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8日，50岁的王雪红获得“年度华人经济领袖”奖，是唯一获选的女性。此前。她曾被《纽约时报》评为“全球科技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作为台湾最富有的女性、威盛和宏达两家重要技术公司的创办人、台湾已故大亨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自然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她一直尽量避免暴露在聚光灯下，这为她赢得了腼腆与神秘的名声。
从“钢琴家”到企业家
王雪红最初的理想是成为钢琴家。
15岁读高中时，她被父亲王永庆送到美国念书。随后进入加州柏克莱大学。那是上世纪70年代，“小留学生”还很少，当时全校只有她一个中国人。
刚上大学时，王雪红选择的专业是音乐系作曲组：“一开始，我花了很多精力去练习钢琴，我一直很喜欢古典音乐。”
仅仅学了3周她就改变了主意。“那时很困惑，我自己作曲，想很久才能写出一个句子。但别人嘣嘣嘣就出来了，”看看周围的同学，她忽然意识到：“大凡著名的音乐家都有两个共性，一是非常认真，二是很有天分，而我恰恰没有这个天分。”
和导师进行了一次长谈后，王雪红决定转到经济系。即便如此，喜欢文学的她还专门选修了英国比较文学。“小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海绵，总是在四处吸收东西。”
在王雪红眼里，柏克莱大学“非常自由”。“那里有许多古怪但十分有趣的人，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各个系里转，还常去听台湾作家白先勇的课”。
大学毕业后，王雪红加入二姐王雪龄创办的大众电脑公司，主要负责销售。为了多卖出些电脑，她“常常一个人拖个大桌子，租个展会摊位到处秀大众电脑”。
在这期间，王雪红经历了自己年轻的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有个西班牙人来买电脑，定单高达70多万美元。那时我刚毕业。突然接到这么大一个单子很兴奋，就开始进料、制造、供货。供完之后在对方没有付款的情况下，又再加货。”
后来，王雪红发现出了问题，“因为对方一直不付钱”。为了了解情况，王雪红亲自飞到西班牙，才发现对方其实根本没有建设好机制去卖。“我觉得他的状况是先囤积货物，然后慢慢地逼我们反过来去支持他”。
此时的王雪红觉得自己的人生全完了，“我要追讨的是70万美元，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我觉得姐姐、姐夫的公司都要被我拖垮了”。
为了追债，她在当地租下公寓，并请了保镖。“那真是两眼一抹黑，还要去打官司，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怜。”但是半年过去，她一分钱也没有要到，“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等待案件审理的大半年里，王雪红决定带着电脑去欧洲各地寻找机会，看有没有客户愿意买。“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很少有人会这么做。”
正是在这段时间，王雪红打开了大众电脑在欧洲的市场。“后来我认识到，困难是一个人成熟的机会。一个人要成功。就得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台湾女首富
1988年，王雪红在硅谷接触到一家做芯片的小公司，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她把母亲送的房子做抵押，向银行借款500万元。买下了硅谷的这家公司，这就是后来的威盛电子。
那个年代，台湾绝大多数厂商都在“求”代工订单，挣些加工费，“CPU、芯片组(Chipsct)都是从外面买来的”。王雪红并不想走这样一条路：“难道我就不能自己来做整个产业?”
1992年，她将威盛电子的业务重点锁定在芯片组。当时，因为业绩不错，在香港，王雪红受到了英特尔公司时任CEO安迪・葛鲁夫的“召见”。
会谈中。王雪红雄心勃勃地谈了自己的构想，葛鲁夫却十分严肃地说：“你不该做这个，英特尔对芯片组的挑战者会非常严厉。”王雪红吓了一跳：“本来，我是开开心心去的，因为我们业绩好。听完这句话，我真的有点震惊。”事实上，葛鲁夫那时已经在英特尔内部制定了芯片组的计划，所以才对王雪红发出警告。
回到台湾。王雪红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中国人在CPu上是有机会的。当时美国的芯片组发展很快，但早期带头研发的人却几乎全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她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可以把他们带回台湾。我才不管安迪・葛鲁夫怎么说呢。”
1999年威盛上市，并且迅速占据了全球70％的芯片组市场。很快。葛鲁夫发动了对威盛的全球诉讼。“刚开始，这场诉讼是8个国家的十几个官司一起打。”王雪红说。
“那时候，威盛每开发一款新品，英特尔都会站出来说，威盛叉侵权了；员工越来越感觉到英特尔无处不在，其努力往往因英特尔一句话化为乌有；客户也越来越对威盛失去信心，怕被英特尔起诉。说自己使用没有专利授权的产品。”
但王雪红不甘示弱，她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应对英特尔的诉讼攻势：“前前后后算下来，我在全球各个地方参加了一百多场听证会。”
抗争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烈的：威盛电子在全球芯片组市场的份额下降到不足30％，其股价也一路下跌，最严重时缩水60％。最终，英特尔没能赢得官司――双方和解，签署了互换专利的协议。
其间，1997年，王雪红创办了主营PDA、智能手机的宏达国际。“因为以前我总四处秀电脑，那时电脑都很大，从西班牙坐火车到德国，上上下下搬盒子，非常累。”于是她开始琢磨，如果有一个轻巧的物件，那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比如说这个产品叉能通电话、又能看看书。”
不过，由于产品过于超前，宏达一开始就陷入巨额亏损。最严重的时候，亏损额高达10亿台币(1人民币约等于4.8台币)。“所有的资本金都亏进去了。”但王雪红还是决定做下去，“威盛这边还有钱。我就继续给宏达注资。”
半年后，宏达果然活了过来，并逐步占领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在与英特尔纠结的年头里，王雪红遇见了比尔・盖茨。“那时，微软出了Windows CE，我们决定用这套系统来做PDA。”但一开始，微软看不上台湾小厂直到王雪红把宏达做的样品拿给比尔・盖茨，他才折服了。“他特别惊奇。我们怎么能做出他的概念?”
现在，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智能手机之中，六分之一是宏达国际制造的。此外。宏达还与Google联手推出G1手机。
如今，包括在台湾上市的威盛电子和宏达国际，王雪红旗下拥有30多个公司，覆盖了从芯片设计到终端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她也因此成为台湾女首富。
最像王永庆的孩子
1988年。王雪红开办自己公司肘“没有要父亲的一毛钱”。“因为我们都没有想过找父亲要钱”。“他也从来不给”。
王永庆家教严格是出了名的，“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被父亲扔到国外独自求学、生活。”王雪红说。
有趣的是，哥哥姐姐都是在英国读书，王雪红却在美国。“不是我选的，是爸爸把我扔过去的。”王雪红笑言。她解释说：“大姐王贵云大我11岁，二姐王雪龄大我9岁，哥哥王文洋大我7岁，等我念高中时，爸爸发现世界已经变化了"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中心，都开始从英国转到美国去了。所以，他觉得我应该去美国。”
“离开台湾我还是很高兴的”。王雪红承认自己“很爱自由”。王家是大家族，有其复杂之处，“但我感澍神。让我生在这个家庭，让我得到磨炼，面对很多事”。
当年，王永庆要求每个子女有家书才有生活费。儿女写信，还要报告花了哪些钱。“连买条牙膏也写上去”。
“虽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在我眼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王雪红坦言，自己受父亲的影响很深：王永庆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做毛巾操、写文章，王雪红则是每天5点半就起来长跑。几十年从不间断。“每当遇见挫折的丑寸候。我就想父亲会怎么做呢?会不会放弃?”
王永庆一生勤俭，“他喝咖啡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把奶精倒人咖啡后。一定会把些许咖啡倒进装奶精的小盒子，将残留奶精涮出来再倒入咖啡里”。
而身为台湾女首富的王雪红，用的笔记本价格不到5元，像小学生用的；座车则是开了好几年的丰田Camry。
王永庆的众多子女，皆有所成。王雪红和姐姐王雪龄、弟弟王文祥都先后步入商界，并成为各自领域内的翘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不过，王雪红是公认的“最像父亲的孩子”。美国硅谷的创业投资界普遍认为：“她的视野和眼光，不要说华人。就连在美国硅谷的科技界也很少见。”