者与被吃者”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吃人者不光是压迫者(专制权力的实施者)，被吃者有时候也无意中充当了吃人者的角色(文化礼教的认同者)，如阿Q、祥林嫂和华老栓们。他们一方面是专制文化的牺牲品(被吃者)；另一方面又是专制文化的维护者(吃人者)，作为吃人(杀人)场景的围观者和看客，他们其实也间接参与了对狂人、夏瑜和自己的迫害。因此，作为单纯的被吃者，“狂人”觉醒之后立即发现自己势孤力单，无论亲疏老少和贵贱，大家一律“睁了怪眼”与他作对；当夏瑜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时候，不光看管他的狱吏斥骂他大逆不道，就是茶馆里的老老少少也都异口同声地怒斥他说的“不是人话”，立即宣称“他疯了”；吉光屯的“疯子，”试图要吹灭长明灯，于是引起公愤，有人想打死他；更不用说力争自由恋爱的子君和涓生了，他们的行为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对传统道德的叛逆越轨，于是他们在失去了经济来源后，又不得不各自回归铁屋般的旧家庭。铁屋子里的反叛者们注定是孤军作战的，然而更可悲的是，他们进攻时却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厮杀时看不到明确的对手。无论是狂人、夏瑜等革命者们，还是吕纬甫、魏连殳等读书人，他们既是清醒者，也是反叛者，但最终全都悄无声息地在巨大无形的铁屋子里被吞噬。
综观鲁迅的文本世界，铁屋子里的众多人物都具有冷漠、麻木、自私、愚昧的人格特征，但也不乏有清醒反抗的闪光个性。而最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鲁迅特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一种既“麻木”又“清醒”的双重人格。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白光》、《长明灯》和《孤独者》等文本中，主人公不是疯子、狂人，就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的“常态”麻木和“变态”清醒的行为，使得鲁迅文本里的叙述者也经常成为那个时代的边缘者。
同样，叙述者“王二”作为另一个时代的边缘者，也是个既“麻木”又“清醒，”的知识分子，他不停地游走在王小波的诸多文本世界里，并以其为中心连缀起不同的人物关系。王小波小说中的人物不多，主要有三种类别：第一类是施虐者，即专制主义的维护者，如军代表、团支部书记、表哥等；第二类是受虐者，即反抗者，如王二、李靖、秃头房客、李教授等知识分子；第三类既是施虐者又是受虐者，他们有的处于半觉醒期，如公寓员工“我”；有的仍处于麻木期，如庸俗的围观者。这种人物关系和鲁迅小说里的“吃人者和被吃者”人物关系有着非常明显的同构性，即本质上的奴役与被奴役关系。
王小波最大的成就，是在多篇作品中连续创造了一系列小说里的主人公“王二”形象。边缘人“王二”似乎是中国特定时代里的一个文化符号，他有不少二流子的痞气，既无正言也无正行，因此只能行走于社会边缘，在囚牢般的生活里试图反抗却又处处碰壁，最后还是不得不服从现状。
在《黄金时代》里，风流的二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与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活生生一副流氓相。这种痞相很难让人想象这是中国古代最具正气的“士”的后代。《我的阴阳两界》中的王二，小时候文静瘦弱，初到农村插队时，他妈愁得睡不着觉，生怕他吃不好还被人欺负。但是过了一年后，回来的王二却长了一脸络腮胡子，满嘴都是脏话。据说在乡下他还经常有鸡吃，母鸡见了他就两腿发软，昏倒在地，连被提走都不叫一声。对经历了这样一些大变故的一代人，他们怎么可能具有单纯的道德理想呢?王小波用幽默风趣的叙事笔调，塑造了“王二”这样黑色幽默的系列人物，从表层看，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从深层看，则反映了在“革命时期”—个拥有真理的知识分子反抗污浊人文环境的变相方式，是当代“狂人”、“阿Q”们在苦难生存困境中求取精神胜利的写照。 王小波笔下的王二们生长在恐怖和荒谬的时代，遭到种种不公正待遇，这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神圣感，同时也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或卑琐的心态，创造出了一种王二们所独有的反抗和超越的方式。在一个不理智的年代，面对狂热的极权信仰，他们不得不反叛前人的传统。王二们的痞子气，是他们绝望的、无可奈何的反抗，这种反常的存在形式，其实是对反叛者的一种掩护。虽然这种反叛令人觉得这群知识分子与他们先祖的形象大相径庭，然而这群人在反叛中却仍没有失去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人格魅力。可以说，王二是非理性专制世界里反抗集权专制、暴力奴役的理性自由主义者，他既有麻木者“阿Q”式的自嘲自虐、自我解构的姿态，又有反抗者“狂人”式的怀疑批判、重新建构的精神。在这种意思上，“王二”就是一个彻底觉醒了的“当代阿Q式狂人”，但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时代边缘人，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人格特征，并且都生存于同样的传统文化监禁中。
三、精神传承：“新千年文学”的伟大梦想
21世纪初期，每当我们回首20世纪时，都无法不深刻感到，鲁迅的时代，自是无人能与其比肩，鲁迅身后，其思想的精魂更是长时间得不到真正的传承。后鲁迅时代的文学虽然仍旧在关注和批判现实，然而却沉沦为一种政治性使命，沦落为话语的附庸。一旦这种唯一性话语霸权被冲破，中国文学却又陷于一味的怀疑、解构、颓废与虚无中而无力自拔。20世纪前期，鲁迅从“改造国民性”、“改良人生”和“立人”的高度严厉批判愚弱的国民性，批判觉醒者在失败之后意志的动摇、怀疑、绝望、自暴自弃、重归衰弱，以图催促国民劣根性的尽快毁灭和优良人格的快速新生。20世纪后期，由于物欲横流、信仰泯灭，以至浮躁肤浅、媚俗矫情、消费主义的写作大行其道，孤独、空虚、颓废、感伤的小资写作和青春文学成为一种时代病而广为流行。正如“新千年文学”发起者所言：“当代中国文学已经长久地迷失在历史的逻各斯话语中，不能切近人之本身。在20世纪中国，文学曾是复制生活、简单写实的文学，不是探寻存在、深度解蔽的文学；文学曾是先锋实验的、形式主义的艺术，不是生命诗意的、本真的艺术；文学也曾在郁达夫、沈从文等一些“更高级的人”那里深切地亲近过生命的存在，然而最终在失意中演变为沉沦、痛苦、放逐和逃避；当下的小资与青春感伤文学亦是一种重新在精神禁锢时代感知存在之烦的文学，然而它们并非中国文学的正途和出路，它们仍然仅仅是一种过渡，因为它们仍然陷入迷惘、虚无和感伤，仍然缺乏改造人生的强烈意志。”
从20世纪初鲁迅发出破毁铁屋子的“呐喊”，到20世纪末王小波从黑铁公寓的“出走”，“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已经渐行渐远。中国作家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始终是强大的传统裂缝中生长出来的“伟人的偶然”。“他们在以集体命名的社会里，只能以自我分裂或死亡而告终。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内，中国最优秀的文人往往选择一条表达痛苦、认同苦难的道路。这既是对历史湮没真相的愤怒和内心深刻的虚无，也是儒法专制文化对人的思想的无形束缚。”不必说龚定庵呕血而亡，曹雪芹的反抗止于“空色之辩”，苏曼珠、李叔同灿烂至极归于佛门，张爱玲看尽人世沧桑终归去，就连在《沉沦》中拼死反抗的郁达夫，最后也成为圆融和谐的《迟桂花》……。直至当代，刘震云还在《一地鸡毛》中温习生活对尊严的毁灭，余华在《活着》的喃喃自语中讲述着“卖血”的震惊。这是中国文化的伟大成就，还是内在精神的严重缺陷?那“一字化一泪，一泪化一血珠，能解者方有心酸之泪哭成此书”的评语，“难道就是中国文学最高的褒奖?那种玉石俱焚的偏激，抑或那种接近死亡的无欲望透明状态，难道就是中国文学深刻化的惟一出路?”
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所沉淀出的这种牺牲个性、等级专制的非理性文化特征，在根本上是和现代社会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相抵牾的。作为专制文化监狱里的反抗者，鲁迅、王小波都经历了中国历史的“褶皱期”，他们虽然冲出了文化思想的围城，追求自由，最终却又都被死神过早地捕获。这也许意味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铁屋子或黑铁公寓里，在文化专制力量面前，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批判力量是极其脆弱的。当这种专制文化走向极端成为一种非理性暴力文化后，中国文人自由主义批判精神的窒息夭折便成为一种必然，这是非理性文化中启蒙思想难逃的劫运。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在21世纪来临前夕，在日益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在当下消费主义日益弥漫膨胀的非文学时代，王小波却以其轻松快感的文本形式和深刻批判的文本内涵，果敢地延续了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在中国20世纪末期，文坛似乎没有任何人敢于像王小波那样大笑着继承鲁迅式的战斗，也似乎没有任何人能把鲁迅遗下的冻灭的火种重新点燃。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王小波用另一种诗意逃逸的方式延续了鲁迅式的伟大，承接了20世纪初中国文学独立自由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在21世纪多元文化兼容并包、互相影响的时代，尼采和福柯的思想将继续影响和引导中国文学向深度解蔽和精神游牧转型。值得幸庆的是，我们的时代终于出现了鲁迅和王小波的精神传人。作为新世纪的新一代文化觉醒者，他们提出了“新千年文学”口号，倡导并实践着“诗意、解蔽、冥思”的新千年文学精神，积极传承并高扬20世纪启蒙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姿态，永不停息地反抗规训和生存异化。解构逻各斯中心话语。从他们身上，我们隐约看见了“新千年文学”的伟大梦想：世界语境、民族大音、深度解蔽、重塑价值、精神游牧、诗意栖居。这个梦想必将引领我们在蒙昧的时代歌唱理性，在压抑的时代守望自由，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仰望星空，想象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